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幸存者和作家普里莫·莱维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犹太人为什么不反抗？在《休战》的后记中，莱维回答了这个问题：并非没有反抗，集中营里确实发生过一些小规模的起义。但对大部分人来说，反抗是极为困难的，德国人已经创造出一套完美而狡猾的屠杀系统，而且反抗会遭遇残酷的报复。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囚犯既缺乏政治组织的经验，也不具备反抗的政治意识，“面对压迫应当反抗”的观念已经被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所消灭，在当时是只属于少数精英的政治意识。
这些是年轻的读者们最经常向我提出的问题。因此，它们一定源自于某些特别迫切的好奇心或需要。从乐观的角度来看，当今的年轻人感到自由是一个人无论如何不可或缺的特权之一。结果，对他们而言，监禁的观念立刻与逃跑或反抗联系在一起。此外，许多国家的军事条例都规定着，战俘应该尝试逃跑，利用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借此恢复他作为一名战士的地位。而《海牙公约》规定，不得惩罚试图逃走的战俘。浪漫主义文学（还记得基督山伯爵吗？）、流行文学和电影不断将逃跑的这一概念强化为一种道德责任。在这些艺术作品里，受到不公正（甚至公正的）监禁的英雄总是一个正面人物，总是试图逃跑，甚至在最不可能的环境中，而这些尝试无一例外地获得成功。
把囚犯那不自由的境遇视为某种不正常的、不适当的事情——就像一场疾病，只有通过逃跑或反抗才能治愈——这种看法也许是好的。然而，不幸的是，这种观念完全不符合集中营里的真实情况。
比如，只有几百名囚犯试图逃出奥斯维辛，而在这些人中只有二十多人成功越狱。逃跑是困难而极度危险的。饥饿和虐待让囚犯身体虚弱，而且意志消沉。他们被剃光了头发。人们可以立刻认出他们的条纹囚服。而他们的木鞋让他们不可能快速、安静地行走。他们没有钱，而且，一般都不会说当地的语言：波兰语。他们在当地没有关系，也不熟悉当地的地形地貌。最重要的是，纳粹对越狱事件会进行残酷的报复。任何试图越狱的人如果被抓住都会被当众绞死，在点名的大操场上，常常在死前遭受可怕的折磨。要是一场越狱被纳粹发现，逃跑者的朋友都会被当作同谋，关在禁闭室里饿死。其他所有囚犯则被迫站上二十四小时。有时，甚至会把“罪人”的父母抓起来，关进集中营。
党卫军哨兵如果杀死了一名试图越狱的囚犯，可以得到特别假期。结果，党卫军哨兵往往枪杀并非试图越狱的囚犯，只是为了获得假期。这一事实人为地夸大了试图越狱的囚犯人数的官方统计数字。正像我前面说过的，真实数字很小，几乎都是一些雅利安血统（用当时的术语来说，就是非犹太人）的波兰囚犯。他们的家乡离集中营不远，因此，他们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而且可以肯定群众会为他们提供保护。在其他集中营，情况也基本相似。
至于说集中营中缺乏反抗，这并不完全符合真实情况。首先，我们必须铭记那些发生在某些集中营中的起义：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索比布尔（Sobibor），甚至比克瑙，奥斯维辛的附属集中营之一。这些起义的规模不大，但正像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起义一样，证明了起义者杰出的道德力量。这些起义都是由具有某些特权的囚犯所计划和领导的。这些囚犯因此比普通犯人有着更好的身体和精神条件。这并不令人吃惊——只是从表面看，它似乎有悖于“受压迫最深的人奋起反抗”的观念。即使在集中营之外，斗争也很少由“下层无产阶级”发动。穿破衣服的人并不反抗。
在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或政治犯占大多数的集中营，这些政治犯搞阴谋的经验被证明极为有用，而且常常导致相当有效的保护活动，而非公开的反抗。不同的集中营，不同的时间，他们的手段也不尽相同。比如，他们成功地敲诈或贿赂党卫军，控制他们那任意妄为的力量；或者暗中破坏德国军工业的生产；或者组织越狱；或者通过电台与盟军联络，向他们通报集中营里骇人听闻的情况；或者改善患病囚犯的治疗条件，用囚犯医生替代党卫军医生；或者“引导”筛选的进程，把那些间谍和叛徒送进毒气室，而拯救另一些囚犯的生命（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些囚犯的性命有着特殊的重要性）；随着战线逼近，准备——甚至以军事方式准备，抵抗纳粹对集中营的大清洗（事实上，纳粹往往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在犹太人占大多数的集中营，像奥斯维辛地区的那些集中营，无论积极或消极的抵抗都特别困难。这些集中营里，大多数囚犯都缺乏最基本的组织或军事训练。他们来自欧洲各国，说着不同的语言，因此相互之间无法沟通。因为他们的生存条件更加残酷，也因为他们往往在犹太人隔离区经历了长期的饥饿、虐待和羞辱，所以他们比其他囚犯更饥饿、更虚弱、更疲劳。而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他们在集中营里那可悲的生存期非常短暂。总之，他们是流动的人口，一面不断大批死去，一面新的囚犯不断到来。在这样一种退化而流动的人类群体中，反抗的种子难以生根发芽是可以理解的。
你也许会问，为什么那些刚刚下火车的囚犯不反抗，而是等几个钟头（有时甚至要几天！）后走进毒气室？除了我刚才已经介绍的，我必须在此补充一点，那就是德国人已经完美地创造出一套如恶魔般的狡诈而灵活的大规模屠杀系统。在大多数时候，新到达的囚犯并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纳粹以冰冷的效率接待他们，却并不凶残，邀请他们脱掉衣服“淋浴”。有时，他们会分发肥皂和毛巾，并答应在淋浴后提供热咖啡。事实上，毒气室伪装得就像一间淋浴室，有水管、龙头、换衣间、挂衣钩、长椅等等。要是囚犯们表现出哪怕一点点知道或怀疑他们即将来临的命运的迹象，党卫军和他们的爪牙就会运用奇袭战术，以极端的残暴进行干预。这些纳粹党徒叫喊着、威胁着、踢打着，甚至开枪、放狗。这些狗经过专门的训练，可以把囚犯撕成碎片。而这些囚犯则是困惑的、绝望的，因为五到十天在封闭车厢中的旅行而变得虚弱不堪。
事情就是这样，而有时被人们提起的说法——犹太人因为胆小懦弱而不反抗——却是荒唐而带有侮辱性的。没有人反抗。有一个例子足以证明这个事实，我们不能忘记，奥斯维辛的集中营经过三百名苏联战俘的考验。这些战俘年富力强，经过军事训练和政治灌输，而且没有孩子或妇女拖累，即使如此，他们也没有反抗。
还有最后一点，在今天深深地植根于西方文化之中的观点：人们在压迫面前不能屈服而应该反抗，在法西斯主义横行的欧洲，却并未得到广泛的接受，尤其是在意大利。它是政治活动家那狭小圈子里的产物，但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立刻孤立、排挤、恐吓和摧毁了他们。你一定没有忘记德国集中营的第一批成千上万的受害者。事实上，他们正是反纳粹政治党派的骨干成员。缺少了他们的贡献，敢于反抗和敢于组织反抗这个被人们广泛接受的理念要在很久之后才开始出现，而这主要归功于德国在一九四一年出人意料地撕毁了一九三九年九月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进攻苏联之后，欧洲共产党人投身于反对纳粹主义的斗争中。总之，指责集中营里的囚犯不反抗，主要是一个历史视角的错误，要求这些囚犯具有当时仅仅属于精英阶层的政治意识，尽管它在今天几乎是人们的共识。
本文作者普里莫•莱维 ( Primo Levi，1919—1987） 意大利犹太人，作家，化学家，奥斯维辛174517号囚犯。1919年，莱维生于意大利都灵；1943年，他因参与反法西斯运动被捕，后被遣送至集中营。战争结束后，他回到故乡都灵生活。在此后的人生中，他从事工业化学这一行当30年，同时作为一位作家，写作了“奥斯维辛三部曲”（《这是不是个人》《休战》《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以及其他建基于其化学家身份和大屠杀幸存者经历的小说、散文和诗歌作品。1987年4月11日，莱维从他出生的房子坠落身亡。《巴黎评论》对莱维的诗歌如是评价：“他的诗歌击败了西奥多·阿多诺的宣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