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孙大午相识于2003年。那年春天李慎之去世，我和几位朋友一起编《怀念李慎之》文集，孙大午也写了一篇怀念文章，并给我寄来1000元，支持文集的印刷。不料，文集还没印出，孙大午便去失去了自由。当时，杜润生等前辈都很关心孙大午的命运，为他呼吁。数月后，孙大午总算有惊无险，重回人间，他办的企业也保住了。不久，我把为他保存的50套《怀念李慎之》交给他，由此和他相识。

以后17年间，我和孙大午有过多次交往。他几次来北京参加《炎黄春秋》的活动，我们都见了面。他还和我一起看望宗凤鸣先生。我也应邀去过几次大午庄园，参加学术研讨。我感到，他在农民企业家中确实有自己的特点。一是爱读书，喜欢思考问题，喜欢和知识界人士来往，是个理想主义者。二是热心公益事业，他办的学校、医院，都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为社会实实在在地做好事，做善事。三是办企业不是为了富自家，而是富大家，富一方。四是拒绝潜规则，不搞政商勾兑。这样的农民企业家，在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当然，我也为他担心，这样的性格和脾气，在当下的环境里，能不能长久生存。

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出孙志刚、孙大午、孙中界是中国公民的权利的三面镜子。大学生孙志刚之死，终结了收容制度。孙中界18岁那年，到上海打工，给某公司开车。在路上，有人说打不上出租车，要求搭车，他心一软，同意了，没想到上来的人是个“钩子”。执法部门滥用公权，诬陷好人，伤害公德，把他欺负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宁愿失去手指头，也要讨还清白。他无意之中成为中国舆论的焦点人物。他能不能讨还清白，已经不单纯是个人的事情了。各类媒体，包括主流媒体，都参与进来，声援他。最后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政府承认了执法不当。钓鱼执法从此成为过街老鼠。孙中界讨回了清白。

三个人中，我认识的只有孙大午。在京港澳高速公路上，每次看到大午公司的广告，我都想到他。但愿他和他的企业能够渡过难关，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