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著名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8月1日晚于美国寓所睡梦中逝世，享年91岁。
余英时先生1930年出生于天津，先是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在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香港新亚书院和香港中文学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各地任教，晚年寓居在普林斯顿。
在学术上，余英时专治思想史，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通古知今，成为21世纪罕见的史学泰斗。2006年，余英时先生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美誉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又获得唐奖第一届汉学奖。同时，余英时先生持续关注现实、坚持在公共领域发声，他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学者的深邃眼光，使其成为当下华语知识分子的典范。
2018年，记者曾两次到余英时家中对他进行采访。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2018年4月，记者首次前往余英时寓所采访近三个小时，当时，余先生正在写他的回忆录。余先生也给记者回忆了当时他离开中国的情景。他说，本来他在燕京大学读书，寒假的时候去看香港探望父亲，休假结束后就做火车回北京，火车还在广东的时候，他突然想到父亲年龄大了，又跳下火车，买了黄牛票，从罗浮桥又回到香港，那一年是1950年。
余英时这一走就是29年，直到1978年10月，余英时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真正体味到城郭如故人民非，虽然也激起过他的中国情怀，但是亲朋好友的故事让他越发有一种化鹤归来的感觉。1989年后，余先生立誓不回大陆，并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对此，青年学者羽戈说，这句话仿自德国作家托马斯·曼。1938年初，曼流亡美国，对记者说：“这（流亡）令人难以忍受。不过这更容易使我认识到在德国弥漫着荼毒。之所以容易，是因为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损失。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我带着德意志文化。我与世界保持联系，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失败者。”说到文化，余先生还有一句名言：“哪里有自由文化，哪里就是我的故乡。”这则可呼应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虽然，余英时先生曾表示，自己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但是，他非常看重自己“知识分子“的角色。在《历史与思想》自序中，他曾援引美国史学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话说，知识分子必须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学所思的专门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对国家、社会、文化的时代关切感。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持的精神。正是在这种信持之下，余英时先生成为当代华人世界中持续关注现实、坚持在公共领域发声的知识分子。
关心中国时政 不做不问世事书斋人
在访谈中，余英时对当下中国时政非常了解，甚至包括当下被严密镇压和审查的群体性事件。他说，几年前，大陆媒体比较自由时，经常报导每年群体性事件和抗议，有时竟至十几万次。近几年来，媒体控制越来越严厉，我们已读不到这类统计数字。但相关信息仍然不绝于耳，例如最近卡车司机联合大罢工，喊出“活不下去”的口号，上海、山东、重庆、广州、安徽、江西、浙江、河南各地司机都起而响应，显示出危机蔓延之广。以中共的专政力量，它也许能把这些个别的抗议和危机一一压制下去，但这是一个无尽无休的过程，谁也不敢说压制可以永远成功。专政一天比一天加紧，正是它“害怕”的反应，所谓“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实是在掩饰“害怕”。
因此，余英时说，虽然看不出中国现状如何改变及何时改变，但他仍然坚信目前的极权统治并不是铁打的江山，因为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致命因素。极权体系在短期内也许可以维持一种表面上的“稳定”，但是暗地里却在不断弱化之中。
《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创办人、前总编辑程益中说，余英时先生对我最大的激励便是他对时政的关心，他不是那种不问世事书斋中人，对当下中国、对中共政权的过去现状和未来都有着深切的关怀，这对于读书人来说是莫大的鼓励。2018年12月，程益中曾去拜访余英时先生，程益中记得，余英时先生对他说，历史就是过去的新闻，新闻就是现在的历史，历史和新闻两门学科之间是相通的。这让程益中受到莫大鼓励。
在得知余英时先生去世消息后，因六四流亡海外的作家苏晓康在fcebook上回忆了余英时陈淑平伉俪多年来对他的帮助，他写到：“掐指已三十年，只觉得沐浴余先生之春风，享受的丰厚教益是一生都用不尽的；尤其我和傅莉，在劫难中得到余英时陈淑平伉俪的坚实慷慨的扶助，恩德重于山。这一番普林斯顿的际遇，一位大师级学人赐予我们的，不止精湛的知识，还有更伟大的人格力量，我的「六四流亡」因此而成莫大幸运。”
王丹回忆说，1989年六四之后，大批知识分子逃亡海外，余先生出面争取到大笔捐款，成立了“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收留和保护了很多流亡的异议人士，这一点广为外界所知，不需我多言，但必须一再提起，而且最令我动容的是，当时美国在首都华盛顿成立了自由亚洲电台，这是中国流亡异议人士聚集发声的平台，政治色彩鲜明强烈，而余先生完全没有因为这点而有所顾忌，长期以来，一直是自由亚洲电台的特约评论员之一，而且就跟他做学问一样，一丝不苟，兢兢业业，持之以恒。
“中国面临一个很严重的史学危机”
作为历史学家，余英时非常关注当下中国的历史研究状况，他告诉记者，国内重要的历史刊物，每一期他都会看，国内稍微好一些在历史研究著作也会看。在访谈中，他拿起看了一大半的齐小林博士的新作《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说，这本书不错，是一个朋友推荐给我看的，我看了确实是不错。
不过，余英时认为，中国当下虽然有零散好的历史研究著作，但整体来说，面临一个很严重的史学危机。
他说：“这必须从中国现代史学的萌芽说起。从清末民初，章太炎、梁启超等人提倡新史学以取代以前的王朝史，中国史学已踏上了现代化的台阶。再经过“五四”新思潮激荡，特别是其中“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长期进展，中国史学面貌为之一新。钱穆先生回忆他在三十年代北平和当时学人如陈垣、秦公权、杨树达、向达、贺昌群、张荫麟等交往的情形说：’要之，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出现。’这一段话，字字都反映了当时的真实状态。我现在抄录它，也不胜感慨。而且即在抗战期间，第一流的史学著作仍源源而来，举其最著的例子，便有陈垣有关佛道两家宗教史的研究，陈寅恪对隋唐制度和政治的专论，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董作宾的殷历谱，钱穆和张荫麟的两部史纲等。但自1949年起，中国史学研究遭遇到了空前的厄运。斯大林的’五阶段论’（收在《苏联共产党简明教程》中）成为人人必遵的全科玉律以后，史学研究者已完全失去了构思的自由，任何带有思想性的历史论断都必须以斯大林的教条为依归。所以在整个毛泽东时代（1949-1976），史学家的主要工作只能集中在史料编辑方面；而由于编辑的原则仍出于教条，材料的收集也漏洞百出。我们今天检查一下这三十年间出版的规模加大的史学书刊，便立即会发现，当时史学家所付出巨大劳动力，完全是白费了。苏联崩溃之后，俄国史学家回顾1917年以来的历史书籍，坦承七十多年来的史学真是一片荒芜，没有一部书在今天还有阅读的价值。中共的情形也如此。”
文革结束后，中国政治情况虽然稍微改善，但余英时先生认为，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危机依然存在。
他说，1980年代以来，教条的拘束力虽然也有所松动，但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依然如故，构思的自由并没有显著的改进。最近由于政权统治的体制发展到了顶峰，意识形态对于史学研究的干预也随之加紧了。有两个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所有研究经费都控制在“党”的手上，只有对“党”有力的史学论题才能得到慷慨的支援。至于寻求历史真相但有损“党”的形象的研究计划，则必然落空，而且即使写成了也很难发表。这是我从许多国内大学的史学教授那里获得的讯息。第二，最近《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中国大学（如清华）更加强了灌输意识形态的努力，而“中国现代史”则是其中五项课程之一。这样一来，中国史学就更遭殃了。我们都知道，中共所编写的中国近代和现代史，一向以宣传“党”的“光荣、正确、伟大”为主旨。但其中也有阶级性的差异。早年在延安，尚未得政权，范文澜编中国近代史尚不敢过分宣传，因为他出自黄侃门下，受过国学训练，毕竟有所顾忌。1949年以后，历史课本便越来越走向宣传的路。到了1966年所谓“文化大革命”，历史则完全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工具，用谎言来抹杀事实真相已成为常态。今天作为大学中意识形态课程之一的“中国现代史”便是彻头彻尾的伪史。中共已正式宣布对于毛统治下的三十年不许有任何负面的评论，对于毛死后至今的三四十年更不许稍有“妄议”。试想在这样的装填下，今天青年学生所能接触到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知识”呢？写史必须用“直笔”，不能隐藏或歪曲事实，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之一，所以，董狐“书法不隐”，孔子特别称赞他是“古之良史”。后世朝廷史观在《起居注》中记载皇帝的言行，无论是善是恶，也都援事直书。唐太宗想看他的《起居注》，便为史官所拒绝。古今对照，不但中国史学危机的深度显露无疑，而且中国极权统治怎样摧毁传统文化也得到了一个具体的说明。
中国现代学术一个“典范”
余先生师从国学大师钱穆，钱穆显示晚年《师友杂忆》一开始有言：“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余先生坦承：“东西文化问题也同样困扰着我的学术生命。但我比钱先生迟生三十多年，具体关注的问题当然同中有异。”
在余英时先生看来，钱先生着重“东西文化”的“得失”和“优劣”， 而余英时先生关注的是文化异同的问题。在余英时看来，与文化异同密切相关的则是历史变化的问题。“总而言之，二千年不变的历史论断对我越来越没有说服力，因此寻求这两千年间的历史变动，终于成为我早年治史的重点所在。既然以变动为出发点，在某些问题上，我也不得不上溯至古代或下及于现代，以‘通古今之变’。”这可以说是余先生一生学术脉络所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自1950年代出版著作始，余英时先后著有中英文学术著作数十本，其中，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有：《汉代贸易与扩张》、《方以智晚节考》、《历史与思想》、《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史学与传统》、《陈寅格晚年诗文释证》、《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钱穆与中国文化》、《现代儒学论》、《朱熹的历史世界》、《重寻胡适历程》、《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等，其学术研究上起春秋战国，下迄清代中期，涉及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中外关系史等，涉猎广泛的研究也不是无的放矢，“我自早年进入史学领域之后，便有一个构想，即在西方（主要是西欧）文化系统对照之下，怎样去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也正是从这个构想出发，余英时先生展开了他一生的历史研究。同时，他出入古今中西的学习经历，也让他得以尝试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学术进行沟通对话，并由此建立起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典范”：既为中国传统现代化开新路，也留下了无数的工作让后人继续：中国思想史的“内在理路”、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现代儒学的发展等等。
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中，这样评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从思想史的观点看，胡适的贡献在于建立了库恩所说的新‘典范’。而且这个‘典范’约略具有库恩所说的广狭两义：广义地说，它涉及了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狭义方面，他的具体研究成果（如《中国哲学史大纲》则起了‘示范’作用，即一方面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另一方面又留下了许多待解决的新问题。”
这段话用来评价余英时先生的学术成就也是非常准确的：为中国现代学术建立了一个“典范”。
台湾中央研究院在余英时去世通告中评价余英时是“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师”“贯通古今，在当今学界罕见。”大陆青年学者羽戈有一句著名的话：“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在他看来，“这两位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
澳门大学历史学教授杨斌说：“余英时的学术研究，既受到钱穆当年深厚的国学训练，又受到杨联陞新史学的培养，可谓得到新文化语动新旧两派的嫡传。这对他以后能以同情之心来理解陈寅恪、方以智以及朱熹大有裨益。我最初接触到余先生的著作是他博士论文汉代的贸易与边疆扩张。这是研究一本汉代经济贸易史和边疆史的著作，所以我本人研究西南边疆颇有启发。尤其值得注意但被学界忽视的是，余英时在这部1967年出版的 著作中提出了在边疆地区存在的Sinicization 华化和Barbarization 胡化的两种现象。几十年后的关于所谓‘新清史’的讨论中，几乎无人提到余先生多年前的贡献。以后余先生的主要经历在于思想史和文化史，这是一个通古知今的大家才可以专注的领域。”
在杨教授看来，无论从自我的精神世界，或者外在的期许仰慕，余先生已然成为中国的文化符号。他的逝去，令人不由得再次忧虑中华文脉的断裂和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