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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介意死亡，不要恐惧死亡，不要害怕谈论死亡。我和方洋吃完这顿饭，他就传达了以上三个观点。他谈论了很多尸体。他说19岁读大一时，他就看见过一些尸体了。那时方洋在一家殡仪馆实习，他觉得人死了也没有什么，不过是一个人的血液不再流动而已。直到一个上午，有人告诉他晚点会送过来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他加重语气强调了“高度腐烂”四个字。法医先来了，说要做好准备，物理上的和心理上的。尸体被一辆黑色的车带进来，用白布裹着，放在一个担架上，已经有了一股强烈的腐烂味，放置在解剖台上时渗出了水。在不久前它是一个人，是生命，但现在它是什么？巨人观，法医说。方洋感到要疯了，他听过这个词，书上写，巨人观是人变成尸体的一种现象，人死后体内产生免疫细菌释放大量绿色腐败气体将身体变得膨胀：尸体的眼球往外凸起，嘴唇外翻，像一个被充气的人。法医看多了不觉得稀奇，他专业冷静又小心。他切开了尸体皮肤。巨人观的尸体剖腹最难，切开那层膜，你可能会看到蛆，会闻到无法形容的恶臭。解剖室极度安静。接着人们听见了一声微弱“巨响”，砰地一下，尸体肚皮不再膨胀，以它为中心开始散发出我们远远无法想象的味道。然后是蛆。方洋提醒我，不要觉得奇怪。人要是死在野外，要是死于谋杀，要是死于火葬出现前，就会被细菌分解，然后是苍蝇、是蛆疯狂占领。
他和另外几个同学开始缝合尸体。碰到尸体时，他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冷，裂开的皮肤里面像烂泥。他还要冲洗掉那些蚕食尸体的动物。冲洗又缝合，到最后他实在受不了这股味道了，这味道，像100只死老鼠加上100个臭鸡蛋加上50年的下水道混在一起还不够。这个味道将停留在身上数天无法消失。有经验的人给了他两根香烟和风油精，他跑出去，大口大口呼吸，在烟嘴上滴几滴风油精，猛抽了几下，再把烟头掰断插在鼻孔中，用强烈的味道对抗强烈的味道。缝合完成后，他忍不住想象摆在他面前的这具尸体在死前究竟发生了什么，遭受了怎样的对待。他替她赶走了那些蛆虫，她的形态看起来完整了。他说，这就是我所能做的。
两年后方洋毕业，正式在殡仪馆工作。有天他接到电话让他去处理一具尸体。那是个卧轨自杀的年轻人，警察说，是为了爱情。下午非常炎热，铁轨晒得有些发烫。几辆警车停在远处，警察站在铁轨边，轨道上方有座桥，桥上站满了围观的人。方洋和同事踩着发烫的铁轨，留着汗，往案发的那段铁轨跑去。尸体被分做了两半，一半是头，一半是身子，头里的脑髓类组织已经没了。方洋刚工作，是新来的，老同事说，你去捡头，我收拾身子。方洋说好的，他走近看，然后发现了一件可能此时并不合适说出的事——会冒犯吗——这个年轻人留着一顶鸡冠头。方洋想，这个年轻人真傻，人生很长，何必为爱情自杀。但他又想，留着这个发型自杀，也有点酷，人活一场谁都会死，为情死比为财死好。方洋用手捧了一下他的头，发现非常重，不好处理。他只好念了句兄弟对不住了，你忍一下，于是一把抓着鸡冠头，把头一下子提了起来。桥上面的人惊呼了起来。那些警察也看呆了，他们站成了两排，愣了一会，什么话也说不出。
我问，这个工作的意义是什么？他想了一下说，谈不上太大意义吧，我做这个，肯定先是为了维生，但这个工作的确让一个人的离开有那么一点点尊严。至少看起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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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盯着他的手看了很久。这双手没有什么特别，粗壮，不黑也不白。我们握了握手，我感受到了他手上的茧子，他说这是高中时甩铅球甩出来的。我想象他的手如何触摸尸体，给尸体缝合，再化妆，接着给手部消毒，再用那双手完成和死亡不相关的日常，煮饭，切菜，打游戏。
我和方洋算是校友，高中就读的是同一所职校。他比我大两届，我上高一，他刚好毕业。学校口碑和质量都差，考不上一中的都来这了。这所中职还保留着两个普通高中班，想得到高中毕业证的人就会来这两个班，比如我和方洋。
别想考上本科了，哪怕三本，除非你能找到一条捷径。老师们到了高二便会说，男生可以去学体育女生可以去学艺术，只有这两条路有微乎其微读本科的可能。
方洋选择了体育。他觉得自己体格健壮，虽不高，但通过体育高考总是没有问题的。他和他的同学每天很早去跑步，到了下午，就在那个全是泥土的操场上训练，跳远，快跑，甩铅球。
他的文化成绩一直无法提高，特别是英语，他无法理解另一套语言体系。班主任对他说，没有关系，在中国，你放心好了，考多少分都有书读。
他不是一个有多大志向的人。是真的，只要有书读，能拿一个大专毕业证，在我们那儿足够生存，欲望大的反叫人感到可怕，不仅挣不到什么钱，自命不凡到最后可能什么也得不到。一个国家级别的贫困县，一个贫困县里的贫困家庭，生活在这面的人虽然知道读书的重要性，但是一旦他不是最优秀的那一个，那么他就会获得另一个解释：社会经验比文凭更重要。
因此，你只要将自己的学历放置在一个当地不错的水平便足够了，比如大专文凭。这个观念对方洋影响很深，直接影响了他下一步的行动。他说他不去武汉参加体育考试了，他直接走普通高考，上一个大专就行。这里有个没说出来的原因，他来自一个不富裕的家庭，而且他还有个伤痛：他的妈妈在他出生几个月后自杀了。这让方洋表现出了轻微的出人头地的愿望后，很快就发现无计可施。他后来总结，还是有点后悔的，如果在当时他能得到高人指点，说不定他就会去参加体育高考，说不定他就能考上本科。
在这种小地方，人们看待一种职业的势利总要更为直白暴露一些：首先热爱公务员，然后满意于医生与教师，最后接受那些做生意的人。但无论如何，没有人会主动去成为一个殡葬师。所以当方洋的班主任看到他填写了湖北民政职业学院的殡葬专业时，不免露出了看好戏的笑容。班主任是个可以调侃一切的人，他干瘦，热爱讽刺，他对方洋说：“我带过的学生359行都做过，如今有了你，360行终于圆满了。”
方洋有时候会给自己这样一种观念，以至于他自己都信服了：妈妈生下他后死去了，因而他和死亡有一种特别的联系，他要做一种与死亡打交道的工作，这样他能获得某种宽慰。
不过他倒真觉得这个专业挺好的。这主要是出于现实的考虑，毕业后肯定能找到工作，竞争不可能激烈，在那样的情景中，他不渴求功成名就，但至少可以让自己有个饭碗永保稳固。是的，他绝对没有考虑任何婚嫁之事，他也不觉得这会对他将来的择偶带来任何影响。
他大一的生活平平无奇，这要怪罪那些无法避免的思政课，整整一年都在上这种形式的课程，他所期待的专业课没有排课，一节都没有。这样一个无法忍受自己时间被虚度的人，意外又不意外地去了图书馆，他在里面翻到了好多本专业书，对尸体的防腐和化妆最感兴趣。
最开始他只是出于对尸体的好奇而不是对知识的好奇。或许是由于妈妈的过早去世，人们避免在他的生活中提及这件事。现在这个机会来了，他正大光明地去了解死亡，了解人类死后躯体发生的变化。
书上的叙述语气完全是那种科学调子的，没有任何神秘感。关于死亡的图片毫无遮掩，直白地呈现在他面前。腐烂的，腐烂到一定程度的，黑的，紫的，绿的。
进入殡仪馆工作，后方洋目标是挣钱买房。他把发来的工资放到枕头底下，攒到3000或5000后去银行存定期，他用时3年攒了13万，又借了点。终于在这个城市的边缘地带买了套房子。
当他有了房子他乐于享受城市居民的普通生活：开车回家，去小区附近菜场买菜，在菜里放很多辣椒。再喝一瓶碳酸饮料。有时去楼下散步。他还保持着一个偏门的爱好，收集古币。也许夸张了点，我觉得方洋迷恋的都是死去的事物。他喜欢收集上百年前的古钱，中国的，外国的，还有邮票，小学时就喜欢上了，要么买要么强行要，他宁愿不吃饭也要得到那些死了的钱。这三十年来他搜集了上百斤，放在买的那套小房子里。他时不时拿出来看，这几乎成了他生活中唯一的享受。
现在，他的右手无名指上戴了一只戒指。他结婚了，和我的高中同学也是我的好朋友结婚了。这导致我们第一次见面便意义重大——在他们的婚礼上，我负责给他们拍照。
我那位可爱的朋友认识方洋时和我一样非常好奇，拉着他问东问西。她还让方洋给她画眉毛，考验他的化妆技术。公务员，销售，老师，公关，服务员，司机，都是一个中国人的常规职业，活在秩序的前列或者中间，每天生机勃勃或者死气沉沉，处理的都是无关紧要（看起来重要）的事。方洋太特殊了。
婚礼上，他穿着一套西装，旁边站着我的朋友。他们给每个人敬酒。这个人很适合我的那位朋友，单从他说的那几句话我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使用那种符合我们县城里最为欣赏的用词和语调，让边上人一听就知道他绝对不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刚出社会的年轻人。尽管他说的依然是那些客套话，但语调，语调，你得从语调上进行判断。
我给他们拍了很多照片，那是一场典型的县城婚礼，男士穿着西装，女士穿着近几年流行的传统嫁服，红色衣服，镶着金边，头上戴着吊坠，走一步晃一下。我一般不参加婚礼，但面对这对夫妇，我觉得男人正直可靠，婚姻也不算一件多么糟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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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方洋的家乡离省城很远。山路，歪歪扭扭，一座高山接一座大山，手机没信号，你只能看着山，从山底看到山腰再看到山尖。山上有土堆。土堆是我们的坟墓。
中国推行火葬很多年了，但在这种偏远的地方，抱歉，鞭长莫及。我们还保持着土葬。我们那里的人对死亡很看重，很多人在50岁时已经准备好了棺材，杉树木，外面刷了一层上好的漆防止木料腐烂，放在堂屋上面用被单罩住。人们又惧怕死亡，所以忌讳白色，不允许房子周围长白花，所以挖掉了白绣球，掐死了白凤仙，砍断了周围的梨花树。
方洋说，他怀念农村葬礼的仪式，他现在做的就是农村葬礼的简化版。
我到隔壁村那场葬礼时已经是傍晚了，下着小雨，二月份天气还是很冷。村口摆着颜色绚烂的花圈，上面的纸被淋湿，雨滴在花圈的塑料片上的声音很响。炮火更响。乐队声起，再是道士的吟唱。
出现在葬礼上的人多数我很熟，都是村里的，一个人死去，所有人都要来帮忙。装饰棺材，用彩纸扎个彩色的壳子套在外面。棺材下方和旁边放着桐油。棺材前方有一个火盆，火盆前面是一个装有稻谷壳的蛇皮口袋，几个人正跪在上面烧纸钱，他们看起来并不是很悲伤。没有太多表情。
死去的人是一个女人，年纪很大，我仔细辨认她的遗照确认我并不认识她。一些人头上戴着白色的孝布，表明了和她的关系。炮火声。敲击声。雨声。我拿出了两百元交给一个男人，男人在人情账本上写上了我父亲的名字，他递给了我一包红金龙牌香烟。这是回礼。酒席要开了，下雨不能在露天坝子摆席，只能在室内——也不算室内，是两幢屋中间的堂屋，半封闭式空间。炖猪蹄、炒牛肚、炒五花肉、炸花生米、粉蒸肉、排骨汤。乐队声又响起，吹奏的是《我的心在等待》。
晚上，雨越来越大。八点钟道士会表演，人们撑着伞，站在坝子里，看着棺材边的道士。寂静的雨。彩色的花圈还在雨中淋着，发出哒哒地响声。三个道士先是哼了一会，拖长了语调眯着眼带着一副做法的神色，持续三分钟后道士们突然敲了起来，边敲边跳。所有人都看直了，尽管他们看过很多遍，但每一次，他们仍然被里面说不清的东西所吸引，像魔力像巫术，像一切远离生活的东西。道士先生把死者的儿子拉了过去，那个人看着六十多岁了，一脸苦相，他举着一个杆子，上面挂着一块布，道士让他绕着棺材走了几圈。道士在前面唱跳，他只是默默地跟在后面，像是在送母亲最后一程。晚上九点，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走到棺材前甩刀玩火，一个男人在边上敲击鼓掌控节奏，人群不再安静，他们掏出手机拍照录视频。两个年轻女人在屋里剪纸，说是明早出殡要撒。表演结束，围观的人凑上前摸了摸刀子是否锋利。我也摸了，挺锋利的。棺材旁有只公鸡，被困于蛇皮口袋里，一声不吭。旁边的盒子装着稻谷，里面放了个鸡蛋。
晚上我就睡在这家人屋里。我和两个女人挤在一张床上，我只能侧身睡。雨声很大，外面是竹林，沙沙声，放了一会鞭炮和冲天炮，道士吟唱了半小时，有人说话了。凌晨五点。我起床时棺材已经摆到了坝子里，天是半黑的，有人拿着手电筒，还是在下雨。棺材上有红布，四周用绳子绑住，下面是木棒，马上就要上山，所有人身上都围着一层塑料布。乐队准备好了，小号起，接着是中号、鼓、啰和萨克斯，吹的是葬礼上常用的哀乐。前面有两团雾样的白色，是送葬的人，他们走在最前面撒着纸钱，棺材在队列中间，九个男人抬着它，有一道上坡，人们用力喊“一二，一二”，然后是一段两公里的平路，人们抬着棺材穿过竹林穿过稻田来到了茶园，这位死去的老人将被埋葬在这片广阔的茶园里。乐队来到了那个被挖好的坟墓边，下葬，先把公鸡放进土坑里，再拿出来，把棺材放下去，放炮火，盖土。乐队，小号手起音，其他人跟上。他们撑着五颜六色的伞吹奏起了《南泥湾》。
我对方洋说，这个时候我会觉得，死亡是一种安慰。一个人死去，大家接受，然后去纪念，死亡就像往水里投了个石子起了点波浪，但很快，水面就会恢复平静。所有的死亡都是这样的吗？都是平静的？都是有尊严的？不对，好多时候的死亡突如其来，充满沉默，断裂，而且毫无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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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该还记得2020年初。方洋原本打算在新年回老家和我同学结婚的，日子都算好了，家里的老人向所有人宣告了这个喜事。不过一月刚开始那几天方洋就感觉不对劲，他开始加班，以前他只用工作到下午两点，现在却要工作到凌晨甚至通宵。他的工作内容也出现了变化，一般他只做遗体美容这块，但现在他要外出把死去的人拖回殡仪馆——这是他六年前他刚进殡仪馆做的事——电话响个不停，电话那头时不时带着一种隐忍地悲戚，请求赶紧去拉人，电话这头询问好地点、姓名、电话，然后出发。
武汉的路很大，高架桥上没有车，店铺关闭，任何一个公园都没有人的踪影。方洋跳上了车，拖尸体的车是黑色的华晨金杯，窗户也是黑色的。他是个无神论者，干这行不允许有任何信仰，他不相信诅咒、魔法、预兆、童话、神迹这类事，他的房间里摆满了消毒水、肥皂、洗手液和酒精。但他开着车穿行在路上时，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坏信号，像村里人惧怕的乌鸦在释放死亡的信息，这里死了一个人，那里又死了一个。
他和同事里面穿上一层普通防护服，又在外面穿了一套专业防护服。物资紧缺，口罩、防护服会用很久。人一个个死去。他给死去的人套上尸袋，他控制自己的恐惧。这些死去的人将以最快速度被火化，他们不会被化妆，不会有告别仪式。好几年前东方之星沉船事故，他作为尸体处理人从武汉到了监利，下午，下午，又是一个下午，他在一个场馆里等待着遇难者遗体的到来，他们身上裹着白布，所有人的姿态都一样：双手向上。这是溺水者的挣扎姿态。在那种时刻他还是控制住了自己，他需要保持冷静和专业。
但现在，他竟然体会到了绝望，这种情绪在他的生命体验中很少出现。
那天他开着车去了省人民医院东院，这一趟他拉了6位死去的人。尸体被棉被裹着喷了消毒水后非常重，他和同事慢慢把遗体抬上担架下楼再抬上车再上楼抬另一个人。
方洋在另一个医院拖一位去世的婆婆的遗体，她的儿子来签字办手续。这是方洋第二次见到他。2月3号那天，这个儿子给死去的爸爸签字，今天他给死去的妈妈签字。这个失去了双亲的人自己也被确诊了。在武汉第三医院的病房里，一位老婆婆来给过世的儿媳签字，一家7口，只有她还没被隔离。老伴离世，儿子还在打氧气，姑娘女婿也被感染。老婆婆已经麻木了吧，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记得了，不会签字，方洋教了她很久。
死亡证明上多数都写着“疑似肺炎”。医生或家属先把尸体消毒，裹上被单，方洋上前用尸袋装好，在袋子上写好逝者姓名，运上车。在殡仪馆的火化炉前，那些逝去的人的名字会再次被写下，会被写在一个骨灰袋上，等疫情结束后，馆里堆积了上千的骨灰罐才能被各自的亲属接走。没有遗体化妆，没有鲜花，没有哀乐，这次的死亡没有告别没有仪式。
他回到家后，把存折和银行卡密码都告诉了女友。他尽量不回家休息，担心自己万一被感染传染给女友。他们的婚礼不能如约举行了，我的同学坐在屋里一遍遍给她父亲解释，她父亲只是说了句“好吧”就挂了电话。
2022年4月，当我把上海一家养老院误判老人死亡的视频发给方洋看，他只是回了一个“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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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洋的时间表很清晰。五点起床，无需闹钟提醒。半小时后他会出门，开上一辆白色菲亚特，这么早不会堵车，半个小时后他会到达殡仪馆。路上他会听歌，老的，带点忧郁气质的，比如张国荣的《寂寞夜晚》。每年这样的日子得重复三百遍。
得保证六点半前打上卡。死亡这套仪式讲究越早越好，中午十二点前把一切办妥。方洋换上白色大褂，戴好口罩和头套，装备和普通外科医生类似，然后，他等待着礼仪人员把家属带到他的身边。
现在遗体摆在他面前，他要给遗体化妆。
步骤一般是从上往下。先洗头，冲一下就好，然后吹干，再是化妆。化妆要用一种松节油的油料对面部进行去污，接着是清洗。现在开始用油彩进行打底，方洋也用过粉底，不过效果一般。接着是描眉、打腮红，涂嘴唇。
方洋很熟悉这套流程，只需要15分钟就能画完一个妆。十点点前他要化4到5具。结束后对室内消毒，再去吃饭。两点是正式下班的时间。这之前，要对新送进来的遗体进行登记，性别年龄，家属电话，遗体接运的地址。还要检查遗体表面情况，看脸部，嘴巴适否展开，口部是否血，遗体表面颜色，询问跟过来的家属，遗体身上有无首饰或金属起搏器。然后方洋把遗体拉去冷藏柜。这个殡仪馆共有108个柜子，8组，每组放12个。有110出警记录的遗体，要放在冷藏柜的最下面，有可能要做尸检，方便查看。
2022年清明节，我去了一趟方洋所在的殡仪馆。武汉看起来和疫情前没有什么两样，人们照样玩到晚上很晚才回家睡觉，外面亮堂堂的。只不过，核酸这个东西总是会提醒你今日不同往日了，你要拿着最新的核酸检测证明穿过这座城市。
篮子里放的都是菊花，黄的白的，两元一支，我买了两支进入殡仪馆。清明节是殡仪馆人流量大的时候，方洋会停止手头工作，专门去墓地边去喝止不在指定场所烧纸的人。来的人零零散散，大多数都是一家人过来。年纪大的年纪小的都有，他们手里提着水果篮拿着菊花束，带着一些彩花和纸钱。
墓园很大。墓园很安静。碑大大小小的，上面写着逝去的人的零散信息，几个月的小孩，少年，青年，一个军人，殉职的交警，妈妈，年轻的妻子。有的墓碑前有花，有零食和蜡烛，有的墓碑前空空荡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