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22时25分，南京发布通报，详细说明玄奘寺供奉侵华日军战犯牌位事件的调查处理情况。通报透露，供奉者吴啊萍已被刑拘，其“出于自己对因果释结的错误认知和自私自利的动机，在明知5名被供奉者为侵华日军战犯的情况下”，仍出资设置牌位。
南京玄奘寺供奉屠城战犯牌位事件，从一个不起眼角落凝聚声势，不仅终结了寺庙主持传真和尚的职业生涯，数位主管官员的仕途也受顿挫。在过去多少年里，这位名僧游走政商佛三界，享受着聚光灯，而今从庙堂跌落，成为许多人唾弃的糟糕人物。
对传真和尚来说，这首先是一个讽刺的时刻，因为他在南京筹拍过抗日题材的电影，可最终却栽在涉日历史的事件上。事到如今，这已经不是传真和尚的个人去留问题，更涉及到南京这座承载屠杀历史的城市官员，如何就此事训练他们的文化敏感度。
那些受到处分的官员可能也不冤枉，甚至可以说，以南京某些官员的习性，这些事迟早会发生。还记得2003年初，南京要拆除位于利济巷的亚洲最大慰安所，就引发过类似的批评，舆论认为南京官员在处理这座城市的伤痕与记忆上，非常轻慢。
后来的进展令人欣慰，经过大学教授、地方媒体在内的民间社会长达十年的努力，拆迁被叫停，转而登记为市文保单位，修复它变成慰安所旧址陈列馆。这次事关城市惨痛历史的“拉锯战”，直观证实在面对那段历史记忆时，官方出现过不应有的摇摆。
慰安所拆迁风波至今近20年，围绕屠城历史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地方记忆与民族情感，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一个显著变化是，民间对这段残酷历史的理解，不只在拒绝社会内部的多元论述，也越来越频繁地表现为斥责官方的粗疏，规训民众的表达。
南京玄奘寺牌位事件爆发之前，城内计划开展的日本夏日祭活动已经受到抵制。通报证实，早在今年2月，供奉屠杀者牌位一事就被发现，传真和尚隐瞒不报，留下手尾。南京内外不断发酵的夏日祭舆论提供绝佳机会，剧烈放大玄奘寺供奉战犯的社会效应。
更早之前，包括大理在内的多地民众自发谴责、追骂穿和服拍照的年轻人，就登上全国议题清单。同个时期，东北某地打造的日式风情街被舆论压制到关张重修，中山陵有导游打着鲤鱼旗引导游客，被在场的其他人指摘，引发文化符号的大辩论。
侵华日军制造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是二战历史中最黑暗的部分之一。中日邦交正常化自1972年至今50年，一个肉眼可见的变化是，知识分子阶层将侵华历史、屠城记忆最终汇流到“世界和平”的论述模式，已经让位于一种愈加自觉、更加激越的大众认知。
2002年12月13日晚间，南京举办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65周年烛光祭，“和平”一词频繁出现，“今晚，我们在烛光下祭奠，不仅是抚摸历史的伤痛，更是为了呼唤永久的和平。”有近百名日本人秉烛走在队伍前列，站在现在的门槛上回望，这是不可思议的一幕。
到了2012年，当年烛光祭上的”和平“氛围，已不可追忆。若有人仍抱持类似的历史论调，会很容易地意识到跟不上现实潮流。这一年，发生了一系列其他事件，西安惊现极具象征意义的U型锁砸人事件，蔡洋挥动的那把U型锁，变成舆论走向转折的象征物。
而十年后的今天，在中日关系、历史观念等主题下，中国民间舆论的主要立场经过十年锤炼，其形成的对日态度、对日思维一目了然。考虑到文化敏感性问题，即使公开表达无法完全等同于潜在心态，玄奘寺风波也足以说明憎恶论述获得了强大的连贯性。
即使这样，外界也还能发现南京作为承载屈辱历史、伤痕记忆的热区，其城内的诸多人等，仍在以一种散漫的、侥幸的态度自我疏离于舆论意识的大变动，对于那种从历史印记弥漫到文化符号上的大众情绪缺乏认知，直至被两者相互强化的舆论击中。
具体到玄奘寺风波的舆情态势，一定有人欲言又止，在目睹沸腾的声音之后收敛自有的看法。这些声音相当强势，不会退缩，也必然会通过类似事件，持续地输出文化敏感度测试。对比此类声音，“有什么是不能说又必须说的”将继续其边缘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