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埋地下的巨大乌木被四川彭州一农民发现，报道甫出，便关心这根神木的命运。今天从报道中得知事情告一段落，用南都的题目表述“政府夺走价值百万乌木奖励发现者7万元”，报道说：“昨日，彭州市国资办召集文管、林业、司法、水务、国土等部门，正式答复：乌木归国家，奖发现者7万元。”
乌木归国家，当地官方依据的是《民法通则》第79条：“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此法条本身就有很大的商榷余地，姑不论。当事人则援引《物权法》第49条：“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属国家所有。”言下之意，乌木作为野生植物资源，国家法律并无明文，不属国家所有。同时本着先占原则，乌木理应属于自己。
但，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物权法核心起草人梁慧星教授认为以上双方的理由都不恰当。他采用的是《物权法》第116条：“天然孳息，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由用益物权人取得。”该乌木既不属于化石、矿产，也不属于文物，法院判决时可类推为天然孳息。另外，村民在河道中发现乌木，河道属于国家所有，乌木就应由河道所有权人国家取得。
先不论我个人无以赞成当地官方依据的民法第79条，就梁教授物权法第116条，其理由是，河道属国家，因此河道里发现的乌木也就属于国家。我不太理解这种解释，按此逻辑，河道属国家，河道里打出来的鱼也属于国家吗。固然物权法第46条：“矿藏、水流、海域属于国家所有”，可是渔民出海打鱼，那鱼只能属于渔民自己啊。因此，我是这样理解物权法第116条的，天然孳息的乌木，尽管孳息于现在属于国家的河道（其实河道自古以来都属于大家而不属于国家）；但，根据该法条的后半部分，乌木恰恰可以解释为属于发现者而非国家。发现者现在就是一个用益物权人，这里的用益物权，是物权的一种，指的是非所有人对他人之物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据《南方周末》，该农民是在自家承包地发现这乌木的，从所有权角度，他不是这块地的主人，但是这块地作为物，其用益权在他这里。他既然发现了这块地里沉埋的乌木，那么，根据116条第二分句：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由用益物权人取得。因此，不是国家（所有权人），而是发现者（用益物权人）才有对乌木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而且该权利是排他的，哪怕这个“他”是国家。
如果不繁琐地引经据典，而是诉诸我的直觉，我想我会脱口而出：谁最先发现这乌木，它就属于谁。同样，据南都报道，此事件有近四万名网友参与调查，超过六成的人都认为，乌木应归发现者所有。既然有这么多人都人同此心，便应该追索这其中的道理。在我看来，17世纪洛克的学说，可以为我们的解释提供根据。
洛克谈所有权的形成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公式：自然+劳动。自然赐万物于人，人如欲将自然之物划归私有，必须在自然物上施加他的劳动。比如自然界有一棵橡树，它是公共的，正如它的果实也是公共的。如果有人摘下它的果实，或捡取落在地上的果实，因其摘与捡都是该人为果实付出的劳动，并且这劳动业已改变了果实原来的自然状态，因此他或她便获得了对于该果实而言的所有权。洛克举了一个例子：“虽然泉源的流水是人人有份的，但是谁能怀疑盛在水壶里的水是只属于汲水人的呢？”是的，“他的劳动把它从自然手里取了出来，从而把它拨归私用，而当它还在自然手里时，它是共有的，是同等地属于所有的人的。”
落实到这地里沉埋的乌木，它本是自然对于人类的馈赠。理论上这乌木可以属于天下所有的人，只看是谁发现了它，并为它付出劳动。既然是该农民发现了它，又挖掘了它，它“理应”归该农民所有，这本不应产生任何疑问。即使放在中国古代，哪怕是皇权社会，如果不是官府强取豪夺，该农民自然是乌木的所有人。这里所谓的“理应”，并非仅仅以上洛克所说的理，而是自然法。洛克不过是以他的语言对自然法做了一次恰当的表述，而且人世间所有的法律，其合法性最内在的依据，是也只能是自然法。凡是不依从自然法的立法，不过是人类理性的僭越。因此，本文开头所引有关法条（民法第79条），明显与自然法不合。国家没有发现这乌木，发现它的是农民；结果发现它的不是所有者，所有者却是与这乌木无关的彭州政府。因此，我很欣赏南都的报道题目，一个“夺”字，不但是文眼，而且道出了这起事件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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