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语言是文化，也是智慧

作者：信力建 

在一般人心目中，语言就是一种交流工具——也就是所谓“形而下”的“器”：我可以用这种语言交流，也可以用那种语言交流，一点也不影响我的思想或情感。事实上，这种说法根本没有触及语言本质：语言是一种文化，也是智慧，更可以说语言跟思想密不可分，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形而上”的“道”：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语言变了，它的整个思想文化乃至制度风俗都会或快或慢地发生相应变化。

语言与文化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文化的特殊形式，它的特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是史前时期的产物，是人类无意识的创造——不完全等同于文化的创造性。其次，它既不属于主观世界，也不完全属于客观世界，具有介于二者之间的性质。最后，它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反映，是超时代、超政治、超观念的。从小文化角度来看，语言和文化是同步发生的，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语言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语言的丰富的发展。有了语言，人类就有了文化。语言是人类区别与动物的重要标志。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原始人与动物有许多相近之处，但是人产生了语言，动物却没有。原始人具有宗教、信仰、道德、习俗等属于文化范畴的东西，动物则不可能有。人类用语言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反过来影响了人类，促使人类走向更大的进步。自古以来人类社会积聚下来的文化遗产给语言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人类的语言是人类社会文化中的语言，它与人类社会、人类的文化有着许多密切的关系。

语言对文化的巨大作用，我们或许可以从词汇上看出来。原因是词汇对于社会生活最为敏感，许多文化凝聚于词汇。黄侃先生说一个字就等于一句话，意思是任何概念所包含的，实际是一个定义、一个判断。而定义、判断则是文化意识的结晶。当前中国的社会生活变化剧烈，因此在词汇上表现为新词新语的剧增。但是，这还不是语言对文化产生影响的最好例证，因为大量新词新语是暂时的，它可以构成对文化的一时冲击，多数不能对文化的整体，特别是人的观念产生影响，不见得能成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只有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生活的底层，经过历史的选择和淘汰、进入了民族基本词汇的语言事实，才是语言对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标志。

这一现象需要用历史上的事实加以说明。例如以梵文的翻译而引进的佛教在中国传播了近2000年，对中国思想文化制度风俗都有巨大的影响。东汉末年，佛教经典随着鸠摩罗什等佛法弘传者传人中国，翻译经典遂成为表达佛法思想的首要工作。由于中国与印度在文化、风俗等之间的差异性颇大，想要找到适当的对译词实非易事，译经师们本着对佛法义理的掌握及自己在文学上的素养，在字字句句中仔细推敲下，更冀望以最贴切的文字词汇来阐扬佛法真正的意蕴。因此，在佛典翻译的阶段中，不但使佛教的法身慧命得以绵延，同时也丰富了中国文化的词汇，更重要的是，它直接促使了中国人思维方式和价值概念的嬗变。

梁启超曾经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提到：“近日本人所编佛教大辞典，所收乃至三万五千余言。此语者非他，实汉晋迄唐八百年间，诸师所创造。加入吾国语系统中而变为新成分者也。夫语也者，所以表观念也，增加三万五千语……由此观之，则自译业勃兴后，我国语实质之扩大，其程度为何如者。”由此得知，佛典翻译及译经师们的努力，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及贡献是深远而丰厚的。具体说来，在对中国民众心理构成的规范方面，佛教初传中国，其传播的范围主要是在王室及主要权臣(如汉明帝之弟楚王刘英)，以及有文化的知识阶层，包括士大夫及其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的僧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为政府行为的王室佛教和表现为社会行为的士大夫佛教，与外来的佛教形成互动关系，推动了佛教得以扎根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同化过程，并同时共同推动了民间社会对信仰的理解，导致了具有极强生命力的民众佛教的兴起与发展。只要深入考察佛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重新认识佛教在中国的历史演变，不难发现，民众佛教是维持佛教在中国社会延续和弘传的真正基础。因为，民众佛教以渗入国人民俗之中的佛教，以及佛教的仪式、禁忌、节日等本身转化为民俗，规范了民众的心理构成，国人虽未形成全民信教的局面，但民俗影响所致，在封闭、滞粘的农业社会中，却具有全民性。近二十年来,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社会环境的日益宽松，佛教寺院恢复迅速，香客盈门，不少家庭供奉佛像，特别是香港设立佛教公众假期等等，均反映出佛教即使在现代高科技时代，仍然在民众中拥有广泛的信仰基础。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佛教对于民众生活(包括信教者和不信教者)的影响是广泛深入的。

基督教在中国的真正传播也与英语的流行相关。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要追溯到唐朝的大泰景教。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传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沿着丝绸之路来到唐朝首都长安，太宗派宰相房玄龄亲往郊外迎接，请进宫中详细询问教义，阿罗本呈上圣经、圣像，并说明传教目的，为了进一步了解其信仰，太宗让他到皇家藏书楼去翻译经典。三年后，太宗下诏准许景教在中国传播，命人在长安建造一座教堂，用于安顿景教教士。景教在中国200多年的发展，可是，因为没有与之配套的英语的流行，结果很快在其它宗教的打击下土崩瓦解，公元845年，唐朝皇帝武宗决定对佛教实行打击，同时，由于这时的唐朝政府以对外来文化失去了宽容，这样一来景教与其它外来宗教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据公元980年的一份文献记载，那时全中国只有一个景教徒，基督教从此在中国消失了几百年。此后虽然在元朝与明朝有所复兴，但也同样因为其载体——英语——在中国的式微，而不曾大范围传播。基督教在中国真正扎根是在鸦片战争前后，而其得以在华真正立足则是凭借着鸦片战争后签订的条约使得英语在华广泛流通。在这一时期，天主教各修会如耶稣会、奥斯丁会、多明我会、巴黎外方传教会、遣使会、圣母圣心会、圣言会等会的传教士相继来华，至19世纪末已在中国建成五大传教区、发展教徒达70多万人。基督教各传教差会如伦敦会、公理会、圣公会、浸礼会、长老会、归正会、美以美会、监理会、循道会、贵格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等亦先后来华传教，在中国各地建堂创会。到19世纪末，其来华传教士已达1500多人，发展信徒达8万多人。伴随着中西政治、经济上的冲突，中西思想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传教士在华办报、办学和办医等出版、慈善事业对中国近代教育、卫生、社会福利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曾产生过一定影响。

事实上，一种语言能够在世界范围流行并不仅仅因为它自身的发音词汇，而是取决于它所代表的文化观念和制度风俗。就以英语而言，现在世界上6成以上的信件是用英语书写的，5成以上的报纸杂志是英语的，英语同时也是与互联网接触最密切的语言，由于前期英国和后期美国的推动，英语已经名副其实称为国际性语言。英语的思维逻辑是英国留给殖民地的另外一样财富，这使得他们在全球化进程中，无须要花费大量的投入就可以马上交流，且是没有丝毫信息障碍的交流。这根本原因就在于英语不仅是一种语言，它还是一种文化，一种思维模式，一种更注重秩序和规则的思维模式。我们一直以来都没有把英语作为一种思维模式，甚至是一种文化来认真对待，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把英语等同于四则运算的数学、链式反应的物理、光合作用的生物等学科一样，当成是自然科学、工具去学习去掌握。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曾说：“就句子的结构而论，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而且，以英语为代表的基督新教，对经济发展，对社会和平——圣经里说的永久和平和公正秩序——起着促进作用。

正是语言的这一特性，所以语言理解就包含着文化理解，同时语言理解需要文化理解；语言理解的层次越高，文化理解也就越高，需要的文化理解也越高。一言以蔽之，语言不仅是“器”，更是“道”——《圣经?约翰福音》说得好：“太初有言，言与神同在，言就是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