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传媒 | 十年前我挑战美国学生，后来我当时的认知被挑战了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演讲，引发了舆论场的多个讨论，包括小粉红的崛起、贩卖民族主义的媒体，以及中国留学生应该如何“不卑不亢”的谈论中国的问题。我大概只想分享一个十年前的故事，回忆一下一个与现在有点不一样的时代。

十年前

大概在十年前，我参加海上学府一个学期的学习。邮轮从美国西岸出发，绕地球一圈，结束在美国东岸。我们一半的时间在船上修课程，一半的时间在不同国家的陆上旅游，学分可以转回原来的大学。

船上可选修的课有几十门，但船上700多名学生必修的一门课叫做“环球学习”，这是介绍沿途停靠十几个国家地区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的基础课。美国的学术主办方会尝试在船每次停靠之前，请这个地区的一两个大学生上船航行一站，而且在环球学习这门课上，做一次关于他们家乡的分享。但偏偏主办方没有找到中国大陆的学生，我作为船上唯一的大陆人，大概是责无旁贷的自荐了。

对于中国知识几乎空白的美国学生来说，船上的课程设置已经足够了，尤其是国际语境中的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这门课上，教授把中国放在总统制和议会制的部分之外来讲，并强调学理上它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船驶近中国时，船上的电影频道在重复播放着一部叫《坦克人》的纪录片。

那年，《胡锡进论复杂中国》还没出版。我希望给同学们讲述一个苦大仇深叙事之外的复杂中国时，并没有当小粉红的心理包袱。船上没有其他大陆人，我也不用害怕一些公开演讲的技巧，是否会被演绎成辱华。嗯，“小粉红”这个名词还没出现。

当时中国能看到美国脱口秀节目的渠道不多，Late Show With David Letterman 是能看到的其中一个。我在分享中剽窃了当中一些技巧，希望开些能说明问题的玩笑：“在美国你们有批评总统的自由。在我老家中国也一样，你同样可以随时在公开场合破口大骂：见鬼去吧，布什！”

当然，用现在小粉红的逻辑来说，这种脱离不了低级趣味的玩笑只是在迎合美国听众。一方面，加入他们嘲笑一个输了普选票仍能当选的总统，但同时，也放大着“美国人天天在街边小报上看到的中国”，暗示中国不能随便批评领导人，没有言论自由，用心何其毒也。

但分享中我尝试从更多的维度去谈论中国的多元，比如中国的意识形态其实只停留在口号层面上，共产党员不相信共产主义是常态，入党更多是出于个人发展的考虑，而不是消灭私有制的远大理想。独立思考的中国人非常多，宣传工程的效果其实并不理想，甚至对党员来说。我还下意识提醒自己，不断的用到“共产”这个词保持美国听众们的注意力。

我甚至把仅有的讽刺技巧，用在最愚蠢的刻板印象上，来证明中国的复杂多元。比如说中国人吃狗肉并没有那么普遍，就正如当时在陷入斗狗丑闻的美式足球运动员 Michael Vick 喜欢的斗狗运动，在美国并不受欢迎一样。

大家在分享后的反应，使我至今仍相信美国的听众是最容易满足的。他们大部分人觉得，这是一场有信息量的脱口秀。

我很快成了船上唯一的中国专家，解答一切与 Middle Kingdom 相关的疑惑。在靠岸中国之前，我帮了教授用中文写“我有糖尿病，我需要胰岛素”的应急纸条，以及向一个忧心忡忡的日本女学生解释，中国民间仇日烈度很低，毋须担心。我也告诉另外一个同学，中国基督徒基本不会仅仅因为参加地下教会而被抓。

记得我自荐去作分享的时候，船上的教务主任握着我的手说：“当然了。挑战他们（美国学生）。”但几年后，我觉得受到挑战的，是自己当时的认知。

在我们当时登陆的港口青岛，2012年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高举国旗的示威者放火烧了一家丰田汽车店。或许基督徒依然不会仅仅因为参加地下教会而被捕，但必须配合对十字架的“依法拆除”，即使你是参加政府允许的爱国教会。

回国之后

回国之后，我参与了在校园里面的几次分享会，讲者有的时候是我一个，有的时候是几个人，但听众规模都在百人以上，领导也在场。当时有在座的学弟问道，如果在国外遇到反华势力我会怎样，我像个三好学生一样背诵了一句名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会用生命捍卫你说话的权力。”

实际上我做得不止如此，我有时会把反华势力照片，包括封面就开始丑化伟人形象的课外读本，拍下来传到博客上，配上一段中性的图说。学院曾一度把这个博客的链接放在官方网站首页上，我想，也客观上增加了这些言论的传播效率，同时使我心术不正的形象深入人心。

一个和我臭味相投的学妹去美国交流时，还特地给我寄来一张正面是达赖喇嘛大头照的明信片。明信片顺利到达，我和她也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我甚至在申请本科学校给我到境外深造的奖学金时，如实的表达了政治立场。在面对应该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问题时，我的回答却是：”It is my desire, if not my duty, to make China a more democratic country.”

这个鲁莽的回答之后，我竟然还能拿到这笔奖学金。

但我当时全然不知，我之后参加海上学府的学生，曾有被要求签署一份文件，承诺不在境外谈论政治。毕业时一些拿到境外学校录取通知的同学，会被有关部门约谈，希望他们到境外的学生会中收集信息。

其他的就是历史了。

从我回国到毕业之间，我们看到2008年西藏拉萨的3．14事件、奥运会开幕式上假唱的小女孩、三聚氰胺毒奶粉、汶川的倒塌的校舍，和2009年的新疆暴力冲突。

中国网络封锁了脸书、国内的社交网络“饭否”，国家的管治完成了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形容的从软威权主义到硬威权主义的转型，离南巡前六四后的中国仅一步之遥。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威权只能形容民主化之前的台湾或者韩国，而绝不是现在的中国。再过几年，连我在这个转型期间常读的《纽约时报》英文网站，也被封了。

我的母校已停止派遣学生去海上学府，但几年后，仍被巡视组告知必须更严格审查境外交流项目。2016年，四个维权人士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成，部分罪状是因为私下表达过推动中国民主化的愿望。

2017年，一个在马里兰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因为在毕业演讲中说自己的身体无法承受中国的空气，以及热爱在美国的表达自由之后，公开道歉了。

（西蒙，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