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美国记者真的来到了中国，真的和这里的人民成了朋友，一起吃路边摊，一起侃大山，一起在城镇乡野穿行，那么ta认知中国的框架就会增加很多维度，写出来的作品也就会更加地接地气，更加客观，更少陈词滥调，更少偏见。”
按照时间推算，此时（7月5日），何伟应该已经返回到了美国科罗拉多的家里。
5月末，网络上就出现了何伟（Peter Hessler）未获得四川大学的合同续签的消息，随后得到了他的友人、撰稿人何雨珈的确认。前几天，何雨珈撰写了《何伟的最后一课 | 故事硬核》一文，记录下了何伟在中国最后的时光。
就像20年前，何伟用《江城》一书，跨越语言、种族、国别与歧视，为世界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在《何伟的最后一课》里，何雨珈也用同样平和又不乏温情的视角，从细节中展现了这个“最会讲中国故事的外国作家”，仍然是那个鲜活而可爱的模样。
2019年，何伟重返中国，但一切已经不再如常。何伟对现实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在过去受到了赞誉，在今天，却有越来越多的风凉话，试图去挖掘他的“动机”和“立场”，并说：“何伟写如此这般的内容，背后究竟有什么目的？”
虽然何伟离开了，但他所留下的一切仍然意义非凡，并不断让我们追问：如何观察现实、看待他人？又如何能跨越“偏见”理解不同？
在最后一课上，何伟说，“对于非虚构写作，时间很重要。时间可以帮你成为一个作家，一个记者。时间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时间可以帮你记得一切；时间可以透露更多你不知道的故事和细节；故事永远也没有结束；生活在循环往复。”
01.
平凡普通的生活，
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何伟本名 Peter Hessler ，1996-1998年，这个27岁的美国青年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到长江边的小城涪陵当英语教师。
两年后，他把这段经历写成《江城》（River Town）一书。后来，何伟成为《纽约客》驻北京记者，陆续写作了《寻路中国》《奇石》等书。
2010年，何伟前往埃及开罗，进行中东主题的观察写作。2019年8月，他举家搬迁回成都，在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教授非虚构写作。
回到中国以后，何伟一边教书，一边继续着从前的特稿写作，2020年3月23日，《纽约客》刊登了他所作的“成都日记疫情”《Life on Lockdown in China》。
去年8月10日，何伟又在《纽约客》上发表了长文《中国是如何控制住新冠疫情的》（How China Controlled the Coronavirus），而后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很多人喜欢文章里何伟对于中国社会一向细腻入微的观察，认可一位外国作家放下偏见，试图呈现更立体的中国的努力。更有人将何伟比作“中美关系的粉刷匠”。
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何伟的“春秋笔法”，玩弄文字游戏，看似客观，却把自己实际的想法藏在细节里“暗搓搓黑中国”。而在美国，也有很多人抨击何伟，认为他是“中国的走狗”。
熟悉何伟的读者可能知道，这两篇文章的写作手法并不陌生，甚至他二十年来都是这样，比如《寻路中国》一开头：
这样做是违法的——既公然违背交通安全法规，又违背食品卫生法规。不过，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没有人去计较这种行为，因为用别人的轮胎完成脱粒工作是最简便的方法。
刚开始的时候，对于从食物上碾压而过，我颇感为难。每驶近铺晒着农作物的路段时，我就急踩刹车，摇下车窗问道：“我开过去没有问题吧？”农民们有些急不可耐地大声喊道：“开，开，开！”只听见小米、高粱、小麦在我的车轮下噼啪爆开。
后来，我一看见谷物堆，就加速行驶。噼啪！咔嚓！从后视镜里，我看见人们拿着耙子扫帚，冲上公路。那就是我在秋收时节作出的贡献——开着车子忙脱粒。
都是很日常普通的细节，但在何伟生动细致的描绘下，却能看到这个我们习以为常却又常常忽视的复杂的中国：实践中暧昧的法条、实用至上的准则，低机械率的农业，农民的辛勤劳作以及他们狡黠的小小智慧。
他的优点已经被说得太多太多：并非出于猎奇、恰到好处的的观察视角，温和包容的心态，再加上一点点幽默感。
在去年发表的两篇描写疫情的文章里，何伟也通过亲身经历的细节，来观察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状况。
在3月发表的“隔离日记”里，他观察邻居的快递包裹和外卖的包装，发现大都是家具、清洁工具和家庭办公设备，而饮食也都很健康，大量的新鲜蔬菜和水果；在隔离第44天时，甚至有一家人买了电动洗脚盆——“人们归于自我，只能将精力花在剩下不多的空间上。”
在第二篇引发广泛讨论的《中国是如何控制住新冠疫情的》里，何伟通过学生们的采访和报道，从个体、学校、社区再到整个社会，都进行了更细致深入的观察。
比如，当地商户受到隔离影响，开始走街串巷做起了牛奶团购生意，销量不降反升；呼吸机的销量翻了10倍；烟酒与口罩和消毒液搭售的生意经；居委会强大的动员能力……
我们不难从这些细节中，归纳出何伟笔下中国防疫成功的原因：相信科学和注重教育，中国人的坚韧、生存智慧，以及社会协作。
当然，何伟也指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发现有居民染病后，很快他的姓名、照片、行程等所有隐私的细节便迅速被到处公布了，就像布鲁姆一样（这是《尤利西斯》的主角，小说就是记载布鲁姆一天内的行踪流水账，这里何伟用来比喻这种事无巨细的隐私披露问题），文章里还有许多这样的文化冲突带来的细节思考。
10多年前，何伟在中国采访（图源网络）
这种写作风格，其实是非常典型的创造性非虚构写作（Creative nonfiction），何伟的老师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就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他的许多学生都是普利策奖得主，也不乏《纽约客》主编大卫·瑞姆尼克（David Remnick）这样大名鼎鼎的人物。
何伟的写作受麦克菲的影响很深，他说，“几乎所有真正的美国非虚构作家都会告诉你，他们读过麦克菲的作品而且从中受益。”
麦克菲会进行极为详尽、几乎不留死角的前期调研；与几乎来自任何行业和背景的人都能深入打交道；独特“地方性”的呈现；又常常融合大量地理学、科技、艺术史等各学科的专业知识。
但麦克菲认为，“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个词并不准确，他更愿意称之为“事实性写作”，它指的是作者不得不卖力地发掘事实和搜集信息。何伟认为，这正是非虚构写作中的“创造性”所在。
在《江城》后记里，何伟写道：“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想给人们讲述鲜活的故事，那些每天都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故事，看上去平凡普通，其实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可能是那些宏观的内容所无法涉及的。”
02.
真正的故事，
应该从土里而非从天上长出来
在何伟来中国之前，美国很少有能够描写真实中国细节的作品。
比如上世纪90年代的《纽约时报》上写中国的文章，在我们看来往往“像是在看中国的X光片，似乎骨头都在对的地方，但是没有鲜活的血肉。能看出来西方记者做了很多努力，重要事实都是正确的，但少了身临其境的亲密感。”
1998年，在志愿者工作快结束时，何伟想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当时美国描写中国的重点都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上，何伟怀疑，谁会关心一个中国内地默默无闻的小城？怎么会有人想了解他的学生，那些贫困的四川农家子弟？
20年前，何伟在重庆（图源网络）
但麦克菲坚定地对他说，“涪陵就是故事本身，涪陵是一本书。”在老师的鼓励和影响下，何伟写作了处女作长篇，后来命名为《江城》。《江城》出版后，旋即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许多人开始讨论在美国刻板印象之外的中国。
何伟认为，过去写中国新闻的问题，就在于美国记者“像是在写纽约一样写中国”。
如果报道纽约新闻，其实不需要写太多日常生活，因为读报纸的美国人就在过那样的生活，得挑极端的、糟糕而需要变革的事物来报导。
当美国记者把这一套搬到中国，也挑选最极端的新闻话题写作时，美国读者并不理解的上下文和背景材料，却往往是缺失的。
在何伟看来，这种传统新闻写作，缺乏社会学的方法论，往往过于结果导向，而非过程导向，没有脚注、不解释报导是怎么开始的。这其实会让很多美国读者迷惑，也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何伟的父亲是一名社会学家，童年时父亲就经常带着何伟去观察街上形形色色的人，并让何伟思考，这些人身上都能看到什么？比如，ta穿着有趣吗，走路的姿势如何，ta可能是做什么的，又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
父亲还带着何伟跟不同的人打交道，不管是工人还是金融精英，都与他们交谈。
比起传统新闻记者，何伟做的更像是社会学式的田野调查，他在一个地方往往一住就是几年，零距离、长时间、跟踪式、反复多次地融入采访对象生活。
更准确地说，他是走入了周围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真正成为了他们的朋友。比如熟悉的面馆老板，春节时会邀请何伟到家里来一起过年；邻居小孩家生怪病时，何伟到处查资料，询问认识美国医生，还带着他去看了好几次病。
现代西方最好的中国史学者之一的柯文（Paul A. Cohen），曾经专门赞扬过何伟文字中的这种共情：“何伟观察，叙述，解释，尽管有时他也因个别中国人的行为而烦恼，但是他几乎从未对中国人进行集体性的评判。相反，他骨子里的仁慈，让他始终能够沉静地理解与他完全不同的人们的行为和感受。”
图：《三峡好人》
小小的两人渔船、在乌江两岸来回摆渡的挤满了乘客的渡船、从乌江上游一路北来满载着煤炭和砂石的货船、从长江顺流而下往三峡的白色大客轮。上课时，我总会俯视着江上熙来攘往的船只、打渔人、货船船长和码头工人。我会觉得：我也在劳动。这座城市在运转，我则是其中的一个小分子。
——《江城》
因此，何伟的文章里，除了详细事实的细节，他很乐于去描写人，尤其是那些普通人身上不经意的温情。
比如，在《中国是如何控制住新冠疫情的》一文中，他女儿在中国念书，班上有位男同学提到了一些反美的话。后来，她的老师用一种很中国人的方式，给全班讲述了一个关于重视科学、教育和努力的故事。并在故事结尾，自然地提到“每个国家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
在华裔媒体人查建英眼中，优秀驻华记者，就应该是像何伟这样的，有过硬的中文能力，足迹遍布大城小镇，跟社会精英和平民百姓交流，跟友善的中国人和不那么友善、有奇怪的文化和令人恼火世界观的中国人都接触，才是真正地扎根在中国。
“一个真正的故事，就像一棵树，该从土地里而非天上长出来。”
这种兼具自家人（insider）和外来者（outsider）的双重身份，既能非常了解当地的背景，让人感到一种亲近感；而作为一个外来者，保有一定距离，又能够让他尽量客观，观察到那些像氧气一样的，我们呼吸在其中却又难以觉察的细节。
03.
什么能打破偏见的同温层？
最好的答案是阅读和写作
有评论指出，何伟的描写视角并不罕见，是一个稍微“善良”些的人就能拥有的共情视角。但为何善良似乎如此普遍，却难以解释当下的撕裂呢？
从生理的角度上看，人的大脑里拥有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模仿、同情和共情能力是一种生理上的本能。史蒂芬·平克却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里指出，共情并不一定就能走向和平、理解包容，甚至往往会走向互相排斥和复仇。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矛盾的结论？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他的著作《扩大的圈子》（The Expanding Circle）中提到，因为人们会将“自己人”纳入自己的圈子里，也就是移情圈，移情可以通过换位思考，向小圈子外扩展。
但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巴特森（Daniel Batson）警告，这种扩展的余地非常有限，而且可能非常短暂。甚至移情像是开关一样，会随时关上甚至走向反面。
人们能待所有的陌生人都如同家人和友人，是一种“可怕的乌托邦梦想”。何伟的这种能够打破地域、国别与种族的共情视角，在当下已经越来越稀缺，甚至于会受到两边的攻击。
网络等现代科技的发展，既能使间隔遥远的人们，建立从未有过的快速和紧密联系，但回声室效应（Echo chamber），却使得彼此又更疏远、只愿接受与自己想法相近的声音。许多个体把自己关到了小小的同温层里，却不愿意对外扩张。
由于算法和社交网络的细分等等原因，从早上睁开眼睛开始，我们几乎可以一整天只阅读那些自己所认可观点的文字内容，只听自己同意的声音，并对于“不同”产生同仇敌忾的情绪。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江城》在中美两国都收获了广泛的好评，但在20年后的现在，情况却截然相反。
何伟在2020年所撰写的《中国是如何控制住新冠疫情的》，在中国收到一些批评声，在美国却更加遇冷。在《纽约客》的官方推特上，只收到了232个喜欢，12条评论，零星几个评论里，有人大骂“这本杂志已经完全沦为了中国政党的宣传！”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中国是如何控制住新冠疫情的》描写的是现在，而《江城》描述的是过去，它离我们的生活已经太过遥远。尤其对中国读者来说，就像是回看自己过去的老照片，它陌生而又熟悉，可能会感觉有点羞耻，却又满是新鲜、好奇和怀念。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像《寻路中国》所描述的那样，时代是一座飞速行进的列车，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生活变化如此迅速，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在人们看来，已经像是怀旧老照片。
20多年前，何伟在中国（图源网络）
更难以忽视的，则是背后折射出的中美两国，或者说整个世界都愈来愈深的隔阂。
何伟说，他最失望的美国记者对中国的报导，是“过于政治化”的那些，没有太多针对社会、人们如何互动的描写——这也是很多人刻板印象中的“外媒报道”。
何伟呼吁，不应只选政治这一点来报导，而应展示整个轨迹。何伟坚持这样的写作20年，不仅吸引了大量的美国读者，甚至还影响了之后的许多美国媒体人，他们不再僵化地只用一种“西方”的维度看问题，而是深入观察到了中国社会的细节。
比如何伟的继任者、下一任《纽约客》驻华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也同样希望“让美国人注意到我所描写的中国，美国人很容易就会只把关注点放在政府的行为上。但当他们发现中国人每天面临的最深刻的问题是美国人能理解的，是会产生同理心的，因为中国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不过即使在《纽约客》内部，不认可这种观点的记者也很多。但主编大卫·瑞姆尼克（David Remnick）表示，《纽约客》的文化是作者最大，他尊重不同作者带来的多元化。也正是有何伟、欧逸文这样的人，才能平衡别的声音。
有意思的问题是，什么力量能拓宽了移情的圈子？史蒂芬·平克同样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指出，最好的答案，是人们学会了阅读和写作。
把视野放大到人类的历史上，比如17-18世纪的英国，识字率和阅读率的提升，以及阅读的广泛流行，大幅影响了当时“人道主义革命”和“文明的进程”。
因为阅读是一种能让人转换视角的行为。当进入到一本书的世界里，让作者的思想进入了你的头脑后，你就能站在ta的立场观察世界，不仅可以去看见、去听见那些你并未亲身经历过的场景，还能走进那个人的心灵，暂时分享了一次 ta 对世界的态度和反应。
何伟（Peter Hessler）与妻子张彤禾（Leslie Chang）及双胞胎女儿，图：Michael Anti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方可成认为，减少外媒对中国的偏见，其实恰恰需要多派些记者来中国。
有些外国报导确实存在着偏见，这并不能简单概括为只是“出于故意”，因为这些记者都是人，人都有自己的成长背景和认知体系，很难完全跳脱出来。
而当一个美国记者真的来到了中国，真的和这里的人民成了朋友，一起吃路边摊，一起侃大山，一起在城镇乡野穿行，那么ta认知中国的框架就会增加很多维度，写出来的作品也就会更加地接地气，更加客观，更少陈词滥调，更少偏见。
以何伟为例，在来中国之前，他对中国一无所知。另一个正面例子则是《纽约时报》前驻华记者张彦（Ian Johnson），他像何伟一样，喜欢了上中国的生活，和各个阶层的中国人民成为朋友，尽量客观去呈现这个国家的多面性、复杂性。
张彦在1984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后来，“在中国停留的时间越长，学到的知识越多，我想看到的也就越多：更多的圣山，更多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景，更多的中国神话起源地，更多著名艺术家或作家的家宅，在不同的城市结交更多的朋友。”
2020年3月13日，《纽约时报》刊发了张彦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国为西方赢得时间，西方却浪费了它》。随后，国内许多主流媒体选择性地翻译了文章的部分段落，并配发标题《这次为中国说了句公道话》。
张彦说，这篇评论注定会被双方误解和利用，但他仍然觉得应该写下这些内容。做错的事情固然值得批评和警惕，但做对的另一些事情则值得尊重和学习。
文章发表后没多久，去年3月中旬，中美互相驱逐了对方的记者，张彦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签证被取消，被迫回到美国。
张彦非常遗憾。如果记者无法长期在中国生活和调查，是无法提供准确、丰满，尽可能减少偏见的报道的。而关于中国最好的新闻作品，也几乎都出自长期驻华的记者之手。
缺乏媒体机构的支持，留下来的少数记者很难有资源进行长期调查及深度报道的项目，这意味着外界对中国的了解，将越来越局限在以往那些失去上下文，往往也会很片面甚至极端的日常新闻上。
而回到国外的记者，只能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做着离地的报道。他们感受不到这片土地的脉搏，无法和这里的人民面对面交谈，认知中国的框架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也更难获得关于中国的一手信息，报导质量势必下降。
可以预想，外国读者了解到的中国，将会更单薄、更脸谱化，很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偏见。而偏见，往往正是误判与对立冲突的根源之一。
尾声
在《何伟的最后一课》里，何雨珈记录，何伟对学生留下了赠言：“时间就在这里，事情就在发生，请你们记录一切”。
何伟在四川大学的最后一课，图：何雨珈
在何雨珈看来，这其中，有一位非虚构写作者的工作技巧，也有对这个时代的一种责任、态度和希望。
“最后一课”，何伟依然留下了他的希望。
参考资料：
1.How China Controlled the Coronavirus. Peter Hessler. The New Yorker.
2.Life on Lockdown in China. Peter Hessler. The New Yorker.
3.John McPhee, The Art of Nonfiction No. 3. Interviewed by Peter Hessler. The Paris Review Interviews.
4.Kicked Out of China, and Other Real-Life Costs of a Geopolitical Meltdown.Ian Johnson.The New York Times.
5.《江城》，[美]何伟/著，李雪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6.《寻路中国》，[美]何伟/著，李雪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7.《何伟：奇石》，一席
8.《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美]斯蒂芬·平克/著，安雯/译，三辉图书
9.《方可成：欢迎驻华记者，才能减少外媒对中国的偏见》，方可成，the initium media
10.《涪陵巨变｜撰稿人笔下的中国江城》，[美]何伟/著，朱珊/译，《国家地理》
11.《世界说对话前驻华记者欧逸文：“记者是恐惧的长效解药”》，世界说
12.《“北京像疹子”、“清洁工是诗人”，何伟们如何讲中国故事》，冯兆音，the initium media
13.《“最懂中国的外国记者”低调返华，他为何选择定居四川？》张曼双，梨视频
14.《这个老师有拖延症 却教出美国非虚构半壁江山》，吴永熹，谷雨计划
15.《何伟讲述中国抗疫故事的文章，我们该支持还是反对？》，万户，轻芒杂志
16.Peter Hessler: Teacher, Archaeologist, Anthropologist, Travel Writer, Master Storyteller.Paul A. Cohen.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7.《何伟的最后一课 | 故事硬核》，何雨珈，故事硬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