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新闻界的朋友可能对左方这个名字并不熟悉，毕竟，相对于他牵头创办的《南方周末》，还有在新闻事件中“铁肩担道义”的记者们，他的名气要小得多。
但是在南方报业内部，在中国的新闻媒体业界，左方是传奇般的存在。
左方担任主编期间，《南方周末》从一张发行量7000份的地方小报，发展成发行量90万份，影响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全国大报，这期间所发生的故事，不敢说推动了中国所经历的常识回归和经济腾飞，但至少是见证了那个时代的一切。
可以有不说的真话，但绝不说假话
我2011年进入南方报业时，左方前辈已退休多年，无缘得见。当时的“灵魂人物”是江艺平老师，她在给我们新人做培训时讲到：
《南方周末》的传统是“可以有不说的真话，但绝不说假话”。
这条原则我始终铭记在心，即便现在没做记者了，也一直用来要求自己。
后来我才知道，这条原则是从《南方周末》创刊起就被采编团队所奉行的，而左方，正是最早主持《南方周末》编务工作的人，也是南周的前身《南方日报·周末版》筹办小组的组长，办报方案、采编方针的实际制定者。
2003年，左方接受《新闻记者》杂志采访时，回顾了自己的一些办报理念。
他说，自己主编《南方周末》20年，干的就是两件事——“启蒙和冲破《真理报》模式”。
启蒙是将科学和民主思想，通过日常报道普及给民众，同时让民众的生活状况被知识分子所了解；冲破《真理报》模式就是恢复报纸的商品属性，使中国新闻回归忧国忧民、同情弱者的传统。
老实说，看到上面这段话，我是羞愧到无地自容的。
老前辈直白的表述和从容的语气，仿佛跨越时空在审视着我们这些不争气的后辈，看着我们在2021年争论大是大非和科学到底哪个更重要，看着我们这个高呼“一切以官媒通报为准不要给境外势力递刀子”的时代。
在左方看来，办报的最高境界是从容：
既不因为你的报道符合某种外在的利益和需要而欣喜，也不因为它似乎触犯了这些而觉得怎么样，其实这些才反而可能是最有价值的，可以留给历史的。
在接近40年的办报历史中，《南方周末》的主编换了很多位，记者换了一茬又一茬，这些原则一直被TA们传承和坚持了很久很久。
直到某个模糊的时间节点，大家意识到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南方周末》触动人心的报道，而曾经让我们泪流满面的新年献词也没有了熟悉的味道。
嗯，或许是资讯爆炸之前那个年代的回忆滤镜，又或许是时势变迁所导致的不合时宜吧，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南方周末》和《那个南方周末》总而言之不是一回事了。
南周，仍然有我所敬重的前同事在那里工作，仍然是一份值得我尊敬的报纸，但终究是不一样了。
2021年11月3日下午，左方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86岁。
怀念这位前辈，让我泪流满面的，不是那些写在历史中的新年献词。
后记之一：《南方周末》创刊的故事
1983年10月，时任《南方日报》副总编辑的刘陶找到左方，说报社要办一份周六出刊的周末报，要他任筹备小组的组长。左方没有立刻接受这个任命，他提出要先和社长丁希凌聊一聊。
丁希凌向左方解释了要办周末报的初衷，即他出国考察时发现，外国的报纸都是厚厚一叠，而中国的报纸只有一张，因此希望提供更多的内容，让读者去选择。至于为什么选用左方，则是因为他这个人“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干”。
左方在接受这个任命的同时两个条件，“不要一揽子给我配人，要先定版后定人员名单；允许我先提我要的人”。丁希凌当即同意，随后左方组建了一个由8人组成的编辑部。
1984年2月11日，《南方周末》诞生了。
出刊前，丁希凌问左方，这一期在报摊上能卖多少。左方说，估计1万份左右。丁希凌表示：“通知印报厂印7000份，第一期报纸就卖剩不好，要出现洛阳纸贵。”果然，当期的《南方周末》，不到一天就销售一空。
后记之二：《南方周末》差点停刊的故事
1993年，《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名为《袭警案》的文章，受到上级批评，要求《南方周末》停刊整顿。
丁希凌对左方说，“《南方周末》没有错误，谁停《南方周末》都是错的，我坚决反对。” 《羊城晚报》前总编辑许实说，“左方你不要怕，整顿之后你们再复刊时，你们发行不是一百万而是两百万。”
后来，在南方日报社长刘陶的主持下，《南方周末》头版刊登检讨文章《沉痛的教训》，总算保住了报纸。不过上级部门一直要求报社处罚左方，又是刘陶顶住压力，推出“双主编制”，让李孟昱与左方同时任副主编，保住了左方。
后记之三：《南方周末》走向转折的新年献词
2013年，
（中国数字时代编者注：原文如此，此文在逗号处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