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关心黄晖
谢
泳
胡适一生交游甚广，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晚辈，他在晚年和人谈话时会常常提起，黄晖即是其中的一位。
1960年1月20日，胡适和胡颂平谈话：“先生今天谈起黄晖，说：黄晖是北平中国大学的学生，他曾到北大偷听我的课，但他毕业后写了一部《〈论衡〉校释》，算是很标准的著作。坏学校也出好学生。这个人现在不知去向，可能是去世了，也许跟刘叔雅在云南呢。”（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41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
1961年2月14日，胡适又和胡颂平说：“今天是阴历除夕，先生到钱思亮家去吃年夜饭。在车上，先生对胡颂平说：‘你如遇到赵叔诚，有两部书应该请商务再版的。一部是黄晖的《〈论衡〉校释》，算是一千年来注释《论衡》最好的一部书。另一部是汤用彤的《佛教史》第一册，是写汉魏两晋南北朝时代的佛教史，第二册写隋唐时代，此地还没有。如果商务害怕不敢出的话，我可以替他写一篇序，你告诉他。汤用彤在那边（指大陆），希望他不要被他们清算掉。”（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第3505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
后来台湾商务印书馆借胡适的书影印了这两部著作。胡适认为黄晖《〈论衡〉校释》是一千年来注释《论衡》“最好的一部书”，这个评价极为难得。可惜黄晖后来命运坎坷，很少为人提起了。胡适一直关心黄晖，是因为黄晖治学的趣味和路径，恰合胡适内心的标准。黄晖校释《论衡》与胡适对《水经注》的研究方法相通。当时黄晖把所有能找到的《论衡》刻本全部收罗齐备，这个习惯最为胡适欣赏。可能是对黄晖早年跟随刘文黄治学的经历印象太深，胡适知道刘文典在云南大学，以为黄晖也到云南去了。其实，黄晖1949年后没有到云南，而是到了西北大学。
据黄河《黄晖传略》叙述，黄晖（1909—1974），字政庵，安徽桐城人，早年曾就读国立中国大学。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北平读书时曾与胡适、刘文典时相过从，刘文典不仅在学问上帮助他，还在经济上关心他。当时胡适虽忙，但黄晖每访必见。黄晖在中国大学毕业后，先回安徽阜阳中学教高中国文，后在省教育厅和建设厅任职，期间常为《皖报》写稿。1948年在安庆围城期间，参加了民盟皖中工作委员会的地下工作。1950年，应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邀请，到西北大学任教，主要教授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等课程。当时湖南大学校长李达也请他到湖南大学任教。黄河在文章中谈到黄晖的命运时说：“长期凌辱，备受诬陷，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1974年8月遽尔谢世。死后所藏书籍和有关手稿都由遗属献交西北大学图书馆。”（操鹏主编《桐城近世名人传》续集第237页，安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1996年。）
黄晖《〈论衡〉校释》由胡适推荐，1938年曾在战时重庆出版，可惜黄晖在抗战后期才见到书。1954年，波兰汉学家来华访问，在北京图书馆发现《〈论衡〉校释》，用缩微方式影印一部。当时商务已同黄晖约议再版，但因政治运动迭来，以后就没有下文了，直到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新编诸子集成》时，才将此书收入，这时黄晖去世已十多年了。
（本文刊于2012年6月20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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