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者按:作者将此文分为上下两篇发在其微信公众号上,现合为一篇发于此。

About Feature 以调查之笔,记录大时代的小事件。

编者按:

张笑春是谁?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也许武汉疫情期间的一些白肺患者知道,他们当时虽已白肺,但核酸检测仍然阴性,无法确诊住院,而命悬一线,是张笑春帮助他们住了院。

46岁的张笑春曾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影像科副主任,武汉疫情期间用CT影像鉴别、分析新冠肺炎的专家之一,在武汉疫情至暗时刻,她冒着风险,为民请命,吁请CT影像作为特殊时期湖北省诊断依据,该建议后来为国家卫健委短期采纳,帮助2万余疑似新冠患者住院,有效阻止了疫情蔓延。

她是医生,也是患者家属。疫情初期,她顾全大局,劝阻父母回乡过年,后来父母感染,父亲一度病危,她险些家破人亡……

她的事迹一度广为媒体报道。但武汉解封之后,她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境遇并不好,后来就离开了武汉。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让人叹息。

新冠疫情一周年之际,我们纪念抗疫烈士,颂扬最美逆行者,也不能忘记,在勋章和颂歌之外,还有一些被时代“雪藏”的人,曾为举国抗疫拼过命,付出过巨大牺牲。谨以此稿向她们致敬!

2019年12月31日,是张笑春在中南医院,参与抗击不明原因肺炎(新冠肺炎)的起点。这一天,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赶到武汉,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对外通报称,发现27例不明原因肺炎。此前一天,李文亮等多位医生在微信群里发布预警信息。我们在2020年12月31日发出稿子,藉以记住一些事情。

稿子写于 2020年4月,成于 2020年5月,曾辗转数家媒体、自媒体,流落至今。篇幅略长,分上下两篇。此为上篇。

◎谢海涛  张颖钰

“不肺”防控紧急会议

张笑春第一次知道不明原因肺炎,是在2019年12月31日。

这天是她休年假的第一天。早上九点左右,她接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医务处长的电话,要她返回医院开会。中南医院位于武昌区东湖之畔,是武汉地区四大医院之一。张笑春是这家医院的影像科副主任。她说,自己正在休假,可否让别人代为开会。医务处长说事情突发而且重要,医院已取消副高级职称以上人员的休假,必须返回。

张笑春赶回医院时,会议已开始了。现场气氛凝重,副院长袁玉峰在主持召开“不明原因肺炎应对会议”。会场上,张笑春看到了武汉市卫健委2019年12月30日发布的两份内部文件,文件只许传阅,不能拍照,更不能带走。一份说,华南海鲜市场附近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请各单位立即清查统计近一周接诊过的类似病人;另一份称,我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要求各医疗机构做好工作部署,强化门急诊管理,严格执行首诊负责制,加强呼吸、感染科、重症医学等学科力量,完善医疗救治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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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的两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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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的两份文件。

这是张笑春第一次听说华南海鲜市场出现不明原因肺炎。该市场地处与中南医院一江之隔的武汉市江汉区,位于汉口火车站附近,号称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海鲜市场。据《澎湃新闻》《红星新闻》等多家媒体报道,2019年12月11日起,这里陆续有多名商户、打工者出现发烧、乏力等症状,病人由社区诊所逐渐向外蔓延。12月中旬,华南海鲜市场周边的武汉市优抚医院、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12月23日,协和医院肿瘤中心;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相继接诊相关病例。据不完全统计,12月27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张继先医生被湖北省认定为“疫情上报第一人” )、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12月2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等,相继向江汉区疾控中心报告接诊不明原因肺炎情况。而此时,公众对这种神秘疾病并不知情。

2019年12月30日下午,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同学群发布预警信息,称华南海鲜市场确诊SARS,并上传了相关检测报告。 晚上,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医生刘文、协和医院肿瘤中心医生谢琳卡等相继在工作群发布预警信息,提醒同事注意防护。这一天,多名武汉医生在微信群提到类似信息,这些信息被截图并广为转发。 这天夜里,还有两份由武汉市卫健委印发的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的红头文件,疑被内部人士披露,在社交媒体流传。上述情况开始引发一些武汉医生乃至公众,对相关“人传人”病毒的警觉。

据《财新网》报道,在李文亮发出预警信息的当天,也就是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来武汉的前一天晚上,武汉市卫健委连夜开会,2019年12月31日凌晨一点半, 李文亮被医院领导叫过去询问情况。天亮上班后,他又被医院监察科约谈。2020年1月3日,被叫到派出所,签下《训诫书》。

在中南医院,据《财新周刊》报道,就在2019年12月31日上午,副院长袁玉峰带领医务处、门诊办公室、院感办、公卫科,就不明原因肺炎防控情况开展院内督察时,呼吸科报告发现两例可疑病例,两人均有发烧、咳嗽及肺部磨玻璃症状,其中一人虽然家住武昌,仔细询问后得知患者是华南海鲜市场的鱼类批发商,另一人与华南海鲜市场没有直接接触史,但有华南海鲜市场的商贩曾经去过他家。中南医院立即向武昌区疾控中心及武昌区卫健局医政处报告。

在张笑春印象中,当时医院领导非常警惕,虽然武汉市卫健委没有说这种疾病人传人。在12月31日会议上,医院领导要求在全院范围重视不明原因肺炎的监测、报告和疑似患者隔离工作,同时筹划加强发热门诊的排班,必要时进行扩大改建,各科室24小时开放移动式空气消毒机,一线人员穿戴标准隔离衣、帽、手套、口罩及防护镜,建立发烧患者通道,有呼吸系统疾病患者进入手术室要上报……

这是中南医院首次召开“不明原因肺炎应对会议”。这种被简称为“不肺”的疾病,自此进入全院医护人员的视野。医院启动不明原因肺炎防控工作小组,张笑春是专家组成员。

 “刚听说‘不肺’时,我非常担心,当时不清楚它的病因和传播途径。武汉有上千万人口,又是九省通衢之地,一天内高铁可以到达全国各地,一旦发生传染性疾病,后果要比当年的SARS严重得多。”张笑春不禁想起几天前的一幕。

2019年12月27日,影像科一位同事在看CT片子,正好张笑春走过去,就喊她看一下。张笑春晃了一眼,“这不是SARS吗”?同事也觉得像。她们寻思:难道SARS又卷土重来了?

事后多日,张笑春回忆,那个病人当时双肺已是弥漫性磨玻璃密度影,但影像并不特异。在非传染病状况下,支原体肺炎、病毒性肺炎、真菌病、甚至心衰引发的肺水肿也会引起同样的肺部改变。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已经出现了一种新发传染病,没有多想,只是开句玩笑,并未引起太大重视。”张笑春后来对笔者说。在12月31日知道“不肺”后,她去查看这个患者的病历,发现患者因病情较重,已转到其他医院了。

2019年12月31日上午,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赶到武汉,中午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对外通报称,发现27例不明原因肺炎,多个病例跟华南海鲜市场有关,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山雨欲来,但张笑春当时并不知道,“不肺”对她和家人,对她生活的城市,乃至整个中国,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SARS和“5·12”大地震的考验

朋友和家人总说张笑春是个倒霉蛋,在她的职业生涯中,近20年来中国三大灾难性救治事件都被她赶上了,而且都是一线作战,她自己则戏称为“天将降大任于吾”。

1974年,张笑春出生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少时在大草原上放牧牛羊,爱惜生灵,从小梦想着做一个医生,为牛羊治病,为缺医少药的牧民们治病。

成年后,她带着草原人的直性情和急脾气,走向草原以外的世界,十年苦读成为医学博士,先后做过5年多外科医生和16年影像科医生。

2003年SARS爆发时,张笑春在内蒙古一家医学院读外科学硕士,同时也是外科医生。在她印象中,那是多年来中国第一次遇到这种大灾疫,仿佛世界末日来了,周边很多人相隔两三米都不敢说话。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生们也吓坏了,不知道什么药管用,病人乃至自己多少有点不舒服就使用激素,紫外线灯24小时开着。

当时没有N95口罩,说12层纱布口罩是可以的,张笑春和几个护士一起做口罩,“可能当时都比较慌,一不小心,就多叠了一叠”。科室所有的人戴上口罩,都觉得自己气短,喘不上气来,像是集体感染了,一下子精神全垮了。张笑春的一个师兄过来看她们,让张笑春摘下口罩,剪开一数,24层。“你想,这不闷死了?那时真是特别慌。”张笑春记得,SARS结束后,医院为医护人员开会。有20多名护士,都是十七八岁的姑娘,膝关节或髋关节坏死,站不起来,医院为她们发了拐杖,说她们终生的康复都由医院负责,会场上哭声一片。“这些都是滥用激素,或紫外线灯过度照射的后遗症。”

张笑春是个喜欢反思的人,多年以后,上述场景还印在她的脑海里。“SARS给我的教训,就是遇到任何事情,哪怕困难再大,也不要被吓倒,也要冷静去思考,去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慌了以后,想不到办法,反而更容易受伤害。”

2004年,张笑春硕士毕业,留在内蒙古一家三甲医院工作,2006年去华西医科大学读博士。2008年,在华西医院做住院总医师时,又赶上了四川“5·12”大地震。

在华西医院放射科,张笑春参与安排地震伤员做影像检查,出具影像诊断,还做消杀工作,“有的人被砸伤肢体,如救治不及时,有可能发生继发气性坏疽,这是一种烈性感染性疾病。”

大地震面前,周边人难免慌张,一位同学一晚上只重复一句话,“为什么这样?成都从来不地震的”。张笑春跟同学讲,哪里都可能发生大灾难,你把一件件事情做好就行了。同学后来问她为什么不怕,她说,自己经历过SARS,在内蒙时,地震、矿难时有发生,经历的灾难多,就不怕了。

2009年7月博士毕业,张笑春去了重庆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工作,进入部队系统。2018年9月,她作为优秀人才被引进到武大中南医院。才来武汉一年多,就撞上了“不肺”。

迎战“不肺”的跨年之夜

2019年12月31日中午,开完“不肺”防控会议,张笑春回到科室,向影像科主任徐海波做了汇报。

下午两点半,张笑春召集影像科“医护技”骨干成员,开会部署科室“不肺”防控工作:成立“不肺”应急预检、检查、诊断小组,紧急培训拍片技师关于“不肺”的隔离防护知识,设立“不肺”检查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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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1日,张笑春部署影像科“不肺”防控工作。

张笑春陪护士长去领防护和消杀物品,分发到科室各岗位,对科室环境做了消杀。当时防护资源紧缺。上午开会时,副院长说优先保障重症医学科、感染科,并布置立刻购置防护设备、抢救设备、消杀物品等。

 “实在不行,咱们科室自己做12层纱布口罩。”张笑春让同事们各自想办法去买口罩,她也向在日本的朋友求助,后来朋友捐赠了3万个N95口罩、100个护目镜、10套医用防护服。

安排好工作,张笑春回到家,开始给家人做口罩。家里四口人,父母、女儿和她,先生还在成都工作。张笑春做了8个12层纱布口罩,每人两个,让家人戴上。

父母原准备2020年1月4日回内蒙古老家过年。张笑春让他们退票,说武汉发现了不明原因肺炎。“你们不能回去了,你们天天在社区、超市买菜,谁都不敢保证你们感染上没有。如果你们回去,一旦这种肺炎被证明是新发传染病,你们这一路上,包括到达以后,都要给社会带来很多麻烦。”

父母很生气,觉得“摊上你这样一个医生女儿,好事总是轮不到我们,人家街上的人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凭啥要求我们就得退票?”

“要求父母不回老家过年,对于一个医生而言,是职业责任和义务;但作为一个女儿,是把父母的生命健康置于相当危险的境地,是最大的不孝。” 张笑春后来对笔者说,“后来父母不幸感染,爸爸一度病危,我心里像撕裂一样的痛。”

这天晚上,武汉就要跨年了,街头火树银花,江边烟火绚烂。张笑春在家里继续工作,23时42分,她组织同事发布了科室的公众号文章《面对“不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影像科在行动》,又转发在微信朋友圈里,附上几句话,提醒医护同行和朋友们注意“不肺”。

2019年最后一个夜晚,武汉两江江滩开始新年倒计时灯火秀。“十、九、八、七、六、五……”江边的人山人海里,数十万人一齐倒数着。绚丽夺目的动画烟花在高楼幕墙上随之绽放,“你好2020”“爱你爱你武汉”等字样依次亮起。似乎,一切都是那么岁月静好。

张笑春还在网上查找“不肺”信息,发现武汉市卫健委的上述红头文件早已不知被什么人发到了网上。

劝阻父母回老家过年

在张笑春印象中,从2020年元旦起,中南医院每天下午4点半开会,通报“不肺”情况。

据《财新周刊》报道,2020年1月2日,中南医院对最先发现的两名“不肺”疑似患者外送样本做的基因测序结果出来,发现一种新的冠状病毒,与SARS基因序列同源性接近80%,医院马上报给武昌区疾控中心和武汉市卫健委。当天下午,武汉市卫健委即派出三名专家来到中南医院会诊。随即两名病人转入金银潭医院。

中南医院加大筛查力度,2020年1月3日又发现三个疑似病例。这是一个家庭聚集型病例,在神经内科住院的92岁老父亲先发病,他的儿子、儿媳也先后住院,三人症状都和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特征相似,但都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SARS试剂盒检测同样显示阳性。“这三人是聚集性传染,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没有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的流行病学史,我们就判断这个病肯定会人传人。”中南医院院长王行环对财新记者说。当日,王行环要求医院按照SARS级别防控“不肺”。

张笑春的爸爸还是想回家过年,张笑春说,这不行啊,这个病还没有查出什么原因。“那关我啥事?别人都可以走,凭什么不让我走?”爸爸很不高兴。

张笑春说,“你毕竟是我爸爸啊,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那没有办法。我知道了,怎么能让你走呢?这一路上,如果你真的感染了传染病,大家追究起来,你接触了多少人?而且你回到内蒙老家,见不见孙子?见不见儿子?他们是不是都得被传染上?”

爸爸说,你咋知道我感染上了?张笑春说,不管有没有被感染上,你们是重点疫区的,必须留下,这是国家防控,这是你们作为公民的义务……

父女俩大吵了一架,妈妈哭了一场,张笑春打电话给老家的叔叔,让他劝劝爸爸。爸爸很勉强地退了火车票。他每天看电视,关注“不肺”信息,想看看到底这种病是什么。直到2020年1月9日,武汉“两会”闭幕那天,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不肺”的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

张笑春要求父母外出时戴口罩。妈妈听话点,女儿上学时也戴上;爸爸喜欢到社区下棋,看到别人都不戴,他也不戴。他又喜欢外出,时常骑着电瓶车带着妈妈,也有时坐上地铁,到处看这看那。有一天,他回来跟张笑春说,“你老是要求我戴口罩,地铁上没一个人戴,你给我做的这个烂口罩,人家都笑话我。”

 “他们觉得我多事,行为不可思议,觉得武汉市摆万家宴,开“两会”,政府都没有限制出入,反而是我要求这要求那,后来才觉得他女儿做对了。”张笑春后来说。

被感染的同事们

和张笑春一样如临大敌的是她的医院同事们。根据《财新周刊》报道,2020年1月3日,中南医院首先改造了医院的发热门诊。发热门诊原来和感染科门诊连在一起,面积偏小,医院不明原因肺炎防控工作小组商议后决定,把感染科门诊搬走,所有区域重新按照“三区两通道”的传染病院感要求进行改造,增加了诊室和留观病床。

2020年1月4日,改造好的发热门诊开诊,医务处组织20名经验丰富的内科医生作为第一梯队,承担发热门诊的工作,并制定发热门诊接诊流程,当天发热门诊就接诊124人,1月5日又增加到137人。

2020年1月7日,影像科一名技师出现状况。张笑春记得,这个小伙子之前就发烧了几天,当时也是流感季节,大家也没在意。科室开“不肺”防控会议时,他也没来参加。后来同事听说他发烧,问他该不是“不肺”吧?他说也有可能,他家就在华南海鲜市场附近。

科室给他做了CT检查,发现肺部已经有炎症了,然后又做了所有已知病原体的检测,都是阴性,再做血常规检查,院内专家会诊后,认为他高度疑似“不肺”。当时中南医院的床位还不紧张,当天下午,医务处就安排他住了院。这位技师是中南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医务人员。

住院第一天,小伙子就花了五六千元,他入职没几年,医保卡很快刷爆了。张笑春联系医务处,说这种新发传染病,一般国家规定,除了自己能报销的,都是免费。医务处称目前还没接到免费通知,医务处潘处长说,“我来担保,你让他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大不了我用工资支付。”张笑春说,我们两个来担保吧,他一天就要五六千啊。潘处长说,不用你,我来担保。

住院三天左右,小伙子就恢复得差不多了,做了CT检查,张笑春看到他肺部病变大部分都吸收了。出院以后,科室给他腾了一间办公室进行隔离,之后有了核酸检测,一查他还是阳性。

科室的同事被感染,让张笑春意识到疫情严峻了。2020年1月7日,中南医院的“不肺”防控会议,就重点围绕着影像科技师的感染展开。张笑春记得很清楚,所有开会者都认为“不肺”人传人。“那时不是说未发现人传人证据嘛,同事住在华南海鲜市场附近,但他既不做饭,也不买菜,我们就认为他被感染,是人传人。”

会议上,袁玉峰副院长再次强调,要采取比SARS还要严格的防范措施,一定要告诉各个科室防备起来。张笑春向一位领导建议,我们不仅要收治病人,也应该及时控制密切接触者。她听到有同事小声说,控制密切接触者是政府的事,医院没这个权力,咱们管不了。

第二天,张笑春又跟一位片区领导交流,再次提到要控制密切接触者,否则以现在的交通速度,疾病很快就会传到全国。领导说医院已采取措施了,也把收治疑似“不肺”病人的情况上报了,“希望武汉市能像你说的那样去做”。当时,张笑春还比较乐观,她从部队出来,知道部队历来都是外松内紧,“你看外边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但实际上里面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技师感染之后,中南医院开始排查密切接触者,又发现多例被感染的同事和病人。虽然中南医院很早就在急诊、ICU、感染科建立隔离病房,但对普通科室的防控仍存在疏忽。王行环向财新记者透露,1月中旬,肝胆外科收了一位胆囊炎病人,该病人入院时不发烧、不咳嗽,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因此没有给他做不明原因肺炎的筛查,但三天后那位病人出现发热,感染了肝胆外科的12名医护人员,其他科室的4名医护人员因到肝胆外科会诊和参加多学科疾病讨论也先后感染了。一位早期无症状的肝胆外科病人一圈下来感染16名医护人员,泌尿外科、神经内科、妇产科、骨科等科室的医护人员,也有被早期无症状病人感染的情况发生。最终,中南医院全院3900名员工中,有100人左右感染,其中包括本院的保安、保洁等。

中南医院又扩大排查范围,排查被感染医护人员的家人:一个同事一家全是无症状感染者,同事症状最轻,留在医院隔离病房,父母较重,后来爸爸去了雷神山医院,母亲和妹妹去了方舱医院……

 “他们都要到我那里去做CT,我就知道这是谁的夫人,那是谁的孩子……”张笑春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家庭聚集性感染。从影像上看,很多病例都是肺部急性炎症,她问医院检验科主任,能不能检测一下到底是什么病原体引发的,检验科主任说,能做是能做,但我们没有这个权力。当时,武汉市只有湖北省疾控中心能做检测,医院如果发现疑似病例,要根据属地管理原则报到区疾控中心,等待疾控来采样。

2020年1月11日,中南医院公卫科向武昌区卫健局和武汉市卫健委一次性上报了21名疑似病例。如果严格按照白皮手册的入排标准(指武汉市卫健委《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入排标准》,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该入排标准 规定,患者需要同时满足4条“临床表现”+“流行病学史”4条之一,才能够纳入、上报。“流行病学史”包括:自2019年12月1日以来, 长期在华南海鲜市场从事交易活动的商户、雇佣者和工作人员;发病前两周曾在华南海鲜市场从事加工、售卖、宰杀、处理和搬运等工作三小时以上者;或发病前两周内曾在华南海鲜市场有禽类、野生动物明确接触史(触摸或1米以内近距离观看等)者; 与符合病例定义者共同生活、居住、学习、陪护、同病房的人员或未采用有效防护措施的诊疗、护理的医务人员;“临床表现”包括: 发烧不低于38℃,具有肺炎的影像学特征, 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细胞计数减少, 经规范性抗菌药物治疗3天,病情无明显改善或进行性加重),上述病例任何一个都不能算是“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但中南医院专家组一致认为,从临床表现看,这些病例都是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疑似病例,中南医院医务处处长潘振宇特意要公卫科负责上报的工作人员,在21个疑似病例后注明为“医院检测病例”。

2020年1月14日,中南医院的住院隔离疑似病例达到62人,王行环院长联系省委领导,告知医院疑似新冠肺炎病人剧增,床位告急。

也是从这天起,和很多同事一样,张笑春开始自觉住在科室了。她跟父母说,你们最好别出去了。爸爸说不行,要去沃尔玛买面。张笑春说,那你多买点,事情严重了,以后就别出去了,“他们说好吧,又出去了”。

2020年1月中下旬,张笑春又接到片区领导电话,医院要求各科室医护骨干不能回家,在骨科病房给大家腾出了房间。领导问她住不住病房,环境不算好,但起码是单间,有洗漱用品。张笑春对领导说,不用了,我已经住在科室了。谈完住宿问题,领导又感慨当前新冠形势,“一切都像张教授说的那样发展了,没想到是您预想的最坏结果,失控了……”

多日后,张笑春还在感慨, 我们医院反应够快,但也没办法,只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2020年1月18日晚,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来到武汉,第二天一大早,中南医院院长王行环赶到专家们下榻的酒店,向李兰娟、钟南山面呈大量新冠肺炎疑似病人积压和医务人员感染情况。

2020年1月20日一大早,王行环向省委领导递交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建议书,建议按照《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特别重大(I级)卫生事件处置办法,尽快动员进入I级防控状态。当天,中南医院接待世卫组织专家考察团,作为武汉唯一建成规范的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的医院,向世卫专家如实介绍情况。当天晚上,央视播出钟南山院士电视访谈,对外宣布新冠肺炎有明确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现象,震动了整个中国,但对于张笑春和同事们,这早已不是秘密。

分析CT影像的发现

张笑春的办公室不大,十平方米左右,中有隔断,外面办公,里面有张沙发床。从 2020年1月14日起,她就住在这里,直到2月16日办公楼被征用,她搬到附近宾馆。

张笑春不回家,一是为了保护家人,二是为了专心做事。2019年12月底以来,医院接诊了不少肺炎病人,她要分析他们的肺部CT。

 “我是搞影像的,武汉出现这种突发疾病,我要分析它,看看病人肺部的影像和发病有什么规律,这是作为医生的本能。找到规律,我们才能把握这种病。”张笑春说。

之前,张笑春已开始零星地分析数据。作为科室副主任,她临床工作很忙,有那么一周,张笑春让科室按她休年假来算,这样她可以专心分析数据。

张笑春是研究生导师,还带着医学院的学生,她白天分析数据,晚上让学生来帮忙。至 2020年1月14日,新冠形势紧张,医院让学生们回家了。张笑春也更忙了,白天工作,晚上7点以后,才有时间集中分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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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疫情期间,张笑春在分析CT影像。  照片由张笑春提供

她从2019年12月31日的数据开始分析,数据很庞杂,不只是影像。“任何一种新发疾病,你都得从各个学科角度进行总结。除了影像,还要查病历,再结合病人的实验室表现、血液学检查、呼吸道病原学检测等情况”。

CT片子看了很多,有的病人是重复检查,要对比前后几次检查结果,“比如说做肝功,他1月2日做了一次,1月3日、4日又抽了血,这三次都得对比,看数据有什么变化,会反映什么问题”,有时分析一个病例就得将近两个小时, “这样就比较辛苦,一般都工作到凌晨了”。

张笑春发现,这个病很复杂。“通常大家说的肺部CT呈现磨玻璃状,那只是初期阶段,是输入性病例最容易发生的,如果病情严重,就会进展为实变、网格影等多种变化。”她进一步分析发现,因患者年龄、免疫力、扫描时的病程节段、基础疾病及药物干预不同,肺部影像学表现病灶的主要分布、数量、形状、密度及伴发征象也各异。典型的CT/X线影像表现是双肺多发、斑片状或大片状磨玻璃密度影或实变,并少许网格样或蜂窝状小叶间隔增厚,以中下叶为著;还有不典型的表现,有的病人单发或多发小叶中心实性结节或实变、周围围绕磨玻璃密度影。

她总结出,在武汉市重点疫区,因发病时间及机体对病毒反应不同,CT影像又可以分为五期:

超早期:指曾暴露于病毒污染环境中,1-2周内尚无临床表现,CT表现为单发、双发或散在数个局灶性磨玻璃密度影、小叶中心结节及周围环绕斑片状磨玻璃密度影、斑片状实变影及其内见支气管充气征等。

早期:出现临床表现后1-3天,CT表现为单发或散在多发斑片状或团状磨玻璃密度影,被蜂窝样或网格样增厚小叶间隔分隔。

快速进展期:出现临床表现后第3-7天,CT表现为融合大片较淡的实变影,其内可见充气支气管征。

实变期:出现临床表现7-14天,CT表现为多发斑片状实变密度、范围较上一期稍缩小。

消散期:出现临床表现2-3周内、病变范围进一步缩小。CT表现为斑片状实变或条索影,随着时间延长、可见网格状增厚小叶间隔、支气管壁增厚扭曲成条索状及少许散在斑片状实变。

 “这种新疾病全世界都没有面对过,我们作为这个领域的专家,又在第一线,需要迅速把关于疾病的指南标准确立了,这样大家才能认识它。”张笑春说,“分析病人CT片子特征这项工作完全是自愿的,任何一个专家遇到新的疾病,都会这样做。”

临近春节,中南医院要推出一部新冠肺炎诊疗规范,影像科负责影像部分。2020年1月18日,徐海波主任把任务交给了张笑春,要求大年初一交稿。时间很紧,张笑春已分析了一些数据,但她心里仍没底,当时核酸检测结果保密,她不知道哪些病人确诊了。徐海波给了一份确诊名单,张笑春把确诊信息放到CT上,再进行分析。至2月初,张笑春分析的CT影像已达一两千份,但她拿到的核酸检测确诊病例不到100份。她又咨询了检验科主任,增加了一些数据。

这些珍贵的数据分析,后来出现在张笑春参与编写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的肺炎诊疗快速建议指南》等八部新冠肺炎的CT 诊断标准或CT 影像指南、六篇新冠肺炎论文,以及《新冠肺炎防治精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影像诊断学与人工智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影像检查与诊断实践》《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案例教材》等六部著作里。

不仅如此,张笑春还发现,在她分析的时间段里,CT符合新冠肺炎病例定义特征(俗称CT阳性)的病例中,只有18%-38%左右的核酸检测也呈现阳性;后期核酸检测试剂盒改进了,也才达到50%。

张笑春后来接受《健康报》《中国县域卫生》等媒体采访时称,截至 2020年2月3日,他们统计了2400多例CT阳性的病例,发现核酸检测阳性率不超过50%,大量密切接触者或疑似病例的核酸检测阴性,CT却显示肺部呈现明显的急性炎症改变。“我分析了 (2020年)1月14日至2月2日CT肺炎影像数据,发现CT显示肺部损害的阳性率(51.25%-80.98%)远远高于核酸检测(11.7%-38.1%)”。

张笑春有些震惊。核酸检测是病原学诊断手段,是新冠肺炎最终确诊的“金标准”,从流行病学角度而言,鉴别哪种病原体导致肺部炎症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确诊。在当时的武汉,核酸检测阳性是病人在新冠肺炎定点医院住院就诊的必须条件。

 “核酸检测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在于存在几方面局限:核酸试剂盒研发时间短,产品质量不稳定;生产厂家不同,试剂盒的质量参差不齐;采样的准确性依赖于操作者;每位患者不同疾病阶段肺泡内病毒载量不同,导致上呼吸道咽部分泌物病毒载量也不同;病毒对人体侵害可能存在器官特异性的差异等。”张笑春后来接受《健康报》采访时如是说。从理论上讲,增加核酸检测次数能有效降低漏诊率,但传统核酸检测需要时间较长,早期检测机构实验室能力有限,导致很多CT阳性的患者第一次核酸检测阴性后,又需要重新排队好几天,等着做第二次核酸检测,从而耽误了病情。

在医院的一次医疗活动上,张笑春提出了CT阳性、核酸检测阴性的问题,得到了同事们的认同和响应。临床中确实大量存在这种情况,但怎么办呢?张笑春想,是不是高层已经知道这种现象了?这还需要我们去说吗?后来她感到,上级领导对此并不知情。

七医院的危急

2020年1月20日,武汉成立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当天汉口医院成为第三家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定点医院,再加上原来的金银潭医院和武汉市肺科医院,合计提供800张床位,其他市属医疗机构也将腾出1200张床位。然而,这2000张床位很快就被如潮的病人淹没。

2020年1月21日,武汉市卫健委又宣布整体征用汉口医院、红十字会医院、市第四医院西院、市第五医院、市第七医院、市第九医院、武昌医院等七家医院为发热患者定点诊疗医院,其门诊部全部作为发热门诊,集中接诊全市发热患者,并采取“7+7”模式,即由同济、协和、人民医院、中南医院等七家大型三甲综合性医院,与这七家市属二级医院结对子,腾出3400张床位。

根据“7+7”政策,中南医院负责接管七医院。交接之初,工作量很大,中南医院各科室当天即派出人马,按照传染病防控标准,去改建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

这天是腊月二十七,张笑春在中南医院忙了一整天。到1月22日凌晨,好容易可以休息了,又睡不着,各种情绪五味杂陈,“本该团圆的日子,自己一个小人物却在演绎着别老离幼的故事……”凌晨2:34,她发了条微信,几个同事纷纷点赞,原来大家都没睡着。

凌晨2:47,她又发了条评论, “虽然离家前做足了心理准备,面对恐慌无助的患者时便会忘我地工作,看到假大空煽情的报道也曾感到虚伪。人到中年,走过的,看过的,亲历过的也不少,总觉得自己该对现实有一定的免疫力。但是,夜深人静时,才发觉自己还是小女生一枚——很受伤!”

 凌晨3:45,她又感慨,“服一粒安眠药也睡不着!”当时疫情严峻,不少同事都睡不着,实在熬得不行了,就吃安眠药。

张笑春其实吃的是感冒药,内含安定药,利于睡眠。那段时间她咳嗽很凶,嗓子是哑的。她心里忐忑,感染的同事越来越多,到1月22日下午已有45人。为了不引起大家恐慌,她在晚上吃感冒药,想着不咳嗽了就能睡一会。她也以此安慰自己:如果是新冠肺炎,吃感冒药怎么会管用呢?

2020年1月22日早上9点,她又穿起防护服,开始一天的工作。晚上10点,她与科室同事又在接管的七医院忙碌。“七医院一穷二白,影像室只有一台老式双源CT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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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疫情期间的张笑春。照片由张笑春提供

第二天,腊月二十九,武汉封城,满城惶恐,潮水般的病人涌向各家定点医院,医疗资源瞬间被击穿。作为武昌区当时的两家定点医院之一,七医院也不能幸免。

七医院的CT室,外面是走廊,医生们设立了缓冲区,病人在这里排队。张笑春从窗户望出去,十几米长的走廊堵满了人,人又排到外面大街上,足有几百人。做完CT的想出去,排队的人想进来,在走廊里堵在一起,你推我搡,骂声一片。

七医院的护士长脸色发白,跑过来说,保安已经管不了。张笑春冲出CT室,爬上缓冲区的一张小桌子,冲着人群大吼:“这种病,大家挨得这么近,互相挤,是不是都要传染上?”但没人听她的。张笑春让护士长拿个喇叭来,护士长说没有。

张笑春跑到操作间,让同事打市长热线,打了好多遍,打不通;又打110报警,110做了记录,没见人来疏导。张笑春赶紧向袁玉峰副院长报告,还没放下电话,就听见电话那头袁副院长在大吼,“安排人来解决”,但是无济于事。

下午5点22分,张笑春又发了朋友圈,把消息往外披露。她又试图通过朋友联系从武汉调到重庆市的一位市领导,让他传话给武汉市。张笑春不知道这样做能不能管用,“就想着告诉他们,七医院如果发生踩踏事件,可能瞬间就要死很多人”。

形势紧急,张笑春告诉CT室的技师,一旦发现病人冲破防线,立马关上电动门。技师说,那张主任您在外面,您怎么办?张笑春说,能少死一个算一个。技师说,张主任,我们把您放进来再关门。张笑春说,只要病人“哗”一下冲进来,你们来不及放我,就会被踩死。

CT室里还有两个工程师在安装设备,也吓得不行。张笑春说,你们放心,电动门一关,铅门很重,推都推不开。

张笑春和同事又打110,报警四五次。后来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不知是警察来了,还是哪方面起了作用,外面才慢慢疏通开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这一天,张笑春和很多同事都是两三天没怎么合眼了,眼晴干涩,心情和腿都像灌注了铅水一样沉重。在张笑春印象中,2020年1月下旬到2月初,武汉处于至暗时刻,医务人员、床位、防护物资、医疗设备等医疗资源严重短缺,患者数量不断增长,核酸检测名额不足,对于新冠肺炎了解也较粗浅……老百姓因武汉封城带来恐慌,防控意识不到位,对未知疾病缺乏了解,处于不知所措、惊慌无助之中。

张笑春的丈夫老余还在成都工作,买好了大年三十回武汉的机票。突然间武汉就封城了,一家人天各一方。老余牵挂着妻子,知道武汉危急,知道她们科室有人感染,知道七医院危急。每天晚上哪怕再晚,必须要得到妻子平安的消息,他才能睡得着。

2020年1月24日大年夜,张笑春和同事们还奋战在医院里。利用休息的空隙,她在微信上向亲友拜年,向社会各界求助,“一个个医务人员接连倒下,救治能力捉襟见肘,等待救治的人拥挤着哄抢着,随时都可能发生踩踏事件……没有防护用品,一套防护服穿十几个小时,一个口罩戴一天,没有CT,现买联影现装,为抗病肺我们只想办法、不讲条件……”

父母病了

2020年1月26日,大年初二,张笑春在办公室突然接到妈妈的电话。

妈妈怀疑自己神经有问题了,全身麻,多汗,身上皱皱巴巴的。张笑春赶紧咨询急诊科同事,同事觉得有疑似新冠可能,给她开了药。妈妈在家吃了几天药,不见好转,张笑春不敢大意,决定带妈妈去做检查。

2020年1月31日早上,张笑春为妈妈做了CT检查,发现她肺部已有炎症。因为医护人员感染,中南医院排查密切接触者,每天给出10个名额,让一线医护人员排队做核酸检测。这天正好排到张笑春能做核酸检测,她把机会让给了妈妈,检查结果是阴性。

张笑春送妈妈回家。武汉封城期间,交通管制,出租车打不到,自己的车也停在家里,张笑春刷了两辆共享单车,但妈妈身上乏力,骑不动,就推着,后来连推也推不动了。张笑春让妈妈坐上车座,推着她走回家。

下午,张笑春又给爸爸做了CT检查,发现他肺部炎症比妈妈还严重。爸爸说,你们做核酸检测还得排队,很麻烦,就不做了,回去治疗吧。之后,医院领导听说了张笑春爸爸的事情,安排他在2020年2月1日下午做了核酸检测,结果也是阴性。

核酸检测阴性,无法住院。张笑春没有多想,让父母在家隔离治疗,同事帮忙开了一些药。

疫情早期,武汉的医院一床难求,大量疑似乃至确诊病人只能居家隔离,一些病人因为核酸检测阴性,即使表现出CT阳性和临床症状,亦只能居家隔离。

张笑春不时回家,送药送盒饭。她发现爸爸在家不戴口罩,而且经常想看看外孙女,有时忘了自己生病了,就拍一拍孩子,还想亲一口。张笑春让爸爸戴上口罩,爸爸很生气,说我都把自己关起来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后来,张笑春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居家隔离太危险。“我发现爸爸是什么状态呢?他一会就忘了,把口罩拽到下巴去了,他说是憋的。我是医生,是他的女儿,他都不听话,想想普通老百姓怎么隔离?怎么防护?这部分人留在社区,留在家庭,就是重大的传染源,是目前武汉最可怕的传染源。”

张笑春后来了解到, 2020年2月1日至3日,湖北省疫情通报显示,数万例核酸检测阴性或等待核酸检测的、CT检查阳性的病人和密切接触者处于家庭隔离状态,相当一部分患者无法入院治疗。

从 2020年1月23日封城,到 2020年2月2日武汉市宣布“四类人群”分类隔离政策,武汉确诊病例从495例猛增至5142例。

不能住院的白肺病人

居家隔离行不通,张笑春觉得,怎么也得把父母送进医院。她四处打电话求助。但人家都说,第一,我们没病床;第二,即使有病床,你父母也住不进来,因为他们核酸检测是阴性。

在张笑春四处求援之际,她也不断接到求助电话。

2020年1月底到2月初,有一些人慕名而来,通过朋友的朋友找她会诊。手机上发过来CT片子,张笑春一看双肺已经很重了,她说这得住院。对方说,住不了院。张笑春说,你做核酸检测,确诊了就能住院。对方说,正因为做了核酸检测,更住不了院。因为核酸检测是阴性。

在张笑春印象中,先后有五六个病人找过来,有人甚至求她打个招呼住院,张笑春说,“不要说我,院长也没这个权力,这是统一安排的。”那些天,深更半夜,张笑春分析影像数据时,不时有朋友打来电话,说前两天让她阅片的人,没法住院,已经走了,有的是一家老两口都走了。

2020年2月初的晚上,张笑春拿到一份患者的CT,图像上显示出现弥漫性病变,已是重度肺炎,患者的CT是在门诊做的,核酸结果和血液结果查不到。她给患者打了电话,对方听说她是中南医院的,劈头盖脸就骂了一顿,说他病情已经很重了,中南医院根本就不收。

张笑春解释说,我是为了让你们尽快住院,才给你打电话。张笑春问他,核酸检测做没做?他说做了,是阴性。张笑春让他把在医院做的所有检查都读一遍。他就一项项地读着,张笑春心里沉重,他的病确实已经很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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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张笑春和同事在分析CT影像。照片由张笑春提供图说

2020年2月2日一大早,张笑春从家里接来父母,去七医院排队。那里有一个废弃的住院部老楼,本来要拆迁了,因为病床不足,临时改建成了隔离病房。

七医院发热门诊,排着长队,张笑春也排在这里。她看到有人抱着肚子,有人抱着头,有人对着垃圾桶咳着,有人无力蹲着,有人躺在地上,什么状态都有。

排队时,有人的CT片子掉在了地上,张笑春一转头,眼睛余光一扫,看到上面已是大白肺了。张笑春一问,那人也是因为核酸检测阴性,不让住院,只能看门诊、打吊瓶。张笑春说,你这种状态,随时都需要抢救,不只是输液那么简单;而且你不住院,回到家会传染给家人,在门诊输液,会传染给其他病人。他说没办法,没有病床啊……

无人照顾的女儿

2020年2月2日晚上七八点,张笑春才把父母安排进隔离病房。回来的路上,她想起女儿,打了个电话,没人接。她的脑子“轰”了一下。

女儿9岁了,上小学四年级,平时由姥姥姥爷照顾着。早晨,张笑春把父母接出来时,女儿还在睡觉。

女儿是生病了?还是跑出去了?张笑春把车停在路边,在方向盘上趴了一会,眼泪在眼圈里打转,感到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我就想着,我不能垮了,不能垮了,该怎么办?”想了几分钟,她咬了咬牙,决定先回医院。后来,她曾为自己“为了服从抗疫防控大局,将父母和孩子置之度外”的行为而悔恨。

回到医院,张笑春把科室的工作梳理了一下,一看住院总医师都给安排了。办公桌上还放着几盒盒饭。那段时间,她经常忙得忘了吃饭,同事送来的盒饭有的已发了霉。

张笑春安排好工作, 抄起一盒新鲜盒饭就往家赶。到了小区门口,她恍惚得一开始都忘了拐进去。

一进家门,屋里漆黑一片,也没声音,张笑春边开灯边喊女儿。打开灯的一瞬间,她看到女儿在沙发上蜷缩着,弱弱地回了一句:“我在这儿,妈妈。”然后“噌”一下,女儿从沙发上跳起来,向她扑来,非要抱她。

张笑春赶紧远远地摆手,“你别过来,妈妈从传染病房回来,身上全是病毒”。女儿瞬间眼泪汪汪的,委屈得小嘴噘起。张笑春说:“咱们从今天起换一种打招呼方式,别拥抱了,咱们屁股蹭屁股。”

张笑春照顾女儿吃饭。女儿说,妈妈我给你做饭吧,做蛋炒饭。女儿从来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但后来还真的做了蛋炒饭,非逼着张笑春吃。张笑春教给女儿用微波炉热饭,“你姥姥姥爷不在家,没法照顾你了,妈妈也必须回医院”。

张笑春看着女儿吃完饭,让她上床睡觉。女儿要张笑春陪着,张笑春说,妈妈必须走。女儿说,你又不是军人了,凭啥要这样?张笑春说,妈妈不是军人,还是医生,医生也是有需要,必须要走。

张笑春对女儿说,你是军人的后代,也是医生的后代,你要坚强。女儿说可以,“但是你得给我开着灯”。张笑春把床头灯打开,把女儿电脑上的微信视频打开,放在卧室的桌上,连上自己办公室的电脑视频。“你看着视频,相当于妈妈在家了”。张笑春让女儿看看书,困了就睡觉,她就走了。

回到办公室,已是凌晨1点了。张笑春给片区领导打电话,说自己的爱人在成都工作,因武汉封城不能赶回,但现在必须得回来了。领导说她来办手续。

一条微信为民请命

打完电话,张笑春还是睡不着。

白天在七医院,那个大白肺无法住院的患者,绝望无助的眼神刺痛了她。

武汉已封城超过10天了,大批疑似新冠病人还处于恐慌无助中,如不能及时住院救治,不知多少人将因此丧生。而上述困境,有不少人是卡在核酸检测上。张笑春觉得,得想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

张笑春后来对笔者说,她毫不怀疑核酸检测在确诊新冠肺炎的金标准地位,但核酸检测的“假阴性”偏差,确实导致了大量病人漏诊而无法住院。她觉得,在新冠肺炎肆虐的特殊时期,应该用CT影像作为临床诊断主要依据。“虽然病人的CT影像呈现磨玻璃密度影或其他病变形态,未必是新冠肺炎,但在2020年2月初的武汉乃至湖北地区,大量患者出现类似肺部影像特征,有很大可能是感染了新冠病毒。以CT影像作为诊疗依据,宁错勿漏,可以让疑似病人尽早得到隔离收治,防止病毒扩散造成疫情蔓延。”

  “每耽误一分钟,都会有病人死去”,张笑春觉得自己不能再等下去了,她要寻找发声渠道。有学生告诉过她,在微信上有个程序,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但她每次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都说不对,她只能想到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了。

对于发布这种信息,张笑春也有重重顾虑,“我毕竟是医院中的专家教授,这样发言,会不会给武汉市整体疫情防控增添麻烦,会不会造成市民恐慌,人家是否会对院领导、对自己采取什么措施?”

张笑春在手机上编朋友圈信息,编了删,删了编,折腾到2020年2月3日凌晨3点,她把手机扔到一边,闭上眼睛强迫自己休息。可是大脑不听话,还在“发声与沉默”之间权衡着。

上午9:00多,就在即将穿上防护服去工作之际,张笑春心一横,瞬间把信息发了朋友圈:

 “别再迷信核酸检测了。强烈推荐CT影像作为目前新冠肺炎的主要依据。强烈建议政府征用酒店、宾馆或学生宿舍收纳10多万疑似及大部分医学观察者,强制隔离治疗!目前武汉市家庭聚集性发病越来越多,而且大多起病隐匿,一次甚至多次核酸阴性,无任何临床症状,如采取家庭留观的方式,必然造成疫情进一步蔓延,一个火神山或雷神山容纳量毕竟有限,应该即刻启动只要与疑似病例有过接触者均排查CT,只要CT阳性就近集中隔离于酒店宾馆或学校,由专业人员统一管理,发放药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工作……一个一线影像医生的大声疾呼!请政府立即做出行动,疫情控制事关人命,不能放任无症状或核酸阴性CT阳性的人家庭留观了!”

她又加了几条评论信息:“我没时间发微博,只好发朋友圈,期望大家转发,更希望能把此建议上达到领导面前,优化目前抗疫的流程和策略!”“不用点赞,只求扩散转发,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请善于在网上发帖子的网友们帮忙呼吁,救救一个个家庭吧,实践证明家中留观是无效的,我们的老百姓因认知有限,无法做到真正的医学隔离。”“我的父母也被感染,我感同身受,一个医生家庭防护措施比普通市民要严格,尚未达到标准,更何况普通民众,万望大家呼吁政府采取非常措施,其实轻症只要口服药物,集中分房管理即可,不需要那么多专业人员,也不需要那么多医务人员!”“我既是医生,又是患者家属,我要站出来大声疾呼:各级政府行动起来,阻断家庭留而不观,隔而不离,造成的继发性疫情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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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笑春当时所发微信的截屏信息。

发出微信后,张笑春把手机甩在一边。开始工作之前,她还是接到几个电话。大部分电话为她担心。想到可能会影响领导,张笑春不无顾虑。等了10多分钟,她把信息删了,放下手机去工作,“我想,这就在天了,传出去是老百姓的造化,传不出去,可能天意如此吧。”

下午3点左右回来,张笑春一看手机,有好多未接电话,信息整个都爆了,朋友圈里她发布的信息已刷屏。她赶紧给王行环院长打了电话,“院长,可能我给你惹麻烦了,我发了一条朋友圈,肯定也会炒得沸沸扬扬,我马上辞职吧”。院长说你是我的教授,我相信你的专业判断,我早就接到电话了,有事我背着,你别多想,上班去吧。

张笑春又给徐海波主任打电话,主任说,我也知道了,不要有思想负担,快忙去吧。

张笑春的朋友圈信息在网上传播着,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她此后又接到好多电话。记者们纷纷要来采访,世界各地的朋友发来微信或短信,表示支持;一些以前的病人,打来电话表示感谢,“谢谢张教授,您是在为我们发声”。这些让她觉得自己做对了。

武汉科技大学曾燕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刘焱教授等先后联系张笑春,请她整理出一份详细和系统的建议和方案。这份方案经刘焱通过全国政协呈递给国家有关部门,经曾燕传递给武汉市防控指挥部。

但张笑春还是有些紧张,到了晚上,事情还是没有定论,心里不免有些嘀咕。她给院长发了一条语音,询问事情的结果。等到 2020年2月4日凌晨三点多,也没见院长回复,张笑春坐卧不安,又给院长发了一串语音,“我一直也没收到您的回复,到底这个事情是怎么处理的?”院长很快回复了,“我们一直在开会,今天一晚上都在做大规模隔离,这是你想看到的。别担心了,赶快睡吧”。

2020年2月4日,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张笑春注意到记者就CT影像检查问题提问时,国家专家组成员、北京地坛医院专家李兴旺回答称,CT的影像学检查作为诊断标准,在几版的诊疗方案中一直存在……张笑春从他的回答中看到了希望。

2020年2月4日,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制定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2月5日对外公布。朋友们纷纷转发给了张笑春。在诊断标准上,第五版方案首次将湖北和湖北之外区别对待,湖北地区在“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之外,增加了“临床诊断病例”,即具有肺炎影像学特征的疑似病例。对疑似病例和临床诊断病例,要立即进行隔离治疗。此举意味着,只要肺部CT影像阳性的新冠肺炎疑似病例,不管核酸检测结果如何,都可以住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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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4日,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将“疑似病例具有肺炎影像学特征”作为湖北省临床诊断病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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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4日,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将“疑似病例具有肺炎影像学特征”作为湖北省临床诊断病例标准。

2020年2月12日,湖北省公布了新冠肺炎病例数量,新增确诊14840例,其中临床诊断病例13332例,2月13日新增确诊4823例,其中临床诊断病例3095例,仅这两天就有16000多名核酸阴性、CT阳性的病人获得了同等的救治机会。此后,随着“应收尽收”和社区大排查的推进,新增病例逐日递减,至2月20日,湖北省新增病例由持续了22天的4位数降为3位数,疫情终于迎来拐点。2月19日国家卫健委公布的第六版诊疗方案中,取消了湖北省的“临床诊断病例”。

张笑春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以CT影像学特征作为诊断依据,从 2020年2月5日到19日,虽只实施了十几天,但帮助了2万多例疑似新冠肺炎患者住院,这一非常措施相当于踩下了湖北省疫情蔓延的急刹车。

好事成双,2020年2月3日,中南医院的片区领导用了一整天,从武汉市防控指挥部办下通行证,张笑春的丈夫老余又用了一天办下成都市的通行证,2月5日凌晨5点,老余开车从成都出发,逆行千余公里,晚上9点多到了武汉。

老余的归来,为张笑春解决了后顾之忧,“他回来,我才放心了”。

从移动CT到智能机器人

2020年2月6日,中南医院接手武汉客厅方舱医院;2月8日接管雷神山医院;2月17日,中南医院普通病房晋级改造综合性病区,新增近2000床位收治新冠患者。中南医院+武汉客厅方舱医院+雷神山医院+武汉市第七医院,成为武汉最大规模的新冠肺炎定点医院。

张笑春的工作更忙了。影像科的人一分为四,她留守医院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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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张笑春在雷神山医院。照片由张笑春提供

关于CT影像的建议被国家采纳后,使她信心倍增,也牵一发而动全身,给她带来了新的任务。

一些医院的影像科同行打来电话,说影像技师和CT设备不够用了。张笑春想到了移动CT,即车载CT,其最大特点是移动性强,灵活,可以到方舱医院、隔离点,也可以去社区,可有效缓解医院CT设备不足和患者交叉感染的问题。

2020年2月8日,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张笑春呼吁移动CT尽快进驻武汉。让她惊喜的是,明峰医疗、平安医保科技、东软医疗、联影医疗等国内医疗科技公司,纷纷投入武汉一线捐赠或提供移动式方舱CT。

移动CT开到方舱医院的最初几天,由于无人协调指挥,出现闲置现象,医疗公司又给张笑春打电话。她又组织专家教授联名写了内参,建议武汉市防控指挥部调度移动CT。

移动CT问题解决了,CT空间里的消毒问题又引起同行注意。张笑春又给各个医疗公司的老总打电话,吁请他们把自动消毒装置嵌到CT机舱里。“后来厂家很快就把消毒装置安装上了。有一家公司的产品,最快用0.69秒就能把机舱全消毒一遍。”

CT技师又提出问题,说他们每次给病人摆位,频繁出入机舱,受辐射影响大。张笑春又联系智能机器人公司。很快,一些智能机器人进入各个方舱。雷神山医院引进了塔米智能机器人,能引导、搀扶重症病人,智能摆位,还能消毒。

 “当你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时,后面会跟着一串问题”,这些问题推着张笑春往前走,去做过去没做过的事。

随着 “抗疫战争”的深入,张笑春发现各地一些患者出院后,出现复阳现象。对于出院患者,如果不进行严格的医学隔离观察就放归家庭,一旦复阳,可能造成新一轮家庭聚集性发病。

2020年2月12日,张笑春通过人民日报内参,呼吁从严制定出院标准,即“多次核酸检测转阴(至少3次、每次间隔至少3天)+肺部急性炎症影像完全吸收+无任何阳性临床表现”,病人出院后要强制医学隔离至少两周,也就是说对新冠肺炎患者实施“隔离—宽进严出—再隔离”的“闭环管理模式”,从根本上遏制疫情蔓延。

很快,张笑春看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规定,患者出院后,建议继续进行14天自我健康状况检测。第七版则直接写上建议出院患者继续进行14天的隔离管理和健康状况监测。

“这些对出院病人的严格管理,虽然不是完全按照我说的那样,但采纳了其中很大一部分,甚至还拓展了,可能是综合了其他专家的意见。”张笑春说。

张笑春更忙了,每天步履不停,一段时间甚至每天只能休息一两个小时,但事情还是做不完。有次开车她还在想事情,结果撞到路基上,好在车速慢,路上又没别的车,这才没出问题。

她发现自己记忆力越来越差,丢三落四。“可能我想的事情太多了,国家有新政策或新指南出来,我们应该怎么解读,政策如果实施,好处是哪些,不利之处是哪些,我都会去分析……”

有一段时间,她经常停下车忘了熄火或关车门;下雨天,她忘了关车窗,导致车内水漫金山;酒店的房卡,她丢过三张;有时回家,她开车围着小区转了几圈,忘了进去。

爸爸突然病危

在张笑春忘我工作时,爸爸突然病重。

爸爸之前在七医院的废旧住院部病房治疗时, 一直喊头疼,但限于当时的认识,医生说这跟新冠肺炎没关系。2020年2月15日父母出院后,张笑春为他们复查,发现爸爸的肺部不但没好,还进展了,便安排他们住进中南医院的隔离病房。

2020年3月6日一大早,妈妈发来微信语音,“不想给你添麻烦,也知道国家防控疫情,你作为医务人员不能搞特殊,但你爸爸真的病重了,看在我的面子上,看在父母的份上,你不能让你爸爸就这样走了”。

妈妈说,头天晚上,爸爸头疼得撞墙,就像从里向外炸裂似的,而且喘不上气来。妈妈当时没敢告诉张笑春,忍了一晚上,才跟她说能不能用点好药。

张笑春心里难受,父母当初是被自己强行留下的。多日后,她仍为自己“为了服从抗疫防控大局,将父母和孩子置之度外”的行为而悔恨。她赶紧对妈妈说,“你说什么呢?那是我爸爸,他病重了,我能不着急吗?什么给添麻烦了?我马上安排你们做CT,看看是怎么回事。”

当天,张笑春给父母做了CT检查,妈妈的肺部状况稳定,但爸爸肺部炎症加重了,他69岁了,生病已30多天,病情加重之后,就会进展很快。张笑春赶快联系医务处,安排爸爸住进重症病房。

2020年3月8日,爸爸突然病危。妈妈打来电话,说爸爸从生病以来没有发烧过,突然从37.8℃烧到38.5℃,而且呼吸困难,必须站起来,或把床摇到垂直,才能喘气,吸氧也不管用了。

张笑春一下就慌了,赶紧请呼吸内科主任程真顺、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急救中心副主任夏剑会诊。张笑春为爸爸做了CT检查,发现他双肺弥漫性浸润性病变,成大白肺了;又抽血化验,他的免疫系统几乎被摧垮了,淋巴细胞亚群全线降低。

三位专家会诊后,给爸爸应用大剂量激素冲击,用上了白蛋白及磷酸氯喹等药物。爸爸的核酸检测还是阴性,不符合上述用药标准。张笑春说,我来签字,责任我担,你们给用药就行了。几位主任说人命都在这里,咱们几个同时签,如果出了问题我们担着。

医院里没有白蛋白,张笑春在外面花了一万多元,高价买回一些白蛋白。两天后,爸爸终于转危为安。

走出专业围城

2020年3月18日,湖北和武汉市新增确诊病例双双为零。3月27日,中南医院开始恢复普通门诊。

武汉抗疫取得阶段性成果。张笑春的工作并未轻松,在影像科本职工作以外,她被推向了更广阔的领域。她开始应邀参加新冠肺炎专业知识普及公开课,在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心胸学组和传染病学组,解读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在工信部专家会议、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云课堂、中国医学装备协会CT工程技术专业委员会、王辰及钟南山院士主办的呼吸界等平台,讲解CT影像在新冠肺炎“战疫”中的作用与反思等;她开了微信公众号、百家号,面向大众传播疫情防控思想或建议,传播大健康的理念或措施。

2020年3月下旬,张笑春参与组建国内中医海外华侨及留学生线上诊疗群,又加入武汉人民海外华人援助团,参与筹备联系各种医用防护物资的捐赠。她也和海外华人、留学生分享抗疫经验。她录了防控新冠的音频,一段一段传到华人群里,一个洛杉矶的朋友把它发到YouTube视频网站上,据说反响不错。

她也开始涉足大学生在线教育,先后在武汉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山西医科大学、云南财大等校上战疫微课堂,谈青年责任与担当。

成为名人的张笑春被事情推着往前走。她觉得,在新冠肺炎防控中,你能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只要对控制疫情有好处,都相当于在抗疫一线。

她也受到质疑,有人说她都不是影像医生了。一开始,她很郁闷。“细一想,你站在人家的角度考虑,你是影像科医生,又不做影像科的事,凭什么为影像科代言?”但她又觉得,影像的事情经过前一段时间推动,很多人都可以按部就班地做了,社会上缺的是想办法解决移动CT以及其他种种事情的人。不过她觉得,质疑让自己头脑清醒,做事情会更严谨。“这实际上是动力,也是好事”。

武汉重启之际的反思

2020年4月4日,清明节,举国哀悼新冠遇难者,武汉全城警笛长鸣,响彻两江四岸。

一大早,张笑春在朋友圈发布文章,哀悼逝者:“本来是看惯了生死的医者,还是被这次惨烈战疫突破了专业认知。面对那么鲜活的生命被死神骤然之间按下了停止键,医生群体仓促间负重逆行迎战,眼睁睁地看着战友变成了烈士,已然没有了医者的从容和自信。在近3个多月的‘战疫’中,充斥脑海中的大多是对于逝者的歉疚,深深的自责。清明了,好像那些逝者还在身旁,一如昨日一般。”

 她又仿苏轼词《江城子》,感叹抗疫岁月:“数月生死两茫茫,多少人变鬼,不思量,自难忘。六十五天绝进出,江城人迹罕,无处话凄凉。一声号令动华夏,三军皆出动,疫区变战场。数十万白衣执甲,纵使相逢应不识,痕满面,泪如霜。疫情初解已还乡,打行囊,已整装。时逢举国哀悼日,又是清明,再添新殇。相顾无言,纵有泪千行,可思量?人生无常,勿使旧患添新恙。”

武汉重启在即,百废待举。张笑春更在思考,她写道:“武汉解封了,开始分阶段有序地复工复产了,我想知道,在解封的那一刻,人们是大哭?大笑?激动?平静?有谁会思考,为什么被封城?都采取了哪些措施解封的?该如何做才能避免封城之举?

 “武汉重启了,宅家的人们迫不及待冲上了大街、商场、公园…….我很想知道,在他们走出家门那一刻,是否会记起为什么被禁足?又是谁为他们解禁?该怎么做才不被禁足?

 “大多数患者都痊愈出院了……疫后余生的他们可曾反思,为什么成为新冠肺炎的感染者?是谁救了他们?怎么才能保护自己和周围人?

 “像我一样,人类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善于遗忘或选择性遗忘……17年前的非典之痛,没能让我们痛定思痛地去思考如何避免悲剧重演?如何积极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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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笑春和同事对抗疫充满信心。照片由张笑春提供

抗疫改变了张笑春。之前,她是一个“小圈子里的专家”,生活在专业象牙塔里,看CT片子,写专业文章。她喜欢思考,遇到学术争鸣,也能挑战学术权威,但对于社会问题,并不会主动关心,更未想过为民请命,而有大担当。抗击新冠激励了她的独立思考,也激发了她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推动她走出专业围城,把专业知识社会化,投身新冠肺炎防控普及、跨界防护培训等领域,为复工复产复学建言献策。

 “我这个人可能比较爱想事。现在我想的更多的是,咱们不能让这次疫情白白发生了,总得要总结总结”。她说。

湖北省新冠肺炎双清零后,老百姓应该如何防治新冠病毒死灰复燃?她在微博上写下10 条建议。

武汉解封在即,街上的人车多了,又有了熟悉的噪声,她想到,“不知道在后疫情时代下,武汉人该如何安全地复工、复产、复学,如何科学地解禁解封?是否需要一张全方位多功能的路线图来导航我们的全部行动?”她写下《武汉后疫情时代:亟待出台全方位多功能路线图》,提出三个模块几十条建议。

全国防控新冠感染已取得初步成效,而应对疫情大概率是个长期问题,有必要提前做出防控和中后期治理的系统规划。她联合多名专家合写了《武汉市疫情防控中后期治理机制探讨》。

武汉解封后,该怎样应对他国“群体性免疫”和本国“隐匿性感染者”的挑战?她觉得,“新冠病毒纵有千变万化,严格防控仍是铁律一条”,她在百家号上提出防控建议……

历经劫波亲人在

2020年4月12日,武汉解封已4天了。面对疫后的非新冠病人洪流,中南医院影像科依然忙碌着。

这是让张笑春高兴的一天。这天下午,她从隔离酒店接回了爸爸。爸爸在 2020年3月12日从中南医院转到雷神山医院, 2020年3月30日出院后在武昌区的一家酒店隔离。

亲人团圆了。似乎一切恍然如梦:新冠肺炎爆发4个半月,一家人散于三地,二老染疾,先生千里驱车入封城,川渝蒙同行齐聚武汉共抗疫情,武汉封城76天又解封,二老初愈……

劫后重生,悲欣交集。“一场生命浩劫,最大的感受就是活着真好,一如这近两个月顽强抗争的植物。”张笑春办公室的花,虽因办公楼被征用,两个多月没人打理,但依然活着,鲜花已残,绿意仍在。

女儿也四个月没出家门了。这天下午,张笑春和老余陪着女儿去沙湖公园踏青。女儿已经快1米5了,又长了一截子。

这天,近来很少发朋友圈的她一连发了三条信息,配上18幅照片。她感慨:“人世间一切美好的前提来源于存在;疫情期间,来自方方面面亲朋好友的帮助、关心和支持,让我走过了那段生命中最漫长、艰难和最有意义的日子;我和家人都为这段日子倾注了情感、精力和劳动。愿世间再无劫难,愿大家平安!”

爸爸回到家里,开始14天的居家隔离。妈妈也在隔离,她症状比较轻,早就过了隔离期,但她心理上深受打击,怕影响家人,还一直隔离着。

对于女儿当初挽留他们,他们早就理解了。“爸爸觉得我做得对。”但张笑春又觉得,他们现在防范得有点过了。“他们在家隔离,每人一个房间,把门关得死死的,必须隔着门喊话,才说上两句。”吃饭时,家人把饭送到他们的房间门口,倒在各自的碗里,告诉他们饭来了,他们自己来拿。

父母的后期康复并不顺利。除了心理问题,他们还出现各种症状。张笑春不时要咨询专家,联系社区,拿药用药,忙得焦头烂额。爸爸偶尔还会头痛,也睡不好,社区每周给他开7粒安眠药。从前,他身体健壮,喜欢干体力活,看菜园子,挖地,很快就能睡着。妈妈有老胃病,偶尔憋气、便秘、腹胀、腹泻,轮替着来。张笑春感到,她全身免疫系统都像被新冠病毒攻击了。

父母的状况让张笑春时常愧疚。她觉得,作为一个医生,她的做法是对的,毕竟抗疫是全国的大局,后来又成为全世界的大局;但从亲情角度考虑,她有时想,当时如果不是那么强硬非要把父母留下,他们也不一定被感染。从 2020年1月3日父母退票,到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这20天,政府也没什么要求,谁都可以畅通无阻,全武汉的人出去了500万。

父母病了,很长一段时间,张笑春不敢跟老家的弟弟说,“我怕他骂我,说我太自私了”。爸爸突然病重时,她一下子受不了了,“如果爸爸最后真的没了,你想我是不是要愧疚一辈子?”

后来,弟弟还是知道父母病了,打来电话说,“姐,我知道你现在肯定挺自责的,家人支持你,相信你能让父母渡过难关”。张笑春这才觉得稍微放点心。

2020年4月19日,张笑春和老余、女儿开车来到东湖高新区的新家。新家的房子还是毛坯,楼里空荡荡的,堆着年前装修时的黄沙。房子前头的小空地上,野草疯长,一小片油菜花鹤立鸡群明艳动人,几株蚕豆开着紫花,一棵生菜被围在杂草里。油菜和蚕豆是父母去年11月撒的种。

老余从车上拖下一袋土豆。疫情连三月,家里的土豆都发芽了,老爷子让张笑春赶紧种下。夫妻两个,一个挖坑,一个填埋土豆。女儿在一旁研究花草。旁边楼房的阳台上,邻居和他们打着招呼。

似乎,被新冠肺炎打断的生活,又回来了。那时,张笑春没有想到,从前的生活已经回不去了,很多事情在发生,几个月后她也要离开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