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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文库】AI财经社｜传外卖骑士联盟盟主被捕，曾质疑饿了么春节奖励忽悠骑手
文章发布于：2021年1月3日
“骑士联盟”的意义就是骑手们没有自己的朋友圈子，遇到事情，家人、朋友管不上，但在群里说起送外卖的遭遇，就有很多人安慰，也有很多人理解。
熊焰是外卖骑手，他和同伴们建了微信群“外送江湖骑士联盟”，在群里，他被称为“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这个“骑士联盟”在2020年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
2020年4月，熊焰开始录制短视频，以外卖骑手身份在网络上为自己的骑手兄弟们发声，讲述“骑士”们的遭遇。
2020年9月，一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报道引发舆论热议，在讨论中，人们恍然大悟，看到了街上每个匆匆忙忙的外卖骑手背后都有一个隐藏的系统——平台以及算法对外卖骑手的操纵。面对舆论压力，美团、饿了么等商业公司迅速回应。
那段时间，熊焰发了一个短视频《外卖小哥不需要8分钟》，指出商业公司的回应存在问题。这条短视频很快火了，“微博的阅读量就有200万呢”。随后找熊焰的人越来越多，有采访的，有调研的，还有拍纪录片的人。
但熊焰对此并不乐观，他觉得外界舆论如刮过的一阵风，吹过之后，外卖骑手的状况从本质上并未得到明显改善。
我们有15个微信群
熊焰个子不高，娃娃脸，说话带着贵州口音，总把饿了吗念成“欧了吗”。只读到小学五年级的他，17岁到北京，曾看过工地，开过餐饮店，后来成了一个外卖骑手。
熊焰觉着自己是最了解外卖行业的骑手之一，早在2009年，他就在小餐馆帮着送外卖。那时没有平台，全是商家自雇的骑手。他很有想法，主动和店里的常客联系，送餐时间统一至半小时一趟，节省人力。这些小办法帮着店里的营业额迅速提升。2013年，饿了么、美团等外卖平台入场北京，熊焰自己开店雇人，乘着资本补贴的风口，赚了不少钱。
转折发生在2018年，因经营不善，他负债120万余元，不得不转行加入平台送外卖。那年年底，送外卖时，熊焰出了交通事故，在医院里躺了七天，几乎没有人探望。
出了医院，觉得“太孤独”的熊焰想认识更多的骑手，于是他和朋友建起了微信群，把“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的介绍做成二维码，贴在外卖箱上。扫码的人越来越多，迄今已建立了15个微信群。
群里每天都很热闹，什么事儿都有：今天跑了多少单，单价怎么样；骑手在送外卖的路上，电瓶车没电了，询问有人帮忙不；有兄弟在路上把别人撞了，私了不成得“走”保险，问大家怎么办；还有人刚来北京，在找落脚的地儿。
有问题就会有人响应，大家互相帮助，出主意。而脑子灵活的熊焰成了大家信得过的人，被喊成“盟主”。
熊焰的短视频也记录着骑手们的种种遭遇，大到遭遇交通事故紧急求助，小到被平台罚款、没有送餐箱子等等，五花八门。有时候，某家商场不让穿着外卖工作服的骑手从正门进，熊焰跑去和保安理论，要谋得一份尊重。
除此之外，短视频里还有真实的吐槽，“不是困在系统里，我们是被困在平台的套路里”，熊焰说，“它（平台）说这单（配送费）3块就3块，那单5块就是5块”。有时候是商家出餐慢，导致订单超时，而平台报备程序异常复杂，申诉不通过，责任全落在外卖骑手身上，更是让人气愤和委屈。
不少外卖骑手看完熊焰的视频，觉着畅快，“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有正义感，信得过”。
新的“零工经济”
短视频逐渐聚起一些人气，时常有粉丝来北京找熊焰，拜访、求助或谈合作。
家在江西南昌的雷小兵是个小企业主，2020年9月底生意折戟，负债五十余万。他看完了“盟主”所有视频，觉着熊焰特别向上，没有负债的颓唐，特意坐火车来北京见熊焰，打算送外卖。熊焰让熟悉的“骑手”带他跑单，首日出工，送出十单外卖，超时六单，罚了不少钱。
当晚，雷小兵总结，外卖都是辛苦血汗钱，而且距离外界收入过万的口号差距太大。第二天再送了六单，雷小兵就打算打道回府了，“我做满40单就回去”。
熊焰觉得不少人对外卖行业有误解，以为“容易干”“肯干就钱多”“时间灵活”，其实外卖骑手都是在规则下运转，而平台才是制定规则的“系统”。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的郑广怀研究团队也在研究成果中发现外卖骑手并不好干，郑广怀研究团队将外卖骑手称为“平台工人”，其工作特点可以总结为：强吸引、弱契约、高监管以及低反抗。
简单来说，外卖骑手和传统制造业的工人很不同，成为外卖骑手或快递员的门槛很低，什么人都能来，形形色色的人来了，这些人在平台上成了一个个松散的、“弱契约”的“平台工人”，面对平台算法的监管和逼迫，却没有能力反抗。
熊焰将他接触的“骑手”分为三类，大部分人都是过客，将送外卖视为过渡期工作的，他们来去很快，几个月、半年就离开了；第二类人是外卖平台的单王，每月上万、两万的收入，很少；还有一类则是老实人，他们稳定在平台上工作数年。
这些人多数对自身权益较为淡漠，或因文化程度不足，或因只是短暂打零工，大部分人不想惹事，遇到问题愿意息事宁人。熊焰认识的骑手中，不少人出了交通事故不知道如何处理的，餐摔坏了，自己掏腰包补上。
在郑广怀团队的研究中，40.82%的外卖员和快递员没有签订或不清楚劳动合同。他们可能仅仅只是签订了简单的协议，甚至有些是口头协议。一旦有了争议，骑手们很难为自己争取利益。但熊焰觉得即便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也未必能保障骑手权益。一旦出现劳动争议，仲裁、起诉的时间可能长达数月，对于流动性极强的骑手来说，不切实际。“他可能明天就回老家了，怎么办？”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则认为，这种处境的原因是，在骑手与平台的关系中，骑手们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没有和互联网巨头抗衡的能力”。由于缺乏政府监督部门的强力介入，身为平台的商业公司并没有动力提高骑手待遇，毕竟“成本增加可能会陷入竞争劣势”。
希望你们互帮互助
面对城市里不可或缺的外卖骑手与他们的困境，近几个月，熊焰参加了很多的研讨会，如“非正式就业工商保障研讨会”，“外卖骑手的劳动现状与反思”，与会者包括人类学研究者、劳动权益研究者、律师等等。
研究者尝试以“零工经济”解释这类劳动关系，提出“系统”对骑手们的压迫，包括对劳动权益的模式，比如不承认骑手与其存在正式的劳动雇佣关系，以压制人力成本，逃避劳动法体系给平台带来的各种“约束”。
熊焰觉得这些分析有道理，但他认为政府的介入更重要，“要是能立法就好了”。
马亮也认为外买骑手作为一种新型的劳动关系，需要理解这种有特点的“零工经济”，他建议政府部门应该通过公权力的介入，维护劳动市场的秩序，保障劳动者的权益。
但这些讨论中鲜有外卖骑手的声音。采访中，多位骑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并不知道外卖骑手成为了热点。他们用自己的方法进行微小的反抗。
骑手们在群里讨论最多的，是如何利用平台规则，规避平台的惩罚。比如一次接到5单外卖，其中一单因商家出单慢，眼看就要超时。这时候就要想办法，先送其他四单，再报备异常，最后以此作为依据申诉。
老骑手们在交流中传递经验，互助的精神让骑手们在路上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骑手徐浩2020年10月出了交通事故，后来暂住在熊焰家。不久前，他下班路上，遇上一起外卖骑手的事故。情况都差不多，餐盒撞翻了，骑手只能自认倒霉，赔钱。但徐浩停下来，帮这位骑手和客户协商，最终减少了大笔损失。
2020年12月26日，南方周末记者正在采访熊焰，有个23岁的骑手跑来找他，小区没有充电桩，怎么办？熊焰一边数落小伙，“怎么不先来找我”，一边在微信群里打听充电的地方。他说，“我就希望你们互帮互助”。
而在一期播客访谈目中，熊焰更清晰地讲述了他心目中“骑士联盟”的意义，就是骑手们没有自己的朋友圈子，遇到事情，家人、朋友管不上，但只要在群里说送外卖的遭遇，就很多人安慰，也有很多人理解。
（应受访者要求，熊焰、徐浩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