杨支柱
我批判生育控制已经超过20年了，但把主要精力用来批判生育控制则是从2007年初叶廷芳先生率29名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提交废除独生子女政策的提案开始的，因为叶先生的举动让我看到了希望。最近我整理了自己批判生育控制的文稿，已定稿30万字，秦晖先生正在给我作序。书名就叫《下岗副教授谈“人口问题与生育权”》，如何？只是不知道何时能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
在这些文章中，我从方方面面阐述了自己对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看法，尽管其中许多观点并不是我独到的观察：
对生育实行政府控制的“资源有限论”在全球范围内都没有经验依据。许多资源远比我国紧张的国家比我国更富有，而发达国家或地区普遍担心的是人口下降。资源是不断发现的、可以替代的。资源也是可交换的和以货币来计价的，资源的价格相对于劳动的价格总体趋势是不断下降而非不断上涨的。不依赖自然资源的服务业和知识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是全球趋势。知识产品的可复制性使得它不会因为用的人多了而变得稀缺，只会因为用的人多而降低单位成本。
“人口增长无限论”同样没有事实依据。世界人口史已经表明人口发展是有规律的：人口高速增长仅仅是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低死亡率过渡中的一个短期现象，是由死亡率先于出生率下降引起的。人口高速增长不是因为生得太多而是因为死得太少，这本是应该庆幸的事！人口高速增长储备了丰富的劳动力，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前兆。而一旦经济高速增长成为工业国家，生育率就会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甚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需要鼓励生育。
“减少人口以增加人均财富”蔑视人的价值，鼓励孩子要求父母减少、杜绝“该死的”兄弟姐妹以增加自己可享用的财富，是反道德的。即使人的幸福感完全来自物质财富的占有量（这显然不是事实），也不能容忍这种不顾亲情、不择手段的“致富”方式。如果人们普遍接受了这种不道德的“人均财富”观念，那么自称“减少人口为国分忧”毒死众多孩子的农妇杜润琼就非但无罪反而有功，地震灾害更是无需救助——经济损失已经造成，救助伤残者和非生产者在经济上绝对是不合算的。
“减少人口以增加人均财富”在经济学上也没有依据，这不但因为人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通常一个人生产的价值比他消费的多，而且因为人口密集可以极大地节省公共设施的成本和私人间的交易成本。一国之内，制度差异、文化差异、人种差异相对较小甚至不存在，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发达，还是人口稀少的乡村发达？当然可以辩解说，不是人多了才发达，而是发达了才人多。但是根据“人均财富论”，人多了就会摊薄人均财富，因此在那些个人有迁徙自由的国家城乡之间将没有贫富差别。这是事实吗？
由于高性别比下有20％甚至更多的不婚、不育人口，这些没有孩子的人退休后同样需要劳动力供养，残疾人也需要劳动力供养，所以全社会的养老负担必然重于单个家庭的养老负担。如果单个家庭需要两个健康的孩子养老才不吃力，那么人们普遍生两个孩子就不够，必须有不少人生三个、四个才能把那些不生的、生一个的人增加的养老压力缓解下来。
社会需要多样性，有人不生，多数人生一、二、三个，有人生更多，才是正常的社会。人才的多样性与家庭结构的多样性肯定有关联，只是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都生两个孩子形成的家庭结构同质化社会其实也是很可怕的。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第三胎，孩子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家里度过的，只有生到第三胎他们才能在家里旁观同辈人之间的关系，丰富其情感生活。
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适当多生，父母更富有养育经验，孩子也有更多模仿和交流对象，有利于提高人口质量。无论从事何种职业，生产的第一件产品和提供的第一次服务肯定相对质量是较差的。培养孩子显然也是越往后越有经验。由于孩子的培养是个长期的过程，父母养育老二、老三增长的经验又可反过来提高老大的家庭教养。弟弟妹妹的存在本身也会培养老大的责任感。至于玩具和衣服共享所节省私人费用和避免幼儿园、学校大量倒闭浪费公共财富，反倒是相对次要的。
…………
如果我们能够不带计划生育意识形态灌输给我们的偏见去观察中国和世界，其实这些都不过是常识而已。
2012年6月4日
附录：杨支柱告网友
在我5月中下旬回湖南期间，学校已经决定让我回到法律系，但暂时不让讲课，为我专设了一个科研岗，让我申报课题。据说给我安排工作是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不让我靠批判计划生育和从事计生维权吃饭。6月4日，人事处通知我到法律系报到。我当然还会继续关注计划生育问题，那是我的使命，但不当饭碗用更好些。看来，短期内我是没有机会再“要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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