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支柱
李建新教授画了一张人口长期变动的曲线图，几乎是两条水平线之间一个时间段非常短的陡坡。我们可以发现漫长的古代人口增加是非常缓慢的，只有近代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人口才进入高速增长的时期，但是最近二、三十年来世界上已经有大量的国家和地区进入人口低增长、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阶段，这些国家或地区不但包括了西欧、北美先发达国家，也包括了前苏联、东欧地区，还包括了文化传统跟中国大陆相同或相近的港澳台、新加坡、韩国和日本。人口大国印度的生育率三十年来也下降了一半。由于生育率的下降，人口根本不可能无限增长，后一条水平线代表人口未来变动趋势。这个曲线图本身就说明控制人口增长是不必要的。
为什么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和遥远的未来人口增长缓慢或零增长？因为避苦趋乐、及时行乐是人的本性，人类天性就不喜欢养过多的孩子。养孩子是为未来储蓄，是需要远见和毅力的。所以凡是能够长期生存下来的人种和文化都是鼓励生育的。世界各大宗教都反对堕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我国传统文化都鼓励生育。这种鼓励不仅仅是精神上的，也包括物质上的，只是古代的物质鼓励与现代的物质鼓励不同，不是依靠国家给与儿童福利，而是通过大家庭内部对养育负担重的小家庭的帮助：爷爷奶奶帮带孙子女，父母给分家儿子的“份地”适当考虑人口，或者干脆三世同堂、四世同堂吃大锅饭。受父权制约束的长子继承制也与鼓励生育有关，因为长子通常在弟弟还年幼的时候就已经成年，确保了不会因为夭折而无后，长期无后也成为废长立幼的一个充分理由。古代的高生育率还得益于避孕手段的缺乏。即便如此，由于高死亡率的缘故，古代人口增长并不快。
现代社会死亡率的下降使得生育较少的孩子就能确保后继有人，社会保障使得养育子女和养老的关系被淡化，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率的提高减少了妇女生、养孩子的时间，城市化导致的小家庭化使大家庭的辅助育幼功能丧失，避孕手段的发达使得意外生育基本可以避免，光这几个原因恐怕就足以将生育率打回世代更替水平。不育率的大幅上升使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世代更替需要一些额外的人口，享乐主义泛滥更使得人口世代更替岌岌可危。人类真正需要担心的是未来人口的不断萎缩。
仅仅是两条水平线之间的一个很短的过度阶段，由于死亡率先于和快于生育率下降，特别是婴幼儿死亡率快速大幅下降，才导致人口高速增长。在人口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生育率并不是上升的，而是下降的。人口高速增长不是因为生得太多，而是因为死得太少，特别是孩子死得太少。孩子死得少了，怎么就成了需要政府干预的坏事呢？应该庆幸啊！即使是经济上，劳动力生产少出废品（夭折）也是好事啊！事实上人口高速增长也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前兆，后者不过比前者晚20年左右。而经济高速增长一段时间后，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家庭结构的改变，由于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率的提高，由于社会保障的建立，特别是避孕技术的发达，生育率也就降低了，通常会降得过低，从而需要鼓励生育。
有人动辄将中国大陆人口在二十世纪后期大部分时间内的高速增长归因于所谓毛泽东鼓励生育，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毛泽东建政以后不但没有建立北欧、西欧、北美那样的儿童福利制度，连古代的鼓励生育机制——大家庭结构也被他彻底砸烂。低水平的乡村合作医疗制度和低质量的乡村小学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才有的，但是从1962年下半年开始，为了替大饥荒找块遮羞布，党国就已经埋怨人口过多了。1964年中共中央就已经做出了计划生育的决议，只是受医学水平的限制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没有立即实施，拖到1971年才试行，1973年才在全国范围地实施。事实上，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的人口增长率仅仅略高于世界人口平均增长率，还低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平均增长率。毛泽东时代台湾、韩国、西德的人口增长比大陆、朝鲜、东德更快，经济发展同样更快。
与西欧、北美为代表的先发达国家相比，后发达国家人口快速增长的这个过渡时期更短，往往只需用30－50年就走完西欧、北美花200年才走完的旅程。苏联、东欧地区是这样、日本、韩国和港澳台地区也是这样，这是由后发达国家和地区城市化过程与医学革命相重叠所决定的。过渡期缩短导致人口增长速度更快，引起人们对于人口增长过快的恐惧，但是这种恐惧现在已被证明完全是多余的：没有一个国家被过快的人口增长压垮，相反都在人口高速增长20年左右后迎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过渡期的缩短也很快展示了其负面效果，就是人口的快速老化，这才是需要认真应对的问题。中国大陆作为后发展地区，本来可以部分借鉴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教训，但是中国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用生育控制来进一步缩短这个过渡期，带来的结果就是未富先老，其灾难性后果已经无法避免，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也不过是亡羊补牢。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中国大陆的生育率已经降低到了1.18，2006年国家计生委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大陆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已经降低到了1.73，这两个数据都已经属于世界最低之列。2006年卫生部就承认中国大陆育龄夫妻的不育率已经达到10％－12.5％，现在可能接近发达国家了。再不停止计划生育，以后补牢就找不到羊种了。
人口问题并不是我的长项，但是昨晚何兵教授打电话给我，让我说话别太猛，别把这个论坛给砸了，所以我就不敢讲自己更擅长的计划生育引起的法律冲突和人权问题。我让大家失望了。不过我也给大家带来一点惊喜：我带来了两个人，一个是陕西镇坪来的邓吉元先生，一个是福建莆田来的吴良杰先生，他们的妻子都被强制引产了已经孕育七、八个月的胎儿。
2012年7月5日在中国政法大学第36期“葪门决策”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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