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秦晖：我不在乎成为“左右公敌”

　　 秦晖以其惯常严整、锋利的逻辑，刀刻般论证了持守共同底线对中国改革、宪政转型成功的意义。秦晖的写作，还予以我们十分珍贵的馈赠：通过“问题无禁区，‘吵架’有底线”原则，再次展示了思想的力量。

　　 【致敬词】

　　 社会转型前夜，往往是“主义”纷争的时候。不怕主义之争，怕不知所争为何，更怕围绕伪问题争论到最后。秦晖《共同的底线》，剑锋所指，首先就是充斥着假问题、伪争论这一令人尴尬的现象。

　　 在基本人权和社会保障都尚待增强的情况下，亟待建立的是“治权民授、权责对应”机制，是“左派”要更多自由，“右派”要更多福利，是走出超经济、超政治、超权利强制时代，而不是在限制抑或扩大政府权力问题上转圈——这应是纷争各方持守的“共同底线”。

　　 秦晖以其惯常严整、锋利的逻辑，刀刻般论证了持守共同底线对中国改革、宪政转型成功的意义。秦晖的写作，还予以我们十分珍贵的馈赠：通过“问题无禁区，‘吵架’有底线”原则，再次展示了思想的力量。

　　 我们把这一奖项授给秦晖，以表彰作为知识人直面真实问题的情怀，求道说理的学术精神，以及不惧亮明观点、善于争论的战士风范。同时，对作者带给我们的酣畅淋漓的阅读享受，表示由衷谢意！

　　 （by 刘苏里）

　　 这本书 共同的底线是“应然”的

　　 这本书收集的文章最早是1996年写的《“制度创新”还是制度复旧》，最晚是2003年写的《权力、责任与宪政》，虽然结集时有些文章小有增补，但基本上还是十年乃至十几年前的旧作了。以前曾两次结集都因故作罢，这次过了这么多年终于出版，当然首先是由于我相信这些文章涉及的问题并未过时，仍有出版价值，但是出版后却能如此受欢迎，还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有位评论者说：这些旧作新集，而仍能受到如此关注，这是秦晖的幸运，却不是中国的幸运，因为这说明这十多年来我们在解决这些关系社会前途的重大问题上进展甚微。这一评论对不对？我不知道。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但“越维越不稳”之忧却挥之不去，我想这不能仅仅归咎于像亨廷顿说的“知识分子的理想总是不能满足”吧。

　　 近年来人们经常讨论“共识”，有人问你这“共同的底线”是否就是“共识”？我回答是有联系，但也有不同。“共识”主要是操作层面的东西，有“团结大多数”的意思，很多“共识”是妥协、折中的结果，“左派”也赞成，“右派”也赞成，才是成功的“共识”，如果“左右”都反对，这“共识”就算是失败了。正因为这种意义上的“共识”主要是策略上的考虑，所以它不一定要求学理上的逻辑严谨。我当然也希望寻求这种“共识”，所以2013年我和一些朋友发起搞了个叫做“牛津共识”的文本，今后也会有这方面的努力。不过“共同的底线”则是另一回事，它不是策略上的考虑，而主要是从学理上讨论现代文明中无论左右“主义”、中西“文化”都应该承认的一些共同原则，这些原则是内在于这些不同的“主义”与“文化”的，并非妥协、让步的结果。比如你主张一个责任大权力也大的政府，我主张一个权力小责任也小的政府，但我们要的都是“权责对应”的契约性政府，我们都不能接受那种权力大到不受制约、责任小得不可追问的政府，这就是“共同的底线”。显然这是“应然”的。左右中西都会有人赞成，但左右中西也都会有人反对，比如希特勒那样的“右派”和波尔布特那样的“左派”就都会反对。但我要的是学理上逻辑严谨，它可能使我在一些场合成为“左右公友”，在另一些场合成为“左右公敌”，但作为学者不应在乎这些。

　　 这一年

　　 中国“气候”千变万化

　　 2013年以来中国的“气候”真是千变万化：上半年春天不像春天，气氛好紧张，到了11月，秋天倒像是春天了。尤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文公布，60条“要改”几乎面面俱到，除了宽松人心以外还激发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以至于11月以后不仅官方的文宣活动、连海外的评论和国内民间的“思想界”都几乎被对《决定》的解读所主导。我当然希望“全面深化改革”能带来更多的学术自由和思想探索。

　　 前面说过，2013年我和一些朋友发起搞了个“牛津共识”文本，这与本书并无直接关系。我们这些当事者虽然常常被归类为分别来自左右“主义”、中西“文化”，但至少我并没有被授权代表别人，更不用说代表什么主义和文化，那个文本也只是一些大实话，所谓卑之无甚高论。但是我和朋友们希望它成为一个开始，这些大实话是我们的“公约数”，但我想还远不是“最大公约数”，我们还应该继续寻找更大的公约数，直到它“最大”化，而这就与我这本书讲的“共同的底线”有关系了。共同的底线是“应然”的，我们已经形成的共识是实然的，我希望推动实然向应然发展。

　　 这代人

　　 我只代表自己

　　 我只能代表自己，不能代表别人，也未必有归纳我们这“一代人”的资格。但有人说，我们这一代很多人是“一懂事，就挨饿；一上学，就停课；一毕业，就下乡；回了城，没工作；结婚晚，三十多；生孩子，就一个；工作了，就改革；要下岗，又该我；生活费，两百多；这样的日子没法过。”相比之下我应该是幸运者了。当然那是在“国家不幸诗家幸”的类似意义上。我是“文革”后恢复研究生第一届考上的，之前就读的是“早稻田大学”（农村知青），这种经历使我们特别理解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而我读研和工作又赶上20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九十年代的经济大潮和至今仍在继续的成就巨大、问题也丛生的改革和社会转型。我的思想资源和社会经历在我的书中都会留下痕迹。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