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南方+）
今天是春运第一天，这在往年都是一年一度地球上最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开始，但在疫情的笼罩下，如今这些返乡的人都成了不受欢迎的麻烦，而各地的应对措施也清楚地将当地的治理水平摆在了人们眼前。
日前网上流传一张图，讽刺性地点明了“越是小地方越严”的“规律”：
虽然上头的指示是“科学防控、精准防控”，要求各地结合地方实际，“下足精准细致的功夫”，但落实下去，大抵就是越往下越简单粗暴。“新华微评”严厉批评说：“不分青红皂白，动辄搞‘一封了之’‘一拒了之’的‘一刀切’式做法，是懒政、推责的表现，不利于疫情防控。”
可想也是注意了这一点，昨天国家发改委特意指出，就地过年政策是分级分类的，各地在执行时不能不能擅自加码，更不能“层层加码”。
这样的层层加码其实已经开始了，甚至也不仅是在小地方。大连数百万城市人口，不仅在东北、在全国也都是有数的大城市了，但它近期的防控措施之严厉，差不多正是上图中“镇里”那一级别的做法。
在12月沈阳、大连零星几例爆出后，当地本月已无疫情。但在1月初河北、北京、吉林的通化/公主岭、上海等地陆续出现病例后，大连收得很紧。恰逢寒假，一些在外读书的大学生回家，他们就成了新的嫌疑人。
有些在吉林大学读书的孩子一早回大连时都还没事，在家住了五六天，也很自觉地没出门，到了19日却突然被全家强行拉去酒店隔离。隔离期间的费用全部自理，每个房间每天200-300元，餐费每天80元，核酸另算。大连隔离酒店收费的最低标准是260元，而本地淡季快捷酒店单日110元，隔离酒店的收费相当于无疫情旺季的最高价格。
一位被隔离的家长说，“酒店是征用的，厕所都是冰，晚上冻得睡觉穿羽绒服、戴羽绒帽，不能脱衣服，刚来就有好几个感冒的，而吃的都是酸馒头、剩菜剩饭，酸菜里还有抹布巾。”虽然他们到处投诉，但得到的结果仅仅是餐食稍稍改善——外卖是不准点的，理由是食品安全。
看似奇怪的一点是：如此严厉的一刀切，在现实中却又等等不一，是有空子的。这些被隔离的人们很快发现，隔离的酒店费用，有的人自费，有的人免费，没有理由；同样是14日返回大连、19日隔离，有的人是28日回家隔离，有的人是29日回家，时间都不一样；有些孩子回来后，和家人呆了一周，孩子被拉去隔离，家长正常上班、生活，但有的社区则把家长封在家里；居家隔离其实也执行得并不严：昨天隔离结束的一个，因为是外地人，在本地没房子住，后7天需要居家隔离，他选了个酒店自费隔离，但酒店却没封，他还是可以自己出来买东西。
但这些且不论，在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从低风险地区回来，凭什么隔离？有什么法理依据吗？毕竟对这些居民来说，没有隔离，就不会遭这些罪。
在大连近日疫情管控的通告上，列出了所有“重点管控隔离地区”和“重点关注地区”，这个清单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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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专业：没有按公共卫生风险级别来界定区分中高风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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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化：例如北京大兴本来只有一个天宫院融汇小区是高风险区，这里则扩大为整个大兴区，“重点关注地区”甚至扩大到全省。
其结果，便是行政边界代替了疫情传播边界，这样粗略的划分有利于简化操作，但却难免扩大化，牵连误伤他人。
在这样的逻辑下，有时就会出现非常讽刺的现象。照这样，一个地区只要出现局部问题，就会牵连整个地区，如通化市只有东昌区全域是高风险，下属各县没事，但现在沾到“通化”二字都算。吉林的公主岭市范家屯镇这次也出现确诊病例，但由于公主岭去年6月19日从四平市改划给长春市，于是这次四平市就没有被列在嫌疑清单上，而这却仅仅是因为一个与疫情毫无关系的行政隶属关系的偶然性变动。
吉林这次疫情的爆发，都源于黑龙江望奎县的男子林某1月6-11日在公主岭、通化做的几场营销推广活动，17日长春确认，将市内的三个小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仍为低风险地区；到昨天，已只有一个小区仍为中风险地区了。
准此，吉林大学属于低风险区域，何况大学校园本来就是封闭式管理，自成一体，全部生活都不用出校门，那几天又复习考试，也没机会出去。有学生返回大连后还做了两次核酸检测，都很自觉，但根本没用，居家六天后，第七天半夜拉去隔离。
这种做法，给人感觉就是“不管有事没事，先关起来再说”。这背后，还隐含着对嫌疑者的有罪推定（“你有嫌疑，除非你能证明自己不是”），以及对你自治能力的不信任——虽然都不用上面讲，如今老百姓自己也都小心着呢，在新冠面前谁敢大意？不怕死，也怕社死。
也不仅是大连这样，另一位“Amber”在豆瓣上也诉说，她和家人从低风险地区回同样低风险的老家威海，为的是去见身患绝症的父亲最后一面，然而，“家人最需要互相安慰的时刻，我们一家人却因为地方防疫政策各自困住”，“即便手持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也无法见到爸爸”，甚至哪怕先后做了5次核酸，但在越来越严格的管控之下，无论做什么都没机会探视亲人。
她说，这样无所不用其极的防控方式让她毛骨悚然，“在基层，最反映政策合理性、体制有效性的案例不是相安无事的平常人家，而是像我们一样在绝望中的家庭。”
在这一轮的疫情防控中，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如何在不影响正常居民生活、不侵犯其权利的前提下防控住疫情，但为何你一再大声疾呼，喊破嗓子，一些地方却还是越捏越紧呢？
这可以解释为：当地的流调水平不那么高，没本事精细化管理，主政者有自知之明，于是扩大化了再说，至于你的抱怨，都不过是一些“小情绪”罢了，要“顾大局”。
但往深里一层看，精细化管理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水平高下的问题，它是专业水平、法治精神（权利边界）和主政者风险担当的总和——因为越精细化，他越麻烦，而越简单粗暴，他越不需要承担什么风险，代价都是你承担的。
我岳父身为几十年老党员，有一次说起“1983年严打”，最后感叹：“我们中国的政治就这样，搞到最后都扩大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疫情防控中的“层层加码”，和“严打”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为达成目标，底下执行激进的政策，并且是越激进越好，因为这样才能保证万无一失——直到最后中央出面来“纠偏”。
就此而言，这一轮的防控，可以说各地争相扩权的机会，在公权力与普通人权利/正常生活之间、在国家与地方之间，都存在着复杂的博弈。这很像是一种“回到老路上去”的冲动，要打破这个轮回的循环，恐怕只有让法治框架来约束：这样的紧急事态管制措施，有法可依吗？是不是“精细化”，并不只是治理水平高低，也是人治与法治的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