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政治的一个后果，就是会让那些具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人罹患政治抑郁。除非死亡或变成疯子，政治抑郁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治愈。即便在恐怖政治消失之后，也会留下巨大的心理创伤。《情感堵塞》一书显示，恐怖政治和压力体制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伤害，人们变得自卑、没有安全感、猜疑、失望和虚无。
王小波说过，知识分子的长处就是讲理，如果遇上一个不理智的时代，知识分子的长处无法发挥，就毫无作用。当恐怖政治蔓延到整个社会，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人们普遍感到精神压抑，这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知识人难有作为，也没有人对他们提出过高的要求。
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暴君从来不缺少知识人帮忙帮闲。例如，纳粹的附逆者海德格尔，就被称为希特勒的“超人”。
通过冲锋队等暴力组织威胁选举，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煽动，高效的组织方式和创造性的宣传手段……纳粹逐步兴起，在选举中多次胜出。1933年1月30日上午，希特勒宣誓就职德国总理。很快，纳粹对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等其他政党进行镇压和迫害，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在德国各州，纳粹党人迅速夺取权力，同时推进德国一体化。很快，纳粹控制了文化领域，包括音乐、艺术、哲学、媒体、出版等等，无不在纳粹的掌控之下。
恐怖政治遍布于德国社会，一些知识分子开始选择流亡。
1933年4月7日，担任德国总理两个多月的希特勒根据3月23日《授权法》赋予他颁布法律的权力，以政治或种族原因为由，颁布了所谓《重设公职人员法》，宣布解聘所有与纳粹主义原则不相符合的公职人员，具体条文如下:“1.凡属共产党或共产主义辅助组织的成员；2.凡在未来有可能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共产主义性质活动的人；3.凡在迄今为止的活动中不能证明自身会随时、无保留地支持这个民族国家的人；4.凡属非雅利安血统者；这样的公职人员都将解聘。”与此同时，在兴登堡总统的直接干预下，该法还宣布了三项例外条款，即“非雅利安血统者中，只有三种人能免于解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战士，1914年8月1日以前就在为国家服务的公职人员，或是一战中阵亡将士的父亲或儿子”。此前，德国大学教师一直属于在专业上自我管理并拥有法定资格的部属公职人员，因此也在该法范围之内。[1]
《重设公职人员法》公布的同一天，弗莱堡大学的纳粹大学生张贴海报攻击犹太人，具有民主思想的校长命令将这些海报除去，纳粹德国的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马上将其撤职。经过纳粹教授们的推举以及大学内外的施压，哲学家海德格尔4月27日正式当选为弗莱堡大学校长。
海德格尔1889年9月26日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下层家庭，比希特勒小5个月。他成长于巴伐利亚小镇，家里没钱送他上大学，于是，他进入一所耶稣会神学院。1909-1911年，他在弗莱堡大学继续学习神学，之后转向哲学研究。在一战的最后一年，海德格尔参军入伍，在德国做办公室工作。1917年，他与艾弗里特·佩特里结婚，不久生下两个儿子。一战结束后，他跟随埃蒙德·胡塞尔做研究。1923年，胡塞尔帮海德格尔在附近的马堡大学获得了教职。海德格尔对这个机会满心欢喜，在那里工作了五年，其间与自己的学生汉娜·阿伦特发生了婚外恋。1927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出版，并大获成功。1928年，胡塞尔从弗莱堡大学退休，他热心推荐海德格尔为自己教席的继任者。[2]就这样，海德格尔任教于弗莱堡大学。在政治上，他至少从1931年末就公开支持纳粹，而弗莱堡大学校长的职位也是他积极争取而来。[3]
1933年5月1日，海德格尔和卡尔·施米特同一天加入纳粹党，海尔格尔的党员编号是3125894。1933年5月27日，海德格尔作为弗莱堡大学新校长，穿着全套的军事制服发表了一个很长的就职演说。他在演讲中宣称，第三帝国是“是为德国建立一个知识的和精神的全新世界”，国家社会主义的建设“现在已经成为德国大学唯一的最重要任务”，海德格尔赞扬希特勒的目标，并把大学纳粹化标榜为“最高形式的国民劳动”。[4]他宣告，学术自由将不再是德国大学生的准则，因为它只起消极作用，不是真正的自由。[5]海德格尔引用了纳粹党的党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歌词被印在他的就职典礼仪式说明书上，还印了说明，这些歌词要“在大学领导者的演讲之后被演唱”。[6]他告诫学生们要“忘记过去的魏玛民主，追随新总理阿道夫·希特勒！”[7]海德格尔宣称，“元首，唯有元首本人，才是现在和未来的德国现实，以及德国的法律。请记住：从今以后，遇事要有决断力，行动要有责任感。希特勒万岁！”此后不久，海德格尔还不遗余力投入对大学的改革，他的雄心甚至膨胀到试图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大学校长合作，从而成为全国大学体系中的领军人物。[8]他在德国各地举办宣传性讲座，讲座结束之际总不忘高呼“希特勒万岁！”[9]
海德格尔还给希特勒发送电报，解释自己如何热心支持“让大学和纳粹党保持一致”。纳粹党人罗伯特·瓦格纳当选巴登地区州长后，海德格尔发电报祝贺。[10]他还用不实的指控向州政府告发同事、化学家赫尔曼·施陶丁格并协助政治警察调查，因为警察没有采信这些指控，施陶丁格也申辩自己的工作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得以留任。[11]1953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1933年10月发给弗莱堡大学各院长的一份备忘录中，海德格尔以一种不加掩饰的直率阐述了他在纳粹体制下的“教育哲学”：“从我接受校长职位第一天以来，(我履行校长一职的)明确原则和本真的(但愿逐渐可以实现)目标，始终是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国度的力量和要求基础上，实现学术教育的根本转变。……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的民族命运才是压倒一切的。”[12]
海德格尔《全集》第十六卷充分显示，这位哲学家当年将风行一时的纳粹种族意识形态，深刻地内化为个人思想。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期间，海德格尔积极游说巴登邦文化部长，企图设立一个“种族研究与遗传学”讲座。海德格尔认为，“新德国的指导架构”应该奠基于“遗传”与“健康”的原则，而这两大原则又倚赖一个民族的政治与历史发展。他进一步指出：为了国家的“健康”着想，安乐死的可行性应该被认真考虑。[13]
就任校长期间，海德格尔积极执行纳粹的反犹政策，他发布了“巴登法令”，把所有非雅利安人教授和大学资深职员停职。为此，他六亲不认，对自己的恩师胡塞尔恩将仇报。
海德格尔发布“巴登法令”后，胡塞尔于1933年4月收到一封信，通知他从名誉教授的位置上执行“休假”。作为校长，海德格尔有权取消这一决定，但他没有这样做，而胡塞尔在基尔大学的儿子格哈特也因为这一法令停职。[14]
海德格尔委身纳粹之后，他的弟子伽达默尔很快步其后尘。伽达默尔的老友、黑格尔专家理查德·克罗纳因宗族问题被基尔大学解聘，但伽达默尔却兴冲冲地接下他的遗缺——尽管只是临时性质。希特勒发动公民投票，表决德国是否退出国际联盟，从此不再受国际法规范。在自传中，伽达默尔勉强承认自己曾经在1933年11月，签署一份由德国大学教授发起、在国际流传的支持希特勒的请愿书。这一行为，实际是为成立初期、举步维艰的纳粹政权赋予高度的合法性。1936年，伽达默尔为了学术前途自告奋勇，进入一个纳粹营队接受“再教育”。他还曾经加入“纳粹教师联盟”。和他的老师海德格尔一样，事后，伽达默尔对此绝口不提。[15]
海德格尔是希特勒的“超人”。
海德格尔改造德国大学的设想，和他对现代性的批判，特别是对当代科学技术畸形发展的批判紧密相连。他对高校的改革基于其一贯的反现代文明思想。在与纳粹合作时期，海德格尔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为革命运动的纯洁性而斗争。但是，纳粹革命成功，成为执政党之后，其革命色彩逐渐淡化。而海德格尔不能容忍革命队伍中泥沙俱下，他的学生鲍姆加登是一个有实用主义色彩的美国研究专家，1933年和纳粹接近。海德格尔揭发他“无论如何不是一个纳粹主义者”，他提醒纳粹党的领导人，不要被那些表面上服从党的路线的人所欺骗。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海德格尔的揭发没起作用，鲍姆加登照样升迁，直到成为哥尼斯堡大学哲学系主任。[16]而海德格尔的教育改革，措施之一就是用军体活动和劳动锻炼冲击正式的教学活动，这遭到一些教授的反对。纳粹德国的教授们竞相向希特勒争宠，埃里克·杨施和恩斯特·克里克等人十分嫉妒海德格尔，伙同弗雷德·罗森堡一起干涉海德格尔这个后起之秀，而巴登地区的教育部长则指责海德格尔追求一种“个人的民族社会主义”。[17]
在此情境之下，海德格尔空有一番雄心壮志，他无法在国家级的层面发生作用。1934年德国大学纳粹化完成后，党的领导机关主导性的倾向是恢复大学正常的教学秩序，而海德格尔用政治冲击业务的做法与之不符。就任校长期间，他的“哲学付诸实践”遭遇了重重挫折，纳粹对此了无兴趣。任职不到一年，海德格尔就辞去了弗莱堡大学校长职务。
在纳粹政权内，冲锋队的领导人罗姆是最激进的革命者。德国学者维克托·法里亚斯认为，海德格尔属于罗姆一系。[18]纳粹夺取政权之后，罗姆革命热情不减，成为纳粹党内的一个隐患。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下令血洗冲锋队，枪杀罗姆。自此，海德格尔对纳粹“不再抱有幻想”，他发现，纳粹党的政治还不够革命，还不能造成存在史上的一个新时代。[19]
离任校长职务之后，海德格尔还签署了支持希特勒的申明，并游说当局批准他在柏林成立一个哲学学院。1936年，海德格尔卸任校长已经两年，他以前的学生卡尔·洛维特在罗马与他邂逅。海德格尔别着纳粹胸章，向自己的学生解释《存在与时间》中的观念何以激发了他对政治的参与。[20]
海德格尔既想依靠纳粹来抗拒那个民主社会和技术社会，又想在纳粹的庇护下保留一点学术的自由。从思想上说，海德格尔是纳粹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只是在具体行动上，即一些具体做法上与纳粹有分歧。当然，与施密特相比，海德格尔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种单纯的思想工具，这是他迅建地对纳粹运动感到失望的原因。因此，他在纳粹社会中的地位远不如施密特来得重要，以至于**1944**年作为完全无用一类的第一个大学教师、作为“所有被征召的教师团体成员中年纪最老的人”被派往法国去挖战壕。[21]
尽管如此，对纳粹不再抱有幻想的海德格尔没有在理念上和纳粹分道扬镳，在身份上也没有摆脱纳粹。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海德格尔都是纳粹党员，并且始终定期交纳党费。[22]
1945年，法军占领弗莱堡。清除纳粹委员会对海德格尔正式起诉。海德格尔倍感愤慨，之后又煞费苦心地为自己辩解。最终，海德格尔被归为纳粹的“同路人”，而且经举荐获得了弗莱堡大学荣退教授身份，保留教学资格。但是，弗莱堡大学民主理事会对此提出抗议，海德格尔赶紧请出自己的老友，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出来作证。最终，弗莱堡大学被迫禁止海德格尔从事教学，但允许他保留荣退身份，一段时间施加的经济制裁也被撤销。但是，他需要和另一家人共享住所。“尽管海德格尔受到的惩罚微不足道，但他还是因此消沉。随后一段时间，他在巴登韦勒豪斯巴登疗养院治疗抑郁症。面对以德国民族之名进行的大规模屠杀，海德格尔从未畏缩过，但一到自己的学术地位受到威胁，他就不堪情绪压力而崩溃了。”[23]
不久海德格尔康复，他和妻子四处求援，得以重返学术界。随后，他和已经享有盛誉的汉娜·阿伦特恢复了联系，阿伦特帮他进入了全世界的出版界。而法国哲学家萨特等人也对他给予了帮助。海德格尔篡改了他参与纳粹政权的丑陋往事，他“小心翼翼地编辑和删除罪大恶极的作品和演讲，然后把自己打扮成无辜的抽象哲学家的形象”。他成功逃脱了惩罚，并且“在战后德国畅通无阻地安享光彩夺目的职业生涯。”[24]他也从未为自己委身纳粹犯下的过错而道歉。当海德格尔带着纳粹校长的可耻印记重返教席时，他的同事讥讽他说：“君从叙拉古来？”[25]讽刺他献身纳粹，希望用哲学引导政治。[26]
马克·里拉认为：“人们在阅读海德格尔后期著作的时候，无法摆脱这样一种印象:尽管经历就在那里摆着,他却始终无法直面哲学与政治、哲学激情与政治激情之间的关系。对他来说，这不成其为问题，他只是一时糊涂，以为纳粹建立新国家的决心，与他个人重建西方思想传统并藉此重建西方存在的崇高决心是相容的。海德格尔认为自己是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因此,他令人惊讶地对厄恩斯特·荣格说，如果希特勒能被带来向他道歉，他就会为自己的纳粹历史道歉。[27]
海德格尔无疑是为自己推脱责任而狡辩。作为一个著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脑袋难道不是长在自己的身体上吗？他投靠纳粹，难道不是他自己做出的选择吗？他对希特勒和纳粹倾注了热忱和希望，希特勒和纳粹就一定要按照他的意愿，将其哲学理念运用于政治实践吗？纳粹革命没有按照他的哲学方向去发展，他就没有错误吗？他的反犹主义言论，吹捧希特勒和纳粹的演讲及文章，难道不是为纳粹张目吗？他就任大学校长期间，积极驱逐犹太教师，难道对这些人没有造成伤害吗？
海德格尔在战后受到的惩罚太轻，这是他怙恶不悛的主要原因。在他死后引发的分析和争论，至今仍然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有学者认为，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亲合性并非是他校长任期以后就放弃了的暂时的亲合性，而是自始至终都与其自身的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恒久的亲合性。不仅他的早期思想就坚信纳粹主义代表德意志民族的未来，他的后期思想也坚信想象中的纳粹主义代表德意志民族的未来。在与民族社会主义的深远而持续的联系中，海德格尔扮演了一种出卖理性、不负责任的角色。在他的态度中，有些东西是由反常意识而发生，这不仅仅是表明他的性格的软弱，而是表明他的思想的软弱，尽管其技巧精湛，却令人可疑；此外，这也表明哲学本身的软弱。毋庸讳言，认识现实永远是哲学的一种高傲的要求。但是，如果纳粹主义变得卑鄙无耻，而且，它事实上是我们时代里绝对邪恶的主要例子，那么海德格尔的民族社会主义信仰就在认识现实这一点上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不仅如此，尽管他花样翻新，总是利用不同的手段，但他通过对纳粹主义的始终不渝的忠诚，顽固地坚守了这种邪恶。[28]
海德格尔认同纳粹的意识形态，但无法认同纳粹在现实中的施政措施。他想另搞一套，把自己的哲学思想贯彻于纳粹的现实革命运动。但是，这与纳粹党人的想法不合。海德格尔赞成最具革命精神的冲锋队领袖罗姆，但罗姆却在6月30日的长刀之夜被希特勒清除。可以说，海德格尔在现实政治中的地位和行动力，配不上他将哲学实施的雄心壮志。在纳粹的权力结构中，一个大学校长的职务太低，所拥有的权力无法让他大展雄图。在哲学领域，海德格尔是大师；在纳粹政权中，他微不足道。以海德格尔的抱负，或许只有戈培尔的地位才能将之付诸普遍的行动和实施——然而，他毕竟不是戈培尔——即便他是戈培尔，或许也不会改变其失败的命运。
哲学界地位的崇高和现实地位的低下，哲学思想的自傲和哲学实践的受挫，使得海德格尔对纳粹的附逆成为一出不折不扣的悲剧和笑话。就任校长期间，“海德格尔毫无政治经验，很快陷入大学里司空见惯的关于聘任事务的纠葛，不敌巴登教育部官僚的手段，遭到褐衫学生的嘲笑，他们认为海德格尔不过是个空想家而已。”[29]可以说，在纳粹的政治舞台上，海德格尔连配角都称不上，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丑。他事后的冥顽不灵，更增加了小丑的悲剧性。
海德格尔将灵魂出卖给纳粹，在当时显然并非唯一的选择。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比海德格尔年长6岁，两人曾在很长时间里维持友谊。在纳粹统治期间，雅斯贝尔斯一直待在德国。由于他娶了犹太妻子斯格特鲁德，这让他成为一国之敌，纳粹认为他有污点。他抵制过一切纳粹化的举措，1937年被提前退休，1938年丢掉了工作，还被禁止发表任何作品。作为朋友，海德格尔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只言片语的反应。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作为犹太人的雅斯贝尔斯夫人斯格特鲁德时刻担心被驱逐，夫妇俩常常将用于自杀的毒药丸带在身边。[30]
雅斯贝尔斯在1937年被解雇前后已经在思考几套流亡方案了。他最初的想法是到瑞士苏黎世大学接替弗莱塔克教授的职位，但最终没有成功。1938年，雅斯贝尔斯收到私人邀请，询问他是否有意去伊斯坦布尔大学任职，此事传到巴登的文化部长那里，他让人告诉雅斯贝尔斯，申请不会被批准。1939年，雅斯贝尔斯有几次可以离开纳粹德国的机会，但他均予以拒绝。学者李雪涛认为，究其原因，其一是由于他不谙熟异国的语言，对外语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恐惧心理；其二，他也担心邻国政局的摇摆不定，再有就是他可能会有的菲薄收入。其实最让他难以割舍、魂牵梦绕的是这片德意志的土地。[31]
留在德国，让雅斯贝尔斯夫妇一直生活在恐怖之中，时刻担心被送进集中营。到战争结束时，斯格特鲁德的名字果然出现在盖世太保的驱逐名单上。幸运的是，美军及时抵达。[32]
战后的雅斯贝尔斯突然变成了名人，他在纳粹时期受到的排斥使他一夜之间成了德意志民族良知的代表。对于这点，他起先感到非常难受，认为这是一种虚伪的谄媚。他怀疑这突如其来的荣誉，对他来说，就像“生活在虚幻之中”，他想脱离这种生活， “他渴望逃避那‘被阿谀逢迎的假名声’，回到静寂的工作中去，而这才是他真正的使命。”[33]
在留守的知识分子中，雅斯贝尔斯坚守了知识人的良知和底线， 与海德格尔的卖身求荣形成了强烈反差。而以身殉道的哲学家和音乐理论家库尔特·胡贝尔，则更为勇敢。
库尔特·胡贝尔1893年10月24日生于瑞士库尔城，父母都是德国人。四年后，他随父母返回德国，1917年，胡贝尔获得博士学位，3年后在大学教书。1938年，胡贝尔就任柏林大学民俗音乐研究所教授。但是，这意味着他要创作纳粹主义宣传资料，他拒绝将民俗音乐变成纳粹的赞歌，结果被罢免职务。但纳粹允许他重返慕尼黑当教授，却禁止他出版作品和发表新作。纳粹毁掉胡贝尔职业生涯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他抵抗暴政，二是因为他一瘸一拐，还有语言障碍，不是“优等民族”的一员。胡贝尔要求加薪养活家庭，但被纳粹拒绝：“我们只提升公务员的物质生活水平。”[34]
在政治上，胡贝尔既非左派，也非犹太人，而是民族主义保守人士，相信传统的神圣性和民族的重要性，对德国文化成就深感自豪。他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将希特勒视为德国价值观念的破坏者。康德是胡贝尔在思想上抵抗纳粹主义的主要武器之一，他一有机会就讲授康德。苏菲·绍尔等学生们领悟了他的情感，并且开始了理想主义行动。他们成立了非暴力组织“白玫瑰”，胡贝尔后来也加入了这一组织，成为白玫瑰中唯一的教授。有时，白玫瑰的成员还到胡贝尔家中开会。胡贝尔加入小组之前，白玫瑰已经在德国南部和其他地方的大学散发了五张传单，呼吁德国人民反抗纳粹的压迫和暴力。1943年初，胡贝尔撰写了第六张传单，呼吁德国人民反对纳粹党，反对希特勒。他们印了1万份传单，到德国各地散发。结果，苏菲等人2月18日被抓捕后砍头，而胡贝尔2月26日被逮捕，7月13日被绞刑处死。后来，盖世太保还要求胡贝尔的妻子为“断头台上的磨损”支付相当于两个月薪水的赔偿。[35]
另有一些知识人，或许没有胡贝尔的勇敢，也没有像雅思贝尔斯那样抵制纳粹。但是，他们并没有像海德格尔那样主动邀宠。纳粹的文化清洗运动开始以后，大批知识人流亡国外。到1933年底，有才华、有声望的作家留在德国的寥寥无几，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剧作家格哈特·豪普特曼或许是个特例。处于巅峰期时的豪普特曼因其打动人心、展现贫困与剥削的剧作而享有盛名。在希特勒成为总理时，豪普特曼已年过七旬，早已过了创作巅峰。其时他继续写作，用行纳粹礼以及唱《霍斯特·韦塞尔之歌》的方式，极力公开表达拥护之意。但他没有成为纳粹党员，他的自然主义剧作经常因为所谓的消极态度而遭到纳粹党的抨击。有位匈牙利作家于1938年在拉帕洛与他见面时，听他发了一大串关于希特勒的牢骚。豪普特曼愤懑地说，希特勒毁了德国，不久还会毁灭世界。匈牙利人问他，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离开德国。“因为我是个懦夫，你明白吗?”豪普特曼恼怒地大声说，“我是个懦夫，你明白吗?我是个懦夫。”[36]
胡贝尔撰写传单，呼吁德国人奋起反抗纳粹的暴政；雅斯贝尔斯抵制纳粹化的措施，失去公职被边缘化；格哈特·豪普特曼对纳粹虚与委蛇，却知道自己懦弱；海德格尔卖身求荣，助纣为虐……纳粹恐怖统治下的德国知识人，有着不同的而选择。如果说，胡贝尔令人敬佩、雅斯贝尔斯保持了良知和尊严，格哈特·豪普特曼的做法可以理解，那么，海德格尔的选择可谓无耻之尤。在公共领域，无论学者们对海德格尔委身纳粹和事后拒不道歉作何解读，他为纳粹张目，反犹主义的言论，就任校长期间的恶行，都是永远无法洗刷的污点。在私人领域，他对胡塞尔恩将仇报，在雅斯贝尔斯遭难时冷漠无情，又可见其人品极其低下。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恐怖政治并不少见。对知识人而言，如何安身立命就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希特勒上台后，大多数德国知识分子选择了流亡，以避免遭到专制权力的迫害。留在德国的知识分子，也因为不同的选择，书写了自己的人生。如果说，大多数人缺乏胡贝尔那样的勇气，那么，雅思贝尔斯对良知的坚守也值得嘉许。即便是豪普特曼这样的“两面人”，也好过丧失基本是非判断，堕落无耻的海德格尔。
人性经不起考验，但个人责任无法全部推脱。海德格尔逃过了法律的惩处，却逃不过历史的裁决。
[1]李工真《文化的流亡》66页，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版。
[2]伊冯·谢拉特《希特勒的哲学家》14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3]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16页，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版。
[4]伊冯·谢拉特《希特勒的哲学家》139-14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5]理查德·J.埃文斯《第三帝国的到来》449页，九州出版社2020年2月版。
[6]伊冯·谢拉特《希特勒的哲学家》15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7]李工真《文化的流亡》66页，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版。
[8]理查德·J.埃文斯《第三帝国的到来》451页，九州出版社2020年2月版。
[9]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16页，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版。
[10]伊冯·谢拉特《希特勒的哲学家》152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11]理查德·J.埃文斯《第三帝国的到来》450页，九州出版社2020年2月版。
[12]理查德·沃林《学术与政治：海德格尔的“纳粹问题’’》，《开放时代》2000年11期。
[13]理查德·沃林《非理性的诱惑》11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14]冯·谢拉特《希特勒的哲学家》15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15]理查德·沃林《非理性的诱惑》113-12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16]单世联《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49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版。
[17]伊冯·谢拉特《希特勒的哲学家》15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18]单世联《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49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版。
[19]单世联《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49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版。
[20]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17页，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版。
[21]张国清《卡尔·施密特：海德格尔和纳粹关系的参照点》，《开放时代》2000年第7期。
[22]倪梁康《一时与永恒——海德格尔事件感悟》，http://www.aisixiang.com/data/26993.html。
[23]伊冯·谢拉特《希特勒的哲学家》30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24]伊冯·谢拉特《希特勒的哲学家》31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25]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31页，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版。
[26]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三赴西西里岛叙拉古，希望规训皇帝，但徒劳无功。
[27]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21页，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版。
[28] T．罗克莫尔《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关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世界哲学》2013年第4期。
[29]理查德·J.埃文斯《第三帝国的到来》451页，九州出版社2020年2月版。
[30]李雪涛《相顾应尽一生期》，《现代哲学》2011年第6期。
[31]李雪涛《雅斯贝尔斯对德国战争罪责的认识》，《政治思想史》2021年第1期。
[32]伊冯·谢拉特《希特勒的哲学家》31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33]李雪涛《相顾应尽一生期》，《现代哲学》2011年第6期。
[34]伊冯·谢拉特《希特勒的哲学家》27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35]伊冯·谢拉特《希特勒的哲学家》28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36]理查德·J.埃文斯《第三帝国的到来》441页，九州出版社2020年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