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化研究 |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农村留守女性生命史

来源《求索》2020年第1期

23岁的小阳曾经是一名留守女童，在上小学五年级时，父母双双外出务工，她便开始了一个人的留守生活，直到初中毕业。如今，小阳因怀孕在家待产，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她又成了一位留守妇女。谈及日后的打算，因为儿时的留守经历，小阳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所以想自己带孩子，小阳的丈夫也希望她安心在家带孩子。这就意味着她为了照顾孩子而需要持续留守妇女的生活。

55岁顾红已经有着多年的留守经历。丈夫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外出务工，她则在留守在家照料三个上学的儿子和70多岁的老人，同时耕种着家里的三亩田地。21世纪初，三个孩子相继长大，老人也离世了，家里的三亩土地再也留不住她。顾红果断放弃了留守生活，跟着丈夫外出务工。2010年，为了照顾怀孕的儿媳，顾红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在城市的工作，再次返乡。孙子出生六个月后，儿媳返城打工，顾红则承担起了照顾孙辈的全部任务。从此，她又以“留守奶奶”的身份开始了新的留守生活。

随着乡城劳动力流动的不断推进，像小阳和顾红这样，在不同的生命周期连续遭遇留守生活，已成为农村留守女性的“新常态”。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没有让她们摆脱被留守的命运，反而推动了她们随着个体生命周期的变化从一种留守生活向另一种留守生活迈进。随着时间的流逝，孩童时被外出务工的父母留在农村的留守女童长大成家后成为了留守妇女;青壮年时期被外出打工的丈夫留下的留守妇女步入老年后，又被子女留下，成为继续坚守阵地留守老人。

自21世纪初，我国农村的三留守群体相继进入公众视野，社会性别一直是研究农村留守人口的重要分析维度。周全德[1]研究指出，在以传统性别意识为主导的文化氛围中，留守女童在精神心理发育、日常安全保护等方面比“留守男童”更易出现问题;李桂燕[2]则进一步指出，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策略、教育资源的占有等方面，留守女童和留守男童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蒋美华、周垚[3]认为，“丈夫外出，妻子留守”家庭生计模式组合其实是两性在社会经济和家庭生活中不平等关系一种延伸;霍红梅[4]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指出，农村社会广泛存在的性别歧视，使得留守妇女在获取农业生产要素、调动社会资源等方面处于劣势，从而限制了她们的生产能力;左冬梅、李树茁[5]的研究发现，与留守男性老人相比，留守女性老人从外出子女处获得的经济支持相对要少，但获得的生活照料则相对更多。总的来说，从性别敏感的视角来观察流动与留守背景下的中国农村社会，不论是儿童、妇女、老人中的哪一个留守女性群体，都在承受着传统社会性别规范和农村社会商品化的双重压力[6]4。但具体而言，现有相关研究大都关注的只是某一个留守群体中的女性，故而无法从整体上把握整个农村留守女性的社会角色与作用。本研究将结合三个不同留守群体中的女性，具体分析不同生命周期中的农村留守女性的生活境遇，同时以历时性的动态视角，贯穿其整个生命历程，探讨她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与承担的社会责任。

本文主要使用的调研材料来源于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留守人口研究团队2013年的“留守人口的性别排斥和性别不平等”研究和2016年的“农村留守人口社会保障状况”研究。其中，2013年“留守人口的性别排斥和性别不平等”研究采用问卷、关键知情人访谈、小组访谈等方式，对河南省的10个村庄相关县、乡、村干部、留守妇女、留守丈夫、非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等多元主体进行了调查，共完成135份留守妇女调查问卷，69份留守妇女深度访谈和35份留守老人深度访谈。2016年“农村留守人口社会保障状况”研究包括问卷调查和实地调查两个部分。问卷抽样调查了全国29个省份1 294个村庄的2 885个留守老人家庭;实地调查在河南、江西、贵州和四川4省的6个村庄展开，分别对“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三个群体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实地研究。实地调查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对相关县、乡、村干部、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监护人、留守妇女、留守老人以及其他关键知情人进行深度访谈，共收集55个留守儿童案例，27个留守儿童监护人案例，80个留守妇女案例、81个留守老人案例以及120多个与三个留守群体相关的其他关键知情人访谈案例。本文中使用的所有人名、地名皆为化名。

性别不平等的历史文化沉淀强化着人们对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影响着人们决策选择，同时也在不断再生产着社会生活中新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而处于整个社会分层与性别分化交互作用漩涡中心的农村“留守女童”将成为新一轮被社会边缘化的女性群体[1]。首先，相对于男童来说，农村女童更容易被父母留在家中;其次，由于农村社会对女性角色分工的期待，留守女童在家还需要承担比留守男童更多的家务劳动、照料责任，甚至生产劳动;另外，由于缺少父母和其他群体足够的监护，留守女童还有着特殊的安全隐患与危机———遭遇性侵。在亲情和监管双重缺失的情况下，留守女童孤独而坚强地活出自己的“草样年华”[7]。

在实地的农村调研中，16岁以上(义务教育阶段之后)常住农村的年轻女孩往往很难找到，可那些16岁以下的女孩子却似乎比其同龄的男孩子更为常见。这种现象并不是生育上的自然性别选择，而是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农村外出务工者“留女不留男”的人为性选择[1]。全国妇联2013年5月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共6 102.55万，其中男孩占54.08%，女孩占45.92%。虽然从总数上看留守女童的实际人数少于男童，但这是因为我国儿童总体上就是男性多于女性。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y,CFPS)2010年的基线调查数据，我国0～15周岁的农村儿童中，男女所占比例分别为54.9%和45.1%[8]4。结合两次数据可知，农村不同性别的儿童的留守概率在总体上相差无几，但比较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在不同年龄段的性别比变化(见图1)可以发现:从进入幼儿园起到义务教育阶段(4～15岁期间)，流动儿童中男孩比例始终高于农村留守儿童中男孩比例;到15岁接受完义务教育后，流动儿童中女孩的比例迅速提高。这一比例变化说明，流动人口在选择携带子女一起外出时存在性别偏好，即在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父母会更倾向于把男孩带到城里，而把女孩留在家里。

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不仅改变了农村家庭的人口结构，同时也改变了农村家庭的劳动分工格局。青壮年家长的外出带走了农村家庭的核心劳动力，作为家庭后备力量的留守儿童，不得不提前加入了家庭劳动力行列。特别是留守女童，一旦具有相应的劳动能力，她们便开始密集地参与家庭再生产劳动。因为在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中，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家务劳动早已被性别化为“女性职责”，所以在父母外出之后，原本由母亲承担的家务劳动便被理所当然地转移到留守女童身上。有研究甚至指出，留守女童还被要求参与农业生产等家庭生产活动，而留守男童却常被放任懒惰和游戏[10]。

此外，一部分留守女童，特别是大龄留守女童，在自己监护缺失的情况下还要为年迈或是生病的监护人提供可能的逆向照料。在2016年的问卷调查中，祖辈监护的留守儿童比例高达93.3%，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留守儿童随祖父母居住在一起。一旦作为监护人的高龄祖辈出现健康问题，如生病住院，生活不能自理时，大龄留守女童则首当其冲地要承担起照顾监护人的责任，洗衣做饭、买药守护等。与此同时，部分留守女童还需要照顾同时留守的同辈群体———哥哥或是弟弟妹妹。被媒体称为“最坚强的留守女孩”李阿作，由于父母的外出，年仅9岁的她学会了做饭、洗衣、喂鸡、喂猪、拾柴火，还要照顾3岁的弟弟和上小学的哥哥，用自己柔弱的身躯支撑起一个残缺的家1。贵州省古江县同村的小悦(10岁)是一名从2岁开始父母就双双外出而由爷爷监护的留守女童。现今，小悦和4岁的弟弟跟着爷爷在老家生活。小悦六七岁时就学会了做一些简单的家务，现在还学会了炒菜，但她平时最主要的工作是照顾弟弟。弟弟爱哭，而且一哭鼻子就尿裤子，“给弟弟换裤子都成了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了”。不过，最让她烦心的是，弟弟看见什么都想要，有时看到电视广告里的东西，也吵着要，以致她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应付。为此她说，“照顾弟弟主要就是心累”。如果说沉重的家务劳动对留守女童来说只是一种体力负担的话，那么对监护人和同辈群体的照料则足以让其身心俱疲，她们小小的身躯不仅承担着父母外出后生活的负重，更承受着生活、照料带来的精神压力，一份原本不属于她们这个年龄所应该承担的重负和压力。

近年来，关于农村留守儿童被烧伤、殴打、拐卖、溺亡等安全事故的新闻屡见报端。而农村留守女童除了面临和其他留守儿童相同的安全问题之外，还有特殊的困扰与危机———遭遇性侵。一方面，正处青春期的留守女童，由于父母的缺位导致其家庭性教育缺失;另一方面，在农村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人们都认为和儿童讲解性知识是尴尬而难以启齿的事，因此不管是监护人还是社区组织，甚至是学校，都缺乏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性教育以及相关的性安全保护，以致留守女童在缺乏监护人有效保护的同时，自身也缺乏应有的性安全防护意识[11]。另外，犯罪者多为留守女童所熟悉的邻居、亲戚、老师或是同学，对受害人的家庭情况较为熟悉，这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留守女童的心理防线，也降低了留守监护人的警戒之心。同时，农村的地理环境复杂，特别是偏远的山区农村，地形曲折、人烟稀少，给犯罪分子提供了一个很隐蔽的场所[12]。而且，农村地区光棍现象突出，成为留守女童安全的潜在隐患。在实地调研中，河南省廖原县平楼村的大龄留守女童小莉向我们讲述了她的遭遇:

从更大范围看，留守女童遭遇性侵害的悲剧在全国各地接连发生。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2016年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4岁以下)案件433起，受害人778人，其中女童719人，占92.42%;受害者为农村(乡镇及以下)儿童的有329起，占比75.98%2。河南省淅川县检察院对2005年以来所办理的62起强奸、猥亵儿童案件统计，针对留守女童的性侵犯案件共21起，占34%[13]。据广东妇联发布的《女童遭受性侵害情况的调研报告》显示，化州市发生的此类案件被害人中，本地农村留守女童占94%3。这一个个案例和一串串数字，给我们的社会一次又一次地敲着警钟，可悲剧却一直在持续。留守女童也是祖国的未来，然而在这个流动时代，谁来呵护留守未来?

近年来随着乡城劳动力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深化，已婚劳动力中，夫妻双方同时外出成为主流，只有那些因为其承担的哺育子女和照料老人等家庭再生产角色无人替代的妇女不得不选择留守[6]36。尽管农村留守妇女数量不断减少，但这些不得不留守的农村妇女依旧在传统性别规范和父权制结构性力量的制约下举步维艰: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打破了农村“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传统分工模式，“内外兼修”成为留守妇女的生活日常;缘于丈夫外出而逐渐向留守妇女转移的家庭决策权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妇女的家庭地位，但同时也是一种潜在的精神压力;丈夫的长期缺位带来夫妻双方长期的空间分离，不仅使得许多婚姻功能无法实现，同时也在威胁着她们婚姻的稳定。白天阡陌独舞，晚上独守空房，留守妇女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坚守。

丈夫外出后，一方面留守妇女的性别角色向外扩展了，另一方面她们原有的性别角色内容被进一步强化[6]84，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内部分工被打破，对外从事生产经营、维系人际关系，对内侍奉双亲、抚育子女的双重责任同时加之于留守妇女身上，“内外兼修”成为了每一个留守妇女日常生活的必备技能。

首先，丈夫外出后，那些原本由丈夫承担的“对外工作”全部转移到留守妇女的肩上，而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则首当其冲，成了压在留守妇女心头的“三座山”之一[14]，极大地加重了农村女性的劳动负担。同时，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使得农村社区原有的换工互助失去了核心行动主体，以货币交易为基础的农业雇工逐渐兴起，进一步挤压了留守妇女社区互助的空间。为了节省农业生产成本，留守妇女要尽可能地减少农业雇工，就只能用自己柔弱的双肩扛起所有原本由家庭男性劳动力承担的肩挑背扛的体力活。以致有留守妇女说，“每天眼睛一睁，忙到熄灯，身体严重透支”[15]。尽管各种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在农村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留守妇女的劳动强度，可一些年龄较大或者是文化水平较低的留守妇女，因为学不会一些现代化的技术，而身陷有机器不会用只能强化体力上“自我剥削”的尴尬的场景。

其次，那些在传统分工中就属于女性的任务在丈夫外出后带给留守妇女的负担也明显加重。在一个完整的家庭中，丈夫在一些细碎的家务事情上，多少能起到一定的帮衬作用。特别是在那些需要一定体力的家务活动中，如砍柴、挑水等，这种帮扶作用更为重要。但丈夫外出后，他们在这些事务上辅助性的角色完全消失，家务劳动、赡养老人、照顾孩子事事都需留守妇女亲力亲为。此外，近些年随着国家教育政策的调整和农村家庭教育期望提升，大量农村学生进入城镇学校就读，由此催生出了陪读妈妈群体[16]。一些陪读妈妈在随迁到城镇陪读照料孩子的同时还要顾及留在农村家庭的老人，她们在“离乡照料”和“在乡照料”两种照料模式中来回切换角色，成为了流动的留守妇女，加剧了农村家庭离散化的程度，也进一步加重了留守妇女的照料负担。

丈夫在家庭事务中的长期缺席使得女性在家庭生产和再生产方面的贡献显性化，强化了她们的自主决策权[17]，也为她们创造了新的能动空间[18]，但这依然是一种“缺席领导权”[19]，即这种家庭决策权只有在丈夫缺席的情况下才成为可能，一旦丈夫回家，这些权力依然会理所当然地回到丈夫手中。2013年在河南省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家庭事务决策权的变化中，丈夫外出后女性的决策权上升幅度明显且以女性为主要决策者的领域是农业生产、子女教育和家庭收入管理。在性别角色分工引发的家庭权力分配变化中，农村留守妇女作为“临时户主”，在家庭事务决策方面确实获取了一定的空间和权力，但同时也为此承受着沉重的劳动负担和精神压力。比如，在丈夫完全缺位的情况下，留守妇女不仅要独自承担对子女在衣食住行方面的看护，还要全权负责对子女学习上的辅导以及道德上的引导。但是，一方面因为留守妇女有着沉重的劳务负担，她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教育孩子;另一方面，很多留守妇女的文化程度都不高，可能没有能力有效理辅导子女的学习。由此给留守妇女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果孩子教不好，将全是她们的过错。

河南省红原县东沙镇留守妇女余英，36岁，丈夫在外打工，自己在家照顾两个孩子。2010年时，余英在家开始修建新房子。那时丈夫在外打工未归，余英既要打理修建房子的事，还要照看不到2岁的小女儿，以致无暇顾及7岁的儿子。一天下午，儿子独自在屋外的马路边玩耍时，被一辆飞驰而来的摩托车撞到，一头栽倒在地。因为没受伤，又害怕被责怪，儿子回家后也不敢告诉她。两天后，儿子突然说头疼。余英这才发现儿子头上肿了一个大包，并得知儿子两天前被撞的事，顿时吓出一身冷汗。余英火急火燎带儿子上医院检查确认其无恙后，心里才稍微安心一点，可事后想起此事依旧心有余悸。

河南省红原县东沙镇留守妇女苏梅，35岁，丈夫在外省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打工，自己在家照顾两个儿子，大儿子10岁，小儿子4岁。苏梅说她留在家里就是为了培养两个孩子，可两个孩子都不让她省心。现在小儿子还没上学，需要时时刻刻看护，大儿子上学了，又要天天督促他学习。刚开始的时候，大儿子遇到不会做的题目，还会让她教。可有时讲了两三遍后大儿子还不明白，苏梅就很生气。“现在，老大在写作业的时候，看见我就把作业给遮起来不让我看;我要是生气骂他，他就双手捂着耳朵不听，弄得我又好气又好笑。”苏梅还说自己文化也不高，等到儿子上高年级了，她连儿子的书本内容都看不懂，更别说辅导了。为此她担忧地表示，“万一他们日后不学好，老公一定会怪我的。想到这些，晚上连觉都睡不着了。”

婚姻是家庭的基础，是家庭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农村劳动力的家庭拆分型外出，带来夫妻二人长期的两地分居。所以，留守妇女的夫妻关系、婚姻生活是非常态的，她们不能与丈夫亲密无间地长相厮守，只能过着“牛郎织女”式的分居生活。在每日繁重的生产劳动和沉重的生活责任之外，相伴留守妇女的是一个冷冰冰的被窝和一颗空落落的心。

根据2013年在河南省的问卷调查，22.1%的留守妇女4～6个月与丈夫见面一次;51.5%的留守妇女每10～12个月与丈夫见面一次;甚至还有6.6%的人要一年以上才能与丈夫见面一次。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留守妇女一年内仅能与丈夫“鹊桥相会”一次。虽然电话、短信等现代化通讯技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夫妻分离的距离感，但这样的远程沟通与互动又岂能替代夫妻之间的相思相守，满足留守妇女和丈夫的情感需求呢?特别是作为婚姻关系基础和纽带的性，也被空间距离所剥夺[20]。如果说，在城市打工、远离家庭的男性还能依靠“临时夫妻”或出轨来满足自己的生理和心理需求，那么，身在农村、深受传统道德规范规训的留守妇女的境况则不容乐观[6]65。一方面，留守妇女与丈夫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减少了夫妻了解彼此生活场域的机会，长时间的分离导致彼此精神上和生活上的相互扶持日渐缺乏，责任而非情感成为婚姻关系的重心。一旦丈夫不再对家庭负责或公开出轨，割舍不下的孩子和较差的经济独立能力都会让留守妇女在婚姻背叛中处于更加被动的境地。另一方面，农村留守妇女在失去丈夫保护的情况下，更容易遭受人身与财产安全上的侵害，甚至还要在自身遭遇性压抑的同时提防来自近邻和家庭内部的性骚扰。由于农村留守妇女体单力薄，维权意识薄弱，一旦遭遇此类事件，为了家庭和自己的名声，她们大多选择忍气吐声，独自承受[21]。2011年，安徽临泉县警方破获了一起农村强奸案:当地一名农民在接近17年的时间里，强奸116人(38人未遂)，多数还并行实施了抢劫。这名嫌疑人将侵犯目标明确为留守妇女，因为她们家中无青壮年劳力，不敢抵抗，同时因为社会压力，也不敢报警4。

一般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体的各项生理机能逐渐弱化，劳动行为能力也逐渐减弱，所以老年群体一直是社会人口中的一个弱势群体。而相比之下，农村留守老人则由于我国社会转型过程所造成的结构性断裂变得更加弱势[22]2。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缺位，“养儿防老”的家庭功能逐渐丧失，农村留守老人的晚年生活注定不能平静，而其中的留守女性老人境遇更甚:她们身受传统性别规范和儿女赡养脱离的双重压力，一生都摆脱不了“照料责任”主要承担者的性别角色分工，同时还遭遇着比男性老人更高的丧偶、养老危机。“出门一把锁，进屋一盏灯”成了她们孤寂晚年生活最真实的写照。

农村女性一般在20至25岁结婚生子，当她们到50岁左右时，子女大多已婚并有了孩子。当外出打工成为农村年轻人的生活常态，越来越多的年轻家庭由丈夫“单飞”的生计选择转为夫妻“双飞”，年幼的孩子则被留给了家里的祖辈照顾。那些50岁左右的妇女群体自然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照料孙辈的责任，成为了年轻的“留守奶奶”或“准留守老人”[6]109。而且，这些年轻的“留守奶奶”照料的一般都是一岁左右的“奶孩子”，有的甚至才两三个月。照料这种超低龄的孙辈，“留守奶奶”需要付出更多的心血和精力，承担起一个“全职妈妈”的角色。为此，一些“留守奶奶”甚至笑称自己“是奶奶也是妈妈”。在年过半百之后，经历第二次婴幼儿的抚育过程对她们的身心都是一种巨大的挑战，所以跟同龄人相比，她们看起倍显苍老，提前进入了老年人阶段。此外，在愈演愈烈的教育上移浪潮中，与陪读妈妈同时产生的还有陪读奶奶。实地调查发现，“陪读奶奶”的年纪一般也都不大，也主要是50来岁的“准留守老人”或是60多岁的低龄留守老人。“陪读奶奶”照看的也主要是幼儿园或是小学的孩子，因为高年级的孩子奶奶管教不了。可越是低年级的孩子，越需要更细致的照料和投入更多的心力。

不论是年轻的“留守奶奶”还是“陪读奶奶”，都可以理解为一种为满足家庭整体利益的家庭策略，其本质都是农村父辈通过“自我剥削”实现对子辈家庭的支持[6]111。这些奶奶们有的是刚从务工地返乡，为了照料孙辈而开始二次留守;有的是为丈夫留守村庄的留守妇女，在子女成家生子后，又转变成为孙辈留守的留守奶奶。为了更好的照料孙辈，留守奶奶不得不完全或是部分放弃了自己原有的经济活动，同时为了减轻儿子的负担，她们还常用自己丈夫的务工收入和积蓄来承担孙辈生活和教育费用，承担着生活照料和经济供养的双重负担。对陪读奶奶而言，尽管有研究指出，由以陪读奶奶为主体的隔代陪读所形塑的代际居住空间的分离与代际分工合力，不仅稀释了家庭内部关系的政治性，同时还凸显出陪读老人的社会价值[23]。然而在具体实践中，陪读奶奶遭遇的是一种离土地生活方式转型以及照料空间转移的角色体验。陪读加速了留守老人向依附型个体的转变，她们不仅放弃了原有的生计活动，也脱离了原有的村庄社会关系网，孙辈照料不仅是她们生活的重心，甚至成了她们生活的全部。

“生命不息，劳动不止”是很多农村人一生的生活写照，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规模外出，更把这种现象推向了极限，农村留守老人遭遇的是一个“被延长的退休期”。在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模式下，与留守男性老人相比，留守女性老人在农业生产劳动中的参与程度相对要低，但其所承担的家务和照料负担较之更为沉重[22]202，她们在打理家务劳动和照料家庭依赖性人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隔代监护上，相较刚开始接触孙辈照料的年轻留守奶奶，那些年龄稍长的中高龄留守女性老人遭遇的是一个照料责任无限延长的老年。

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农村中高龄老人，他们的子女数量偏多，每一个子女又有一至两个孩子，故而这一代留守老人的孙辈一般有六七个甚至更多，少的也有三四个。受农村家庭“平均主义”赡养关系的影响，为了平衡对不同子女家庭的投入，留守老人必须同时或者是相继为不同的子女照看孙辈，否则极易引发代际矛盾或是家庭摩擦，进而影响留守老人所能从子女处获得的赡养资源[22]157。2016年关于农村留守老人的问卷调查显示，被调查的老人中累计抚养过因父母外出而留给老人照料的孙辈数量最多的达到16个;19.8%的老人累计抚养过3～5个孙辈，3.1%的老人累计抚养超过6个孙辈;目前正在抚养的孙辈数量最多的达11个。同时监护多个或持续性的监护孙辈，极大地增加了留守女性老人的隔代监护强度，延长了她们的隔代监护时间。她们在本该接受照料的年龄，却长期扮演着照料提供者的角色，遭遇了照料缺失和照料责任繁重的双重照料危机。

河南省红原县东沙镇的留守女性老人叶秀红，78岁，生有三儿两女，共有11个孙辈。自23年前，大儿子结婚生子后，叶秀红就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隔代监护，并持续至今。其介绍，11个孙辈中，除了两个最小的孙辈她没有长期照料过之外，另外9个孙辈她都或长或短的监护过，短则一两年，长则十几年。她同时监护的孙辈人数最多时达7人，其中由她抚养时年纪最小的孙辈尚未满月。她说，“这些孩子都赶趟儿似的，一个接一个。人多的时候，每天都要洗好几桶衣服，每顿都要做一桌子饭菜。”现在，叶秀红还在照看二儿子家一男一女两个上学的孙辈。尽管叶秀红帮每一个子女都照看过孩子，但是小儿媳还是认为叶秀红帮二儿子家照看孩子时间更长，付出心血更多而心生嫌隙，因此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赡养责任。

由于女性预期寿命更长，留守女性老人丧偶率比男性高，晚年空巢独居的可能性更大[22]200-201。而且，由于生理和体质上的弱势，留守女性老人的健康状况相对更差，患慢性疾病的比例更高，故而自养能力相对更低，对子女供养的依赖程度也更高。在此情况下，一旦遭遇子女的赡养脱离，对高龄空巢独居的留守女性老人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她们极易身陷“老无所依”的艰难处境。

2016年的问卷调查显示，处于丧偶婚姻状态的留守老人中，女性老人占比61%,83.6%的丧偶老人为中高龄老人，而高龄留守老人独居发生率高达54.2%。当子女悉数在外，丧偶独居老人一旦遭遇生活变故，极易陷入无法及时获得帮助的困境。此外，因为留守女性老人的社交范围和社交内容都相对较窄，她们在情感上更为敏感和脆弱，特别容易出现孤独、悲观等情绪[22]202，更容易陷入孤独、害怕或是想不开的消极情绪之中。特别是那些遭遇丧偶之痛的留守女性老人，内心更加脆弱，她们的孤独感高达59.8%，明显高于在婚老人常感孤独的比例。如果说低龄丧偶，女性还有足够的心力自我调整以适应剧变和较大的空间重组家庭，但对留守女性老人而言，丧偶几乎意味着原有生活世界的完全崩塌，再婚的可能性也很低。老年丧偶不仅意味着女性老人失去了相伴一生的伴侣，同时也带来整个家庭资源结构和权力结构的重组。女性老人丧偶之后在家庭中处于更加边缘和被动的地位，更加依附于子女的赡养。而且，为了保证自己获取子女赡养在道义上的合法性，她们很少再婚，因为害怕“离开这个家，他们(儿女们)就有理由不管我了。”

河南省廖原县平楼村的谢兰萍，女，80岁，老伴去世多年，独居留守。两个儿子常年在外打工，小儿子每年过年回家一次，大儿子多年不曾回来。因为患有严重的风湿关节炎多年，她已完全没有劳动能力。日常生活完全靠儿子们外出打工前为其准备的粮食、每月80元的养老金以及周围邻居偶尔的接济得以维系。谢兰萍家里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口安装了水泵的抽水井。2016年8月初，家里的水泵坏了，谢兰萍自己不会检修也不知道该找谁来修，她没有手机甚至不知道儿女的电话号码，没法主动与在外务工的儿女联系。水泵出故障后，没有独立取水能力的谢兰萍只能用雨天时收集的雨水作为生活用水。这一情况持续了半个月，直到我们访谈时得知此事并联系上老人的子女后才得以解决。

农村留守人口问题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整体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目标、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24]。农村留守女性所肩负的性别化的照料负担和遭遇的严重照料赤字本质上源于农民工家庭再生产责任的跨地转移[10]，是“照料”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照料危机”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直接结果[25]。尽管近年来中国流动人口增速放缓，农村留守人口总数不断减少，但在经济全球化、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大背景下，乡城流动劳动力在一定时期内仍将保持相当大的规模，“流动”+“留守”的双重农村人口结构短期内并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26]。虽无具体数据显示1.5亿农村留守人口的性别比例，但毫无疑问的是，其中留守女性的数量一定远超男性。根据个体的生命周期，可以将农村女性简单地分为女童、妇女和老人三大群体。但是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她们在农村劳动力的加速外流和快速商品化的社会变迁中，都遭遇了来自国家的经济社会重构和传统父权制的双重压制。她们被剥夺了与男性平等的流动机会，却在家庭中承担了远远超越于传统性别规范所要求的多重角色。家庭生命周期中接替出现的再生产的刚性需要，使她们一生都难以逃离不断被留守的命运[6]133。从蹒跚学步的女婴，到风华正茂的妇女，再到耄耋之年的垂垂老者，几乎跨越整个生命周期的农村女性，同样地孤独留守，也同样的隐忍执着，共同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25]。

由于家庭结构、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生命周期等方面的差异，农村女性会常常在“留守”“流动”和“非留守”之间不断切换身份，特别是在留守妇女中，这种不稳定的动态变化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农村女性的“留守”身份确实具有一定的动态性，但也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当我们把关注的时间向前或是向后延展时，就会发现，正如本文案例中所呈现的，现在的留守妇女可能是曾经的留守女童，一些曾经的留守妇女已成为了今日的留守老人。虽然时间在流逝，年龄在增加，生命周期在变更，但被留守的命运却在不断重复和续写着。四十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留守妇女变成留守奶奶，让一个留守女童变成留守妇女。那如果再这样继续十年、二十年，昔日的留守女童就会从今日的留守妇女又变成明日的留守奶奶。在她们漫长而又短暂的生命中，所经历的是孤独成长的草样童年，孤独持家的独舞中年，孤独养老的寂寞晚年。如此孤独的留守人生将是这个凯歌高奏的大发展时代留给农村留守女性最深刻的烙印。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积极推动全社会对女性再生产劳动的正确认识，保护留守女童的平等发展权利，培育留守妇女的主体责任意识，保障留守女性老人的养老生活福利，让每一位身处边缘或弱势地位的农村女性群体都能有效分享到祖国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将是新时代促进农村妇女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