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多月前，家住上海嘉定的浩哥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两年前从浩哥手中接过一个包子铺的老板，问浩哥能不能把包子铺再盘回去。
包子铺是浩哥在2018年开的。4A公司出身的他，创业后设计业务一直做得不错。2018年，他突发奇想，想做做实体。
很多文艺青年的实体，就是四大坑——花店，蛋糕店，奶茶店，饭店。浩哥也不免俗，像模像样考察一番后，说干就干，2019年年初，他一口气在上海嘉定的安亭开了三家店。
一家是包子铺；一家是面馆；还有一家，是全家的便利店，便利店的房东是他自己。
如果人生有四季，2019年之前的浩哥，人生都是春天。结束这个春天的，是疫情。
武汉疫情的第二个月，也就是2020年2月，浩哥把三个店都转了出去。包子铺转让费为11万，面馆转让费为25万。他算了下帐，很痛心，两家店持续投了190万元：
也就一年多点功夫，赔了辆保时捷。
但两年后，他就不痛心了。今年2月底，他接到了包子铺新老板的电话，问他能不能把包子铺再盘回去。浩哥说这时局，我也接不动呀。那个老板跟他说：
我免费转给你，行不行？
新老板的信任让浩哥十分感动，不过晚上回家算完帐后，他跟那个老板说：
您要不再坚持坚持？
再坚持坚持，结果上海疫情来了。
官方数据昨天显示，中国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1.1%。这是2020年3月以来最大降幅。这其中，餐饮收入4月份下降了22.7%，3月份下降了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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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同样在上海的方女士，用了五天，打电话辞退了自己公司的六个员工。
这是她以前很熟悉的工作。但这一次进行得格外艰难。被裁掉的员工有的骂公司过河拆桥，有的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拿最低工资，社保不缴都可以。
在公司干了两年的行政小姑娘哭着问：
你们现在不要我了，我该怎么办？
上海疫情前，这家贸易公司有13个员工。静态管理后，三个人辞职，再减去方女士辞掉的6个，公司现在还剩4个人。月底如果还不能恢复业务，还得裁掉1个。
方女士有点沮丧。员工们问她最多的问题，是我们做错了什么？
我知道他们都没错，但还是没有工作了。
有媒体做了一个数据统计，1687家上市公司披露的数据里，裁员总数是909993人。这只是去年的数字。
裁员最多的20家上市公司，各行各业都有。垃圾处理、房地产、石化、苹果供应链、教培，甚至，还有几家养猪的。最狠的一家员工人数从3000多人砍到66个，裁员比例：
99.82%。
方女士本来有一个上市公司大客户。往年在她们公司的订单量有两三百万，今年到现在只有不到5万。
不是大家不想做生意。因为物流严重受阻，4月中旬从贵阳发往连云港的货物，到现在都还卡在杭州。
和韩国方面的合作，将近两个月了，样品都寄不出去。对方对他们极度不信任，方女士说她也理解：
样品都发不过去，别说保证交货了。
方女士不是公司老板。她给老板算了笔账，不包括管理层，十几个员工按照上海社保最低缴纳基数和最低工资，1个月要五六万，再加上房租和杂项，一个月的硬支出至少是7万。
老板一开始咬牙说那就按照最低标准缴纳，发最低工资。但方女士提醒他，按照上海的规定，封控期间必须按照实际工资发放，不能减少。
老板不死心又去问了问律师，然后怂了。他告诉方女士，这些员工不能按N+1赔偿，全部按2N算：
都是跟我拜过关二爷的兄弟。
2N要15万，老板把财务叫来，看了看公司账面余额：
四万一千四百八十二块零九分。
上游欠着别人钱，下游客户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款。老板说我去借钱，你负责谈离职。
就这样，公司从2015年到现在七年多时间，又回到了创业初只有三个人刘关张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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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最近有个被浏览了一千万次的热帖，《请问今年真的有很多私营企业破产，很多人失业吗？》。
蚝腩被互联网骗怕了，就从六百多个回答者里，找了一些人问了问。
比如在江苏开厂子的老陈。疫情前，他家里的机械制造厂年收入过亿，小型化柴油发电机组远销全亚洲。现在本该是一年中的生产旺季。但老陈每天的工作，就是研究疫情新闻。
疫情期间，不但他自己的工厂开不了工，还因为公路运输关闭，无锡和常州的配件都运不过来。
地方政府组织他去开会学习，内容是讲讲抗疫经验。老陈摆摆手，说自己哪里有什么抗疫经验，他询问领导自己能不能捐点钱，把自己的厂子加进复工复产名单里。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有句话，说人活着，不应该追求生命的长度，而应该追求生命的质量。
不过著名经济学家、游泳健将李稻葵先生认为长度比质量重要。前几天他在五道口经济论坛上说：
过去两年的抗疫，相当于每个中国人多了十天寿命。
在上海居家两个月了的包叔，看完李先生的演讲很困惑：真的吗，我又长了吗？我怎么没感觉到。
长度重要还是质量重要，见仁见智。但知乎那个问题的回答者们，觉得这两年生命的质量都一般。
家住广东中山的潘先生本来在一家航空公司工作。疫情来了之后，航空公司效益大减，潘先生切换赛道，决定去做跨境电商创业。
这两年跨境电商好不好做蚝腩就不多说了，看看做海运的中远海控的财报就能知道。疫情第一年，他们的净利润差不多100亿，去年，净利润差不多翻了：
9倍。
并不是有什么创新黑科技，就是海运费涨了。蚝腩问过朋友，以前一个集装箱去美国两三万，现在贵的时候要十几万。
赔得鼻青脸肿的潘先生，回中山接手了父亲潘老先生的工厂。
潘老先生在总设计师南巡后来到广东打工。从最底层的工人干起，管理过千人大厂。在中国加入WTO那一年，潘家人自己开了制衣厂。
老一辈都是相信天道酬勤的。一年365天里，潘老先生每天都能在厂子里工作16个小时，经常自嘲一辈子劳碌命。
疫情刚开始时，潘家人觉得就像SARS一样，几个月就能过去了。这几年厂子经历过给C罗潮牌代工被欠款；经历过客户跑路；也经历过香港疫情时几百万的货品被扣住。靠着爱拼才会赢，这些都坎坎坷坷地过去了。
现在他们家的厂子做定制加工，主要给淘宝潮牌供货。今年这波疫情里，潘家人的感受明显不一样了。
往年的四五月是潘先生家工厂的销售旺季，每个月的订单要在5万件左右，但今年4月，他们只做了不到1万件。
越来越多的品牌说自己今年不敢下单。潘先生说因为订单少，工人手都生了，出错率很高。去年年底还有60多个工人的热闹工厂，现在只剩下了不到20人。
潘先生劝说父亲关掉工厂，回家养老算了。但父亲说除了这个也不会干别的，更何况还有那么多赖以生存的老伙计：
都是40岁的中年人，你让他们去哪里？
潘先生说他心疼父亲。他准备最后博一把，做toC的业务，正在找设计师。如果还不行，厂子最多只能撑到夏天。熬不过去，就只能遣散员工，停掉工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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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那天，有一段视频在网上热传。上海崇明一个羊肉店老板，因为疫情精神崩溃，在雨中大喊：
疯啦……
昨天，有记者找到了这位王老板。面对镜头，老王笑着说，那天喝酒喝多了，发泄了一下情绪，现在心情好多了。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两个人隔着一张高高的围挡。
华东师大的行政管理博士关昊团队，5月初对上海2603家中小企业家进行过电话调查。说“还能熬一熬，等待机会”的，有9%，称将在年内扩充规模的，有1%。
关昊调研的行业，以路边的商铺、饭店等第三产业为主。不要小看了他们。中国有7亿多就业人口，第三产业从业者占了近一半。他们的购买力下降，对经济影响也很大。
疫情以来，在北京，我眼看着收藏的密室不复存在，楼下的餐厅换了又换。还有自己喜欢的烧烤店，烤大腰子从半个拳头大，变成了两个拇指大，再变成了一个拇指大小。
在李稻葵说“每个中国人多增加十天寿命”的五道口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论坛上说，失去的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往往是很难弥补的。他以自己在上海的经历举个栗子，被封了两个月，头发三个月没有理。
如果解封以后，我不可能一个月理三次。
其实李稻葵在五道口论坛上还说了一个观点。他做数据研究发现，今天消费下降1%，未来七八年都会下降，会有心理的阴影。经历过困难时期的人，消费理念是不一样的。
就像当年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他们即便后来有了收入的大幅提高，也不敢消费了。
李稻葵给出的建议，是直接给上海收入最低的10%老百姓发钱。
上海今年是经济形势最严峻的城市之一。在外滩长草之后，上海五角场百联也被人拍到长了长长的草。
互联网时代，餐厅还可以靠外卖订单度日，有些大行业是彻底归零了。2022年一季度，上海的新车销量为14.58万辆，继续位居全国第一。4月份，上海新车销售是：
0辆。
2018年之前人生都是春天的浩哥，公司主营业务也受到了巨大冲击。他的很多客户都是长三角的小工厂。这些客户基本上都已经停工了，有几笔合同已经违约了。
浩哥最庆幸的是自己把两家饭馆转出去了。全家便利店的经营权也转了，现在他只是便利店的房东而已。
前不久，全家给他发微信，问能不能降房租，“顶不住了”。浩哥说上海全家是近1700家店的规模，估计月亏损近6000万。
清明节后，几个中山老板聚在一起吃饭，说起生意，情况最好的，竟然是潘先生家的厂子。亲戚说你清明节就放假三天啊，我所有工人都放假到6月份了。
潘先生说他没见过自己爸爸萎靡过。前几天，父亲突然玩笑似的对他说：
我觉得这辈子活得像个笑话。
4
我想起一篇讣告，是胡佛大坝的最后一个工人达尔文·科尔比的。
胡佛大坝那样的大基建，在大萧条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为了在大坝工地上谋个职位，年轻人们总会篡改自己的年龄。他们把棒球帽蘸上焦油，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安全帽就这么来的；他们还用麻袋做成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睡袋。
我原本以为美国年轻人都不喜欢这种工地生活，因为他们丧到无以复加，自嘲住的纸板房是胡佛村，吃的野兔叫胡佛猪。
但在达尔文·科尔比的讣告中，媒体问他的遗孀和孩子，达尔文对艰难年代怎么评价，家人们沉默了一会儿说，他会一遍遍地说那段经历有多棒：
在那座大坝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