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发表《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一文，连日来在坊间激起巨大争议。虽然也有像胡文辉的看法认为，从史学上来说，此文的观点是立得住的，至少有其可取之处，但绝大多数人的反应，看来是把这看作一个最新的信号，用我一位朋友的话说，“懂了，看来‘闭关锁国’并不愚昧落后，明清时期早就开始‘内循环’的艰难探索了！”
不止一个人来问我的看法，本来我不打算卷入这样的论战，何况这两天也脱不开身，但看了太多人的争论，忍不住也在这里说几句。
我发现，几乎所有人的看法，都预设了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历史和现实仍然是一个连续体。也就是说，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何意义，仍然对当下产生着潜在的微妙影响。
正因此，当人们看到“闭关锁国有利论”时，第一反应想到的不是历史事实如何，而是这发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说实话，历史上的闭关锁国究竟是怎么回事，作为一个学术议题恐怕没多少人关心，这次之所以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完全是因为它隐含的现实意味。
“修明经略”的一篇文章在谈及这次的事件时，其观点就相当有代表性：
历史研究总是为当代服务的，历史结论往往是和当代的政治联系在一起，对过往事件的评价的变化其实反映了当下的趋势，这是需要万分注意的。
既然如此，那么讨论历史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现实政治问题。进而言之，一个人的历史观，常常折射出他的现实政治观点；也因此，中国人对历史的兴趣，其实往往出于对政治的兴趣。至少在这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仍未过时。
人们如此敏感，并非只是捕风捉影。在过往的历史上，对历史的重新挖掘、诠释，曾一再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往往合理化了当下的现实，以至于有人感叹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的原意是否如此，也有争论，姑置不论）。
1979年，清史权威戴逸就曾写过《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胡文辉说此文“是批评‘闭关锁国’的当代史学先锋，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显然意在为‘改革开放’制造舆论，在性质上是‘影射史学’的延伸”。
中国股市1989年成立时，我记得当时报纸上也有考证文章，从马克思的日记里翻出革命导师也曾炒股，证明他至少并不反对股市。不管这样的文章立论如何，但它出现的时间点、具有什么意味，中国人通常只要鼻子闻一下就都懂了。
基辛格就曾感叹，虽然新中国誓言要“与封建历史决裂”，但却无人质疑“距今久远的历史先例与中国当前的战略需求是否相干”，似乎都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事——由一个美国人发出这样的感叹确实也再恰当不过，毕竟这个国家历史太浅短，以至于太多创新根本没有先例可以援引。
当文明处仍处于传统和现实的连续体之中时，不论古今中外，都会无师自通地通过对历史的重新诠释来开辟新的道路，也就是把“创新”说成是“复古”，以表示当下的做法既不新鲜，也是合理的。《海洋与权力》一书中谈到古希腊人的这种倾向：
虽然雅典有意识地选择成为一个海权，发展一种独特的文化身份，但这一进程是由既存的思想和范例决定的。在希腊世界里，活跃的变化需要用过去的先例来加以确认，而这些先例往往是经过重新想象的，甚至根本就是虚构出来的。
这种做法，意味着“传统”不仅仍然是相当有活力的，从而能不断自我更新，而且也是为当下行为提供合理性的权威源泉。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人的这种自发倾向表明，虽然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就宣告与传统决裂，但实际上社会心态仍未摆脱这种传统与现实的连续体。
然而，基辛格的反应也表明，虽然中国人对此习以为常，但其实并不必然如此。很多现代制度创新是与传统断裂的结果，当然也无须借传统来为自己正名——对一个朝向未来的社会来说，“过去”也不再是权威的来源了，对一个现代人来说，就算过去的人是如此行事，那又怎样？这就表明我也得如此行事吗？
更重要的是，正如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洞察到的，新的话语其实在不断地“循环穿梭”于自己的干预对象之中，不断重新构建着那个客体，并使得对方也学会了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
如果说这听起来很抽象，那这么说吧：如果人人都意识到，对过去的重新诠释其实不过是在为当下现实服务，那么这种重新诠释就难以成功。
试想一下，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先撰写了《孔子改制考》，试图证明孔子其实就曾变革制度，以此表明自己的做法正是尊奉先圣所为。然而，不管他本人是否相信，大多数人却都相信他根本只是“古为今用”而已，只不过赞许者推崇他变法的勇气，而反对者觉得他曲解经文，简直一派胡言，好像没有哪个经学大师认真看待这本书在学术上的价值。
或许可以说，在经学衰落之后，史学部分起到了原本经学的作用。历史学家朱维铮曾发现，中国学术史的规律之一是“学随术变”，其意无非是说，当政治关切的重心变动时，治学方向也会随之转移，就像当初史学研究的“五朵金花”。然而问题在于，这么做的结果，往往不仅是学术价值可疑，能起到多大作用恐怕也难说——因为人人都知道，根本上的动力不在于此，“对传统的重新诠释”已沦为“缘饰之说”。
因此，真正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历史是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而是“打扮她干嘛？”奥威尔曾有一句著名的断言：“谁控制过去，谁就能控制将来。”但到了后现代社会，“控制过去”可能也已经没那么重要了，“控制将来”的道路一定要经过“控制过去”吗？
当一个社会真正实现现代化之后，虽然历史和传统仍是某些意义的来源，但迈向现代的断裂越彻底，人们就越是无须从过往中寻求当下变动的合理性。
1889年法国大革命百年之际，围绕着这一历史事件的诸多问题，不同政治派别曾展开长期激烈的论辩，此时历史仍是鲜活的、激发着新思潮；但到了1989年两百周年之际，这个国庆节对法国人来说已经只是一个放气球的欢乐假日了。历史真正成了过往，而“过往如异国”，既陌生又与当下生活并无多少相干。
然而正因此，历史也获得了解放，它无须再承受重负，而真正成了可以进行客体化研究的对象——反正无论历史学家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对人们来说也不过是知识分子无伤大雅的兴趣罢了，就随他们去吧。
多年前我就注意到，年轻一代对于许多历史已经淡忘了，对他们来说那只是模糊的一团，无论是什么形状，对自己的现实生活都没多大影响，甚至无法理解你们为何如此认真看待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我一时感叹，这样新的一代人是幸运的，他们无须承受沉重的历史，或许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转机——结果是你可以想见的，我在此后几年内，都不时被一些人震惊之下嘲讽为“替无脑的小粉红洗地”，并质问我，难道不知道“忘记历史必将重蹈覆辙”吗？
经历了这些，我也能想见，当“历史-现实连续体”尚未断裂之际，像胡文辉这样的讨论，无论其本意如何，也可能被人看作是在为“闭关锁国有利论”洗地。至于我本人，其实并不关心这个问题本身，因为在我看来，这实在没多大意义——想想看，现在谁还认真看待“资本主义萌芽”这样的问题？不论在当时如何轰动一时，事后来看，其本身在学术上就不是一个有价值的问题。
坦白说，在这样的问题上浪费时间是不值得的，时过境迁之后，我们甚至会惊讶，为什么有那么多聪明的头脑都花费那么多时间为此争论。当然，它毕竟也不是全然没有意义——虽然围绕这个问题本身的论述没多少学术价值，但人们为什么会这样激辩，却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人们身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