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三鲜焖子大排档（阿明、常春CC、小葵、许狮、木、piggy、蛾子、老唯佳、旋风猪宝贝、566、流火、紫骥、妈妈桑、小田）
编辑 | 566、张三行
全文约25000字
您可以转载到任意平台
您还可以通过下载PDF文档阅读
前言
2022年是充满煎熬、难堪和纠结的一年，也许也是人们想要匆忙告别的一年。我们说，在2022年的每一天里，时间仿佛总是虚度的。我们居家，静默，生命好像停滞在一个无人关注的角落。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被催逼，焦灼，一个个画面、一条条信息被推到我们面前，令我们手足无措，坐立难安。
我们希望从劳动者的角度来总结这一年。这不仅由于仍然有无数劳动者的权益受到损害，由此酿成悲剧，也是因为我们希望让那些不可见的变得可见，让差异变得清晰，让我们彼此可以联结起来，形成不遗忘任何一个角落的记忆。当然这很难，而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
苦难已经太多。让我们在回忆以前，一起许愿吧。
我们希望，劳动可以真正给人带来快乐。人们可以真正自由地做自己爱做的事，而不是为了生计四处奔波，寄人篱下。
我们希望，如果不快乐，我们可以不劳动。我们可以有大把大把的时间挥霍，去休息，去玩乐，去看这个精彩的世界，去和不同的人见面和交往，没有任何阻碍。
我们希望，没有人再为劳动生，也没有人再为劳动死。我们真正拥有自己的生命，分享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强迫。没有任何霸权。
我们希望，我们记住彼此，记住还有许多不幸者，记住不幸者各有各的不幸。记住为了全人类的幸福，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必须走下去啊。
以下是2022年度劳动权益事件盘点的正文内容：
1、封与开：防疫体系里的工作者
2022年12月，持续了三年的“清零”政策正式结束。然而，公众很快发现生活并未迅速回归到疫情以前的状态，取代封控困扰人们的是大规模的感染潮。在卫健委宣布不再在官网发布疫情信息几天后，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国家分别宣布要求来自中国的旅行者提供阴性核酸证明，历史似乎又螺旋着回到了一个原点。无论是在清零封控政策下，还是在放开后的感染潮中，防疫体系里的工作者无疑都面临着最大的压力。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养老院中的护工，社区基层的防疫工作者，方舱的建设工人，乃至进行核酸检测工作的核酸工人，一面承受着大量工作的压力和劳动权益的损害，一面也在舆论和风向的变动中体会工作价值感的获得与失去。
3月13日，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出现群聚感染，一线医护人员在防护衣、口罩等防疫物资不足的情况下被院方强行要求工作。院方还将医院出入口封住，不让医护和其他患者、家属离开，但又让没有防护装备的护士去照顾阳性患者。最终医护和医院领导发生严重肢体冲突。3月29日，微博网友曝光，1500余名浙江医护为支援上海防疫，凌晨3点出发，夜间返回，甚至自带两周食物。而曾在武汉疫情中间写下《查医生援鄂日记》的上海仁济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查琼芳，用文字描述了上海4月世博展览馆临时集中隔离收治点的超时工作问题：“查医生连续工作了快33小时，可能需要先休息一下” ，“排班表已经修订到第13版了，但队员们无人休息”，“（困得不行了就）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儿”。而根据媒体报道，在隔离收治点外，进行核酸检测的上海医护同样经历每日十小时、中间无休的工作模式，核酸检测“最多的时候一天采过1000多人，1000人的话近10个小时。你至少抬手1000次，浑身都很累。不能吃饭、不能上厕所，这样一天200块钱”。
12月防疫措施放开后，随着患者数量激增，大部分医护人员的劳动处境进一步恶化。多家医院发出倡议书号召医护“轻伤不下火线”。但医护也是人，医护也会感染、生病甚至死亡。12月13日，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一名23岁研究生陈某在寝室内突发疾病晕倒，同学称其带病在一线工作，连上三天班。该学生经抢救无效后于12月14日22点08分去世。
必须指出，医护人员的劳权状况在疫情以前已经十分堪忧，只是很少受到公众的关注。以护士为例，2017年《中国护士群体发展现状调查报告》显示，九成在职护士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0小时，一成护士每周工作时间甚至超过60小时。此外，大部分护士还面临经常值夜班、收入低、职业伤害风险高等问题。这背后则是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拨款的长期不足。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从2009年至2019年，公立医院每年只有7%-10%的收入来自政府财政拨款。而疫情三年以来，医院还要做到自负盈亏，往往选择通过损害工人权益的方式来压缩人力成本。
医院和养老院的护工待遇则更在正式医护职工待遇之下。2022年1月，上海政协网发表的一篇稿件指出，上海“护工每周工作时间超过70小时的高达73.42%，各种职业保险、医疗保险等也得不到保障”。3月16日至4月初，在上海封城期间，东海养老院出现护工和老人院感事件。院方在此期间存在未及时隔离核酸阴性和阳性的老人等问题，期间亦有老人去世。许多临时护工被从中介处招募进养老院时，对院内有感染者并不知情。这些护工还面临着连续工作时间长达三十多个小时、缺乏防疫设备和药物、工作环境不卫生、工资得不到保障、无法离开养老院等问题。
除去普遍的过劳问题，不少医护人员和核酸检测工人今年还遭遇了欠薪。微信公众号"护理人"的文章提到，继7月21日辽宁省丹东振安区医院连续五个月未发工资被曝光后，网络上很多医护留言均表示自己工作的医院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况。同月，沈阳的多个核酸监测点工作人员（俗称大白）因领不到工资，集体罢工。8月2日，有媒体报道，宿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被员工投诉欠缴住房公积金。院方其后称因先后5轮腾空院区收治新冠肺炎患者，收入大幅下降，暂无财力为职工购买住房公积金。11月30日，公众号“大猫财经”发布的一则推送中显示，不少小区的核酸检测员聚集在一起高喊“还钱、还钱”。还有一些检测员表示，他们在进行核酸采集时会遭到辱骂。实际上，大多数一线检测人员基本都是各种劳务公司经手的外包员工，许多工人未领到工资也是因为中介截留了款项。
方舱建筑工人今年也继续遭遇欠薪、感染等问题。3月23日前后，长春市兴隆山方舱医院、吉林市高新北区方舱医院、长春市农博园方舱以及廊坊市方舱等多家方舱医院的建筑工人和志愿者在网上发文求助，许多工人感染新冠，未得到妥善安置，劳务公司此前承诺的隔离补助也并没有到位，且普遍存在欠薪等问题。而廊坊市方舱自3月17日完工之后，根据当地防疫政策，工人们不被允许回家，市政府没有安排临时居住地点，当地酒店也不愿意接受，于是部分工人只能住在车里或露宿街头。直到4月2日，工人才表示已被安排在户外住帐篷接受隔离。方舱工人的困境并非一日之寒：早在2020年2月，《农民日报》一篇报道指出当时武汉火神山医院的建筑工人被拖欠工资。同年3月，377名武汉雷神山方舱的建筑工人在14天隔离期满后无法回家，只能继续滞留在隔离点，同时失去了隔离补助和收入。而这些工人困境的根源，仍然在于建筑业常年实行的层层分包制以及房地产和建筑企业高流动性的资本管理方式。
从防疫体系内部劳动者的境遇，我们可以看到，工人的诉求往往并不能被“清零”和“共存”之争所简单涵盖。他们的困境贯穿了疫情三年，但权益受损的根源却远出现在疫情以前。无论疫情和防疫政策如何变化，劳动者都面临着非常棘手的劳权问题。疫情原本是改善这些工人群体尤其是医护工作者权益的一个良好契机。然而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转变。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思考，如果这些防疫体系里的劳动者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决策权，我们是否也能看到防疫政策朝着更加科学、民主和符合公众利益的方向去改变。在此我们呼吁，各级政府和公立医院都应当更加切实地去提升医护工作者的权益和地位，倾听他们的诉求，并加大对公共医疗的投入，不要让劳动者群体流汗、流血又流泪。
2、闭环管理与居家办公
受疫情封控政策影响，许多企业陷入停产境地。2022年5月31日国务院发布了《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第五条“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政策”中第27项提到“优化企业复工达产政策”，部分原文如下：“积极引导各地区落实属地责任，在发生疫情时鼓励具体条件的企业进行闭环生产，保障其稳定生产，原则上不要求停产。”
而在这之前已经有企业开始尝试以闭环生产的方式解决停产难题。4月22日，上海特斯拉作为白名单上的重点企业，率先复工。彭博社称，8000名复工的员工被强制进入“闭环系统”工作。简单来说，就是吃住都在公司，尽量避免与外界接触。另外，彭博社得到的一份特斯拉内部备忘录显示，“因为宿舍数量不足，工人们只能睡在工厂地板上”。停产前，工厂每天生产约2100辆车，实行8小时轮班制。复工后，特斯拉则改让员工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周六天上班，只休一天。5月5日，上海达丰电子厂发生工人抗议闭环管理的事件，数百名工人冲出闭环关卡。达丰厂是台资企业广达在上海的分公司，主要为特斯拉和苹果等公司加工电子产品。该厂于4月20日复工。据悉，工人在当晚冲出闭环关卡可能是由于厂区发现感染者，也可能是由于闭环管理导致工人无法获得生活物资。
10月-11月，针对闭环管理，郑州富士康工人采取了大规模集体行动，引发关注。10月初，郑州港区富士康园区爆出疫情。10月12日，企业对近20万员工采取了闭环管理的措施，但并没有阻止病毒在厂区和宿舍扩散。10月中下旬，厂区出现工作和生活环境恶化、阴阳混住、瞒报疫情等情况，感染工人无法得到及时的安置和照顾。10月底，大批富士康工人冲破闭环，徒步返乡，并在网络上引起大规模关注和讨论。11月1日起，富士康表示允许工人返乡，多地工人老家政府表示将安排大巴接送工人返乡。面对大批工人流失的局面，富士康推出员工激励政策，将工人薪资提高4倍。河南省地方政府则举全省之力为富士康招工，试图帮助企业稳定产量。在此期间，园区继续实行闭环管理。11月23日-26日，新招募的一批工人在园区举行大规模抗议，并与安保和警方发生激烈冲突。矛盾点聚焦于富士康擅自修改奖金发放标准以及园区阴阳混住等问题上。期间有大量冲突视频在网上流传。据称有多名工人受伤和被捕，详情未知。企业于11月24日表示给予每位离职的新进员工1万元补偿。此后，有消息称部分工人返回江苏徐州老家时遭当地政府阻拦。徐州方面表示郑州并未就送返工人事宜提前告知。富士康事件作为一个典型表明，闭环管理是地方和企业以牺牲工人利益来实现保产和防疫双目标的手段，但这一手段在工人的抵抗下仍然不免走向破产。
除此之外，一刀切的闭环管理还在铁路线、矿区和大学等多个工作场所酿成悲剧。10月份，山西大同大秦铁路湖东电力机务段人员爆发群聚感染事件，为了确保煤炭不断供，网上传出大秦铁路公司要求火车司机不停工作的消息，工人们只能冒着感染风险维持大秦铁路运转。11月11日，深圳大学一名保洁女工在南校区跳楼身亡。一些深大学生反映在学校闭环管理之下，员工生活环境恶劣。由于学校并没有条件提供住宿，后勤员工只能在学校各个角落打地铺，在厕所晾晒衣物和洗澡，在清扫工具间放置被褥和枕头。根据《11月28日清华疫情座谈会会议纪要》，清华大学亦存在部分食堂、宿舍和商户后勤员工睡在工作场所的情况。11月中旬，在阳泉静默期间，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潞安化工的五矿矿场工人被要求住在公司宿舍保障生产，工人阴阳混住，导致矿内疫情不断扩大。同时，由于药物、食品短缺，很多发烧的工人只能吃泡面，感染者得不到治疗。11月28日下午，山西省长治市潞安集团五矿（原阳煤集团五矿）矿长王睿自杀，用自己生命的代价换来上级领导对五矿现状的重视。
而对于白领群体来说，封控造成的大规模居家办公也导致了工时变长、收入降低、公司滥用软件监测员工工作状态等一系列问题。5月，在线职业教育公司尚德机构要求北京朝阳区全员施行居家办公，并强行安装电脑监控软件，每五分钟自动截屏，每天截屏次数不够89次的算旷工。而居家办公期间的收入，各公司解决措施差别不同，无统一标准，一些公司只支付基本工资，或者付70%，有的则只支付社会保险费用。
还应该注意到，无论是封控期间的居家办公、闭环生产，还是放开后急迫的复工复产，都可能成为推高工时的帮凶。根据统计，2022年8月最新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劳动时间达到48小时。以现在中国法定的每周工作40小时来计算，每人每周平均加班8小时，每月（按照每月平均4.35周计算）平均加班时数达到34.8小时。这个数字已经逼近中国劳动法的每月加班上限36小时。同时也不要忘记，这仅仅只是官方有限统计范围内的平均工作时间，意味着现实中已经存在大量超时劳动者，而且状况还在持续恶化。
3、疫情和防疫政策的其它广泛影响
自1月起，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体广泛传播，在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下，各大城市陆续展开防疫封控，外来务工人员面临多重困境。停工停产导致务工者“手停口停”，收入下降甚至无薪。
1月，西安封闭管理，许多建筑工人被困工地，缺乏食物和炊具，基本生活出现困难。在工人进行网络求助后，一些热心市民通过快递、快送等方式捐赠了部分物资。地方政府随后宣布取消救助户籍地、居住地申请限制，由乡镇和街道对外来务工者实施救助。4月，上海进入全域静默后，外卖骑手和日结零工同样面临严峻的状况。许多日结零工人由于无法找到工作，缺乏稳定的劳动关系保障，只能住在地下通道、桥洞、公共卫生间等场所。随着管控的扩大与升级，这些公共场所也陆续关闭，导致一些务工者露宿街头。4月4日，浦东新区滴水湖临港新片区建设者小镇的建筑工人表示隔离期间有多名工友验出染疫，但杨浦区并未响应他们做核酸的请求。4月19日，浦东新区张江路孙桥镇上海建工工地的亦被曝出有工人染疫，但当地并未提供隔离和救助措施。
在务工人员大量居住的城中村，由于人口密集、基层人员严重不足，进入防疫管控状态后，面临诸多困难。3月，上海许浦村开始封控，村委会加上志愿者总共十二人，要维持八九千人的基本生活；村委与疾控中心分属两个系统，工作与信息掌握情况断裂，导致管理混乱。一个民间临时互助小组的援助实录指出，许多在沪外地民工的困境在于，即便相关街道、居委即使有心救助，也无从得知有待救助的露宿人员身在何处。此外，居委会派发物资是按户计量，因此对于群租性的、蜂窝式的员工宿舍并不会增加物资供应。即使居委会发放了物资，但许多非本地户籍人员所居住的房间不要说囤积食物，就连冰箱、灶台、锅具都没有，因而就算能收到物资也不能料理。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11月的广州，海珠区康乐、鹭江片区居住了大量务工人员。区内居民聚集参加核酸检测导致感染、生活物资及药品的供应与配送出现困难，而疾控中心的转运，需要通过不定期排队才能等到。无论在上海的许浦村，还是广州的康鹭片区，城中村居民获取信息、反映诉求的渠道都面临阻塞、缺失的状况。11月13日至15日，由于不满封控的现状，康鹭片区发生居民大规模冲卡事件，促成11月30日海珠区宣布全域解封。
防疫管控不仅限制了城市内部的活动空间，也让跨地域流动变得困难重重，使务工者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原地静默则由于无法开工而失去收入；回乡又面临原籍管控、返乡歧视等问题。部分地方政府为减轻疫情防控压力，以各种手段限制人员返乡。例如，1月15日，陕西西乡县堰口镇出台奖惩制度，由当地干部、村支书、民警等电话劝止在外人员返乡，按照10%的返乡率进行现金奖惩。11月26日，新疆阿勒泰市7名福建籍工人在归家路上冻毙于暴风雪中。新疆自8月进入封控后，人员离疆受严格限制，工人原本应该在十月中下旬停工返乡，由于防疫限制滞留当地，直至11月26日暴风雪来临之际，公司才紧急通知同意工人离开，由此酿成悲剧。
疫情及防疫政策还带来了就业歧视的问题。由于既往感染或未接种疫苗造成的求职被拒现象一度非常普遍。7月12日，女工阿芬被发现在虹桥机场卫生间住了一个月，她于3月底到上海务工，但遇到封控，被送往救助站后感染新冠，康复后因感染经历无法找到工作。招工中介明确表示不收有阳性记录的人员。同样是7月，上海的陈先生因患严重湿疹无法接种疫苗，未获医院开具的纸质证明，而无法入职新工作。8月3日，曾是剧场场务的吴哥因三月赴上海做志愿者而感染新冠，康复后屡次求职均因“阳转阴”经历而遭歧视。8月25日，一女孩因没有接种疫苗而无法入职上海某电子厂。
7月29日，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关于坚决打击对新冠肺炎康复者就业歧视的紧急通知》，严禁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以曾经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为由，拒绝招(聘)用新冠肺炎康复者。但是我们看到，直到8月份仍存在针对康复者的就业歧视现象。而尽管接种新冠疫苗并非法定义务，但针对未接种新冠疫苗求职者的就业歧视，实际上至少持续到了12月初防疫措施放开。
12月防疫政策逐步放开，各地陆续复工复产之后，带病返岗等新的劳权问题也开始普遍出现，但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12月18日，浙江省疫情防控办建议，无症状感染者可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继续在岗。同日，重庆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下发通知，倡导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无症状和轻症干部职工做好防护，返岗上班。网络上陆续还流传一些企业群聊截图，显示个别企业将办公场所分为“阴阳间”，要求感染者在阳性办公区工作。还有企业表示员工感染新冠后只能请病假，若请假则没有全勤奖励，若不请假且不来上班，则按旷工处理。这样的政策已然让一些劳动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2月18日，退役军人景兴起在武汉富士康工作时因新冠病亡，年仅26岁。景兴起在去世前已发烧多日，身体一直不适。但由于厂区内无法获得核酸和抗原阳性证明，也买不到退烧药，景兴起不能入住富士康的爱心康复区。最终，在得不到有效治疗的情况下，他倒在了富士康的宿舍。
4、多行业寒冬：裁员、失业规模创新高，欠薪问题依旧
面对史无前例的漫长寒冬，年内互联网大厂继续开展多轮大规模裁员。
1月中旬，滴滴开启了覆盖几乎全公司的裁员计划。知情人士指出，滴滴国内业务无法注册新用户，市场份额下降，导致其总体裁员比例达到约20％；1月4日，多位快手内部员工透露，快手从去年年底开启较大范围的裁员，覆盖电商、算法、国际化、商业化、游戏等多个业务部门，个别团队裁员比例达30%，快手方面回应裁员传闻称系例行“业务优化”；3月14日，微博用户“X法师Tony”透露一批互联网大厂的裁员部分情况如下：
数据腾讯：腾讯PCG将大规模人员优化,比例达30%；
小米：裁员至少70%,互联网全线裁员；
百度：游戏部门300多人几乎全部被裁,直播业务被裁员90%；
字节跳动：HR团队一锅端；
阿里巴巴：内部裁员大概2万人，有的部门将彻底消失；
哔哩哔哩：电竞部门裁员，内部实习生称一层裁了100多人(含实习)。
从大厂公布的2021年年报中可以看出，近年来的大厂频繁裁员，实则是源于增速放缓后的业务架构调整需要。以裁员的方式来减少之前简单外延式扩张造成的员工冗余，对大厂来说是一个急刹车的过程，但对于千千万万的被裁员工和求职者来说无疑是严酷的生死局。
然而，无论是今年京东、B站将裁员称为“毕业”还是早前马云“向社会输送人才”的说法，都无法掩盖互联网大厂想方设法节省裁员开支的残忍现实。职场博主“王落北”于5月27日曝光了一份某二次元大厂总监开裁员动员会的46分钟内部录音，信息量巨大，内容涵盖如何用绩效、考核来推动裁员。录音中提到，“一定要讲他们的绩效有问题，他们能力有问题”“不要讲说是公司规定，不给员工落把柄”“一定要明确给他扣上，他就是能力不行……”，“制定一个他完不成的PIP目标，给他一个考核期，比如一个月到三个月，再考核，PIP考核不过就直接离职”。通过这些手段，许多大厂试图规避法律规定的辞退补偿金。
除去大规模裁员，互联网行业还针对留职员工采取了一系列降本增效的措施，我们仍需要密切关注这些员工的劳动权益是否受到损害。在财报数据低迷的背景下，许多大厂也扩大了业务外包的范围，提高外包员工的比例。根据光子星球的一篇报道，以往互联网大厂外包业务主要集中在通用、非关键、稳定性欠缺、劳动密集型岗位上，如字节跳动的审核岗、美团的外卖小哥、拼多多的客服、阿里菜鸟网络部分岗位等。但如今，许多技术岗位也越来越多采取外包的模式。而有过大厂外包经历的求职者都对大厂外包的评价不高。首先外包公司没有针对员工的晋升培养梯度，受聘人员在大厂的处境就像一个替补。其次，外包人员在面对待遇完全不对等的情况时，往往也会产生较大的心理自卑感，比如正式员工有加班费，外包则是无偿加班，且外包员工的五险一金是按最低标准购买等等。还有一部分外包员工原本倚赖加班费来增收，但由于企业效益下降，过去每周两次的加班费也被取消，改为只能加班换调休。事实上，外包人员在员工总数中占比已不小，例如腾讯的人力部门，外包人员占比就超过了员工的一半。
面对越来越恶劣的职场现状，也有一些年轻人勇敢站出来说“不”。如1月25日晚，腾讯企业微信产品部的应届生认为腾讯用来表彰的文档截图里“连续20多个小时高强度并行设计和开发确保了宣传页面按时上线”“持续一周高强度完成了超过200项产品和设计走查修改”等表述是“把慢性自杀当作荣誉激励”，该应届生在面对公司逐步推行加班治理政策而带给员工的绩效压力时选择离职——用脚投票，并认为自己的坚决离职会给后来者勇气，能够更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在这之后1月28日，微博用户“陈慕陈儿”实名举报多喜娃（深圳尼罗河移动互联科技有限公司）领导陈燕存在的问题，指出陈燕对员工要求苛刻，对下属以开除威胁，用语言攻击和电话轰炸折磨员工，压低员工工资，延长试用期并随意修改员工绩效。她还公开发出“我们离ICU真的就只有再加一次班的距离”的呼吁，并自陈本人因长期熬夜加班曾突发急性脑梗死，身体健康出现严重问题的经历。
除去互联网行业，今年房地产和相关行业的震荡，继续引发大量欠薪事件。如1月1日，员工李某和张某以威胁跳楼自杀的名义讨要工地建筑商拖欠的工资。青海省民和县公安局川口派出所将此次事件作为恶意讨债案件处理，并对两名员工进行了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这一处罚引起网友的不满。1月20日左右，微博一账号发布文章《中建二局碧桂园云顶一期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1月22日，还有一微博爆料称，西安奥园誉景湾景秀华庭一期总承包工程拖欠一家三人工资近5万元，并随附举报者手持“情况说明”与身份证的自拍。至今没有后文。3月12日，周口日报社房地产工作部副主任赵世全从周口报业大厦坠楼身亡。其妻子在报上发文表明赵世全是因无法回收广告款项，遭到报社克扣工资，没有收入，最终坠楼身亡。此外，今年陆续有多起俱乐部球员被拖欠工资的事件，也与房地产企业资金链断裂、频频暴雷有关。而公众对烂尾楼盘业主集体不还房贷事件的关切程度远远高过欠薪事件，折射出全社会普遍缺乏对劳权问题的相应关注。
去年12月28日，中国教育部表示，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076万人，中国大陆高校毕业生数量首次超过千万人。在毕业生总量激增的同时，大量企业裁员、延缓甚至停止招聘，教培、互联网、房地产等多个行业面临寒冬。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相关数据，今年6月份，16-24岁城镇青年调查失业率为19.3%，创2018年以来该统计数据的新高。应届生就业难，催生劳权受损事件，从上半年的“被毁约”，到下半年的“转正难”，关于应届生的话题始终不断。今年以来，京东、有赞、小米等企业均被曝出对应届毕业生的裁员行为。不少应届生是在即将转正时收到裁员通知。另外，在辞退过程中，企业迫使员工主动离职的事件频频发生，以此来规避试用期裁员的赔偿。
市场提供的就业岗位减少，与之相应的是考公考编大军队伍人数的不断增加，数据调查显示，仅2021年国考，报考后通过审核的人数有157.6 万，为近三年来新高，但最后只招录2.57万人，总体招录比为61.2:1。以云南省为例，2022年云南省事业单位报名总人数达35.52万人，总体招录比为39.7:1，为了不卷而卷进体制的年轻人出路依旧不明朗。
5、平台工人和传统零工：继续困在系统里
外卖员、快递员、家政工、网络主播等多个行业的平台工人继续受到多重因素的冲击。
1月23日，豆瓣用户“夺笋的潘达”发帖称，自己曾在“轻松到家”家政平台工作2个月，发现其拖欠数百名家政阿姨工资，且存在不为员工购买社保、请假扣工资、离职期（离职前三十天）工资减半、无周末补助、不按时发放劳动合同等问题。7月，该家政平台公司暴雷，称疫情期间的封控政策导致上门形式的家政服务难以履约，订单量锐减，最终由于资金链断裂而暂停全部业务。
2月15日，有媒体报道指出，外卖员正走向“职业发展的体系化”。根据饿了么《2022蓝骑士发展与保障报告》的数据，平台超四成骑手为全职，至于六成有其他收入的骑手中，近四成有本职工作，近三成在其他平台从事配送工作。稍作换算，以配送费作为主要收入的外卖员比例达到58%。然而，外卖员权益仍然受到持续损害。年内多地大城市的封控政策导致外卖员无家可归。3月13日，深圳政府连夜宣布临时采取临时封控措施，导致许多快递员和外卖员若要继续跑单，就无法回到住处，只能露宿街头。陆续有多个桥洞住满无法归家的骑手。有骑手备有临时帐篷，还有骑手只能睡在硬纸板上。4月，上海的疫情管控同样使得外卖骑手不得不在外流浪，甚至还要面临从市区内桥洞被驱赶的困境。由于这些骑手不是平台站点的专送骑手，他们中的大多数也难以入住到平台承诺提供的骑手爱心酒店，而一些向骑手开放的社区驿站持续满员，很难抢到床位。
在骑手多年的抗争和社会监督的背景下，平台也做出了一些让步。3月3日起，美团称将修改骑手服务的评价规则，取消对外卖员的扣款处罚。以往，平台的差评及超时罚款对骑手造成庞大的工作压力，导致骑手配送时被迫违反交通规则及超速驾驶。在新规则下，扣款改为扣分——超时、差评、提前点送达等行为会被扣分，而参加安全培训、有模范事迹可获加分。极端天气下所有扣分项会被默认取消。7月8日，全国总工会还开展了互联网平台企业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民主协商工作的试点，在上海市，“饿了么”推出了外卖骑手民主协商会，三方在劳动报酬、合理计算配送时间、劳动保护等方面达成约定。目前尚未见到这一民主协商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也难以确定作为代表的外卖骑手掌握了多少自主谈判权，是否存在民主的代表推举过程，因而其效果有待观察。
在快递行业，2月18日，一名做日结工的未成年人拍摄了关于自己在西安中国邮政快递分拣工作的视频。视频中显示，临时工所坐的面包车严重超载，且当天西安市还在下雪（2021年马鞍山市就发生过运输做物流分拣临时工的小车超载而引发的交通事故，造成10死6伤）。在工作过程中西安中国邮政还存在用工不规范问题，视频显示监工有打人现象。2021年底西安中国邮政就有一名员工在超时加班后于家中猝死，而针对该问题，中国邮政并没有整改的措施。6月12日，江苏常州一极兔网点被曝老板跑路，十几名快递员及员工被欠薪30多万，他们在网点打地铺睡觉等待答复。该网点的快递积压，生鲜快递已经腐烂发臭。极兔网点拖欠工资的事件不是第一次发生，此前也有南阳、重庆、沈阳等地的网点疑似“暴雷”。据报道，极兔快递于2020年进军中国后，采取低价战略扩张。各网点加盟商还受到极兔收购百世快递的压力，持续亏损。这些公司方面的压力通过各种形式被转嫁给一线快递员承担。
而在疫情放开后，北京市快递梗阻问题引发关注。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廖凌竹12月15日呼吁快递公司从其他地区派快递员支援北京，对重点区域以及药品、抗疫物资等进行优先派送。中国邮政、顺丰、京东、菜鸟等物流企业响应号召，从各省调派数千名快递员前往北京。据界面新闻报道，截至12月18日下午，京东已从各地调集约2000名快递员到北京处理积压的快递。这可能将给其他省市的快递业务带来压力。与此同时，在感染潮的威胁下，快递员的健康很可能无法得到保障。
今年有关平台工人的另一起大事件是货拉拉平台司机的全国集体行动。11月16日到18日，全国多地的货拉拉平台司机连续三天罢工，抗议平台为促销宣传损害司机利益，以争取更合理的薪酬和劳动权益保障。引发抗议的关键是货拉拉推出的“多因素计费”和“特惠顺路车”，这些政策使司机的收入降低。此外，司机过去花钱办理平台会员可以免去抽成。但是今年即使司机购买了会员，仍要向货拉拉平台上交5%到15%的抽成。司机就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诉求（各地司机提出诉求的细节有所不同）。
与此同时，相对较少受到舆论关注的网络主播行业也爆出多起权益受损的事件，出现劳动者与平台和文化公司之间缺乏劳动合同、无法确认是劳动关系还是合作关系、主播账号中内容的归属权不清等新形态就业的典型劳动争议问题。5月12日，虚拟偶像团体asoul官方宣布，团队成员珈乐因身体与学业原因进入“直播休眠”。虽然asoul所属的乐华公司因这一虚拟偶像团体而获得巨额收入，但网友爆料称珈乐的扮演者月薪只有1万元，提成1%，并长期受公司的职场霸凌。公司甚至以泄露个人真实信息对其进行威胁，逼迫其签订不平等合同。与珈乐扮演者这样的大主播相比，广大的小主播更缺少话语权：7月13日，呼和浩特一名主播爆料称自己没有劳动合同，工资没有着落，甚至还要陪公司主管喝酒应酬；7月26日，杭州市一名从事主播运营工作的22岁女生因连续加班去世；9月27日，西安有人反映一家文化公司诱骗年轻女孩甚至未成年人工作，拖欠工资并以各种理由扣钱；10月22日，《社会与法》节目报道重庆市一家公司拖欠女主播工资，甚至因主播解约而对其进行索赔。
除了平台劳工，建筑业工人也依然面临缺乏劳动合同和保障等老问题。7月，重庆市住建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文件，试点项目全部取消劳务分包制度，这对于解决建筑工人常年被拖欠工资、难以获得工伤赔偿等问题是一个重大利好。然而，8月2日，住建部和人社部联合下发的《关于修改<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称，不再强制要求建筑企业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这与此前要求建筑企业建立自有工人队伍的改革方向实际上是相违背的。建筑业工人劳权问题的化解前景仍然十分不明朗。
6、无保障的职业安全：极端天气与新能源行业扩张里的事故
今年是极端天气频发的一年。在中国，全国各地的夏季高温突破了历史极值，异常高温导致了多起劳动者热射病死亡，其中包括一位河南54岁洗碗女工(6月25日)、一名陕西的建筑工人(7月5日)、一名在湖北仓库打工的暑期工(7月9日)，和一位浙江的装卸工人(7月14日)。此外也有多起劳动者因中暑昏厥而被送往医院、确诊为热射病的例子——包括外卖骑手、交警，还有穿防护服的小区物资志愿者。上述死者和病人均是暴露在高温中长时间工作的体力劳动者。热射病是重症中暑中最严重的情况，因为身体周围的环境温度、湿度太高，人体温度调节功能失效，身体核心温度超过40摄氏度，并伴有一些神经系统的功能损害。热射病的致死率能够达到50%以上。在多起死亡事件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政府部门联合发布了文件，要求督促用人单位尽量避开酷热时段作业，适当增加劳动者休息时间和轮换班次，落实防暑降温措施，发放高温津贴。
热射病慢性、不易引起警觉却会引起致命后果的特点，也意味着一旦发生，其导致的工伤工亡在认定和获赔上存在重重困难。装卸工人张公死于出租屋内，死前就职的杭州湾物流公司，不承认“工伤”一说，一度只愿出于“人道主义”补偿丧葬费3万元。死者家属咨询过的律师表示，需要证明张公生前是在工作期间发病，且在48小时内死亡，方可认定为工伤。余姚市社保局和宁波市第一人民医院职业病诊断办公室则答复，既非上班时间、上班地点，也不是在上下班途中死亡，无法申请工伤鉴定；即便确定死因是热射病，也无法直接归咎于工作单位和工作环境。也有的劳动者则是由于劳动关系证明的困难——如洗碗工韦巧连未签有效合同、也未缴社保，而暑期工郭腾旭是被劳务公司派遣到传媒公司的仓库工作——而难以进一步认定工伤。热射病本就更高比例地常见于在室外高温环境中作业的体力劳动者，而这个群体的高度零工化，更加剧了他们在面对高温和其它极端天气的脆弱性。
在夏天，还有一个事故频发而权益却未受到保障的职业群体需要我们的关注：空调安装和维修工人。一个负责家电工程保险项目的保险公司员工透露，今年夏天他收到一百多条空调工事故的简报，包括维修空调从楼上坠落或坠亡、被电击等等。2018年，中国家电服务维修协会保险专委会称，每年中国有近亿件空调安装维修单，发生空调相关事故约5175起，集中在6月到9月，其中死亡事故约362起，每天约有14位工人师傅无法平安回家。出事的工人多来自农村，绝大部分是男性，年龄在25岁到40岁之间。在用工关系上，家电企业常常将售后业务外包，工人自己需要承担安全成本。而很多开发商房屋设计未预留安全作业空间，室内也无牢固挂点，增加了高空作业风险。由于大部分工人和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无法获得工伤赔付，出事只能获得商业保险赔付。
必须指出，以上这些工作安全事故都是在全球气候危机日益加剧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尽管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官方代表机构已通过多次联合国气候峰会达成共识，必须加快能源转型来扭转气候危机的恶化趋势。但将能源转型产业化的解决思路并没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今年仅在国内，新能源产业在资本飞速扩张下就已经让许多劳动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首先在清洁能源汽车领域，继去年比亚迪员工猝死事件后，今年7月长城汽车新能源汽车子公司一名研发人员高强度工作16天后猝死身亡。长城汽车实行大小周制度，周末节假日也常加班，人均月加班时数超40小时。而在4月长沙比亚迪的制造车间，先后有至少3名员工在一周内从宿舍跳楼，原因仍未调查清楚。长沙比亚迪今年还因超标排放污染气体引起周围居民流鼻血不适而引起争议。
除了新能源车企的劳动问题，新能源电力行业的生产安全也引人担忧。在本土长年累月的政策刺激和补贴下，新能源发电有着庞大的市场需求，多个省份都在快速发布自己的风电和光电规划，然而扩张的行业产能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似乎让企业在追求规模增长中牺牲了工人安全。近年来新能源电力行业事故频发。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全国各地已出现多起引发伤亡的风电、光伏、储能电站事故：
1月，甘肃省通渭风电基地华家岭西风电场5万千瓦项目施工过程中，发生一起触电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
4月和5月，江苏泰州隆基乐叶光伏股份有限公司接连发生2起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
7月，海上风电场项目施工浮吊船“福景001”轮在广东阳江附近海域防台锚地避台风时，锚链断裂，船在海上沉没，造成27人落水失联。
7月，湖南湘锂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干燥车间进行旋转闪蒸干燥机调试时发生炉膛闪爆事故，造成1人死亡。
8月，保定市曲阳县美恒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孝墓乡光伏发电项目发生一起安全生产事故，铲车从高处滚落而下，造成1人死亡。
10月，江苏省启东沃太新能源有限公司厂房内储能电箱发生火灾，过火面积约120平方米。
11月，新天绿色能源围场有限公司河北承德如意河风电场，一名员工进行风电机组巡视时，触及风机箱变高压电而身亡。
12月，太阳能光伏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上机数控位于徐州的新能源项目发生火灾，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与此同时，为了弥补现阶段新能源电力技术局限所带来的发电不稳定、并网困难、储电效率低等问题，保持能源可以满足新增的电力需求，传统能源的开采产能仍然处在高位运转。目前来看，能源转型并没有减少传统能源行业的事故。国家矿山安监局山西局局长胡海军指出，截至11月中旬，山西全省煤矿共发生死亡事故52起，死亡62人，同比去年事故起数增加136%，死亡人数增加148%。截止到9月末，煤矿安全网统计全国煤矿作业的安全事故就有94起。显然，劳动权益的境况并不会随着采用新能源技术就自动改善。
7、研究生与职校生：处在用工“灰色地带”
12月15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23岁医学生因心源性猝死去世，此前网传信息称该同学阳性发热依然被迫上岗，在一线工作时猝死。
随着防疫政策的调整，医疗机构和医护工作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特别是同时具有“学生”和“医生”身份的医学专硕规培生。12月13日，中国医师协会发出倡议信，呼吁住院医师包括医学专业硕士生积极投身于疫情防控，而几乎与此同时，昆明医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等院校发生学生抗议，要求返乡以及同工同酬。
规培，即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最初意义在于通过一段时间的临床实践培养医学生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2015年临床医学专硕培养模式改革后，由于医学专硕合格毕业生不仅可以拿到硕士学位，还能同时获得执业医师资格证和规培证书，理论上将缩短受教育年限，因此部分医学生在做选择时会更倾向于专硕学位。
在种种事件背后，我们应当看到规培制度才是悲剧发生的原因，防控政策的调整不过是一个加速器。首先在政策调整甚至疫情出现以前，医学规培生受压榨的事件就层出不穷，且多因用工地位模糊等多种原因，责任难以被追究。3月31日，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内分泌科研究生被发现自行割断颈动脉身亡。据称该同学因为在心内科规培轮转期间受带教老师粗暴批评而多次情绪崩溃；9月25日，广州医科大学神外科研究生跳楼身亡，网传原因是违反了科室10点以后不许开医嘱的规定而遭到多人批评。此外，在学生要求返乡的时候他们被认定为需要留岗的医生，在要求同工同酬时他们被认定为不具有劳动关系的学生，这种矛盾无疑把如今规培制度的荒谬之处放大到极致。在医疗资源紧张的时刻，学生的合理诉求也逐渐面临外界更多的“逃兵”“医德沦丧”的指责与不理解。应当指出，此种制度无异于杀鸡取卵。
四川省2020年9月1日起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五条把规培生纳入了参保范围；而今年3月民革中央提议明确研究生的劳动者地位，将研究生纳入非全日制用工制度保护，并将用工薪酬与工作内容挂钩。这些措施与提议如果得到真正落实与采纳，可以说是一种微小的进步。
与研究生同处用工“灰色地带”的还有更易受人忽视的职校生。2月11日，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护理专业学生小杨在江西南昌龙旗科技园连续12小时夜班后被紧急送医，随后抢救无效死亡，而此前他已有感冒甚至吐血症状，却无法从带队老师和领导那里申请到假期。2月24日，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民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护理专业学生向媒体反映，学校将他们派到仙桃市健鼎电子厂实习，每日工作超10小时，由于厂内实行两班倒，一名学生甚至精神恍惚而被钻头扎伤手掌，此外学生身份证被收走，工资也远不如厂内同类型岗位职工。
今年5月1日起实施的《职业教育法》中，规定了“职业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并规定职业学校和实习单位违反本法规定的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而在教育部制定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中，也明确规定了职校学生实习岗位应与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除相关专业和实习岗位有特殊要求外，学生顶岗与跟岗实习期间，实习单位不得安排学生加班与夜班。可以看出部分地区职业学校与实习单位全然违反了这些规定。这也表明了部分地区职业教育的缺陷。学生被学校安排进厂实习，由于此类实习基本都是学生毕业的条件，学生只能被迫服从学校的安排。在这种畸形制度下，学校完成了安排学生实习的任务，更有甚者从中收取差价谋得利润，企业得到了廉价的工人，唯独学生的权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8、女性和性少数劳动者：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
2022年，《妇女权益保护法》获得历史性修订，加入了许多保障女性劳动者平等就业权、要求建立工作场所反性骚扰制度的条目。与法律上的进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严酷的现实：疫情之下，全球性别不平等状况持续恶化，女性往往不成比例地承担了低薪或无报酬的再生产工作，同时也面临着大量用工单位性别歧视的情况。
1月24日，由志愿者组成的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小组“就业性别歧视煎茶队”发布《2022年国考招考性别限制研究报告》。《报告》显示，2022年国考近半数职位存在性别限制，对过半数拟招考人员存在性别偏好。其中，偏好男性的人数是女性的1.52倍，偏好男性的职位数量是女性的1.56倍。11月14日晚，一张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拟聘人员名单的截图在微博引发争议。名单上，小学语文教师岗位分设针对男性和女性招聘的小学语文教师岗位，对男女之间学历、学校背景要求的差异明显。在这方面也有一个好消息：5月1日，三年多前因怀孕而被辞退的珠海樊女士终于得到原雇主的赔偿和道歉，这一案件也成为了我国司法实践中“平等就业权”民事纠纷的开创性案例。
今年两会期间，女性代表围绕产假和孕期待遇等问题，也提出了许多值得讨论的建议。2月27日，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大学研究院的蒋胜男提交《关于改善产假、陪产假及育儿假规定的建议》，指出目前的产假制度实质上默认了照顾新生儿的大部分责任由母亲承担，所以建议将男性的带薪陪产假增加到30-42天。女性产假和男性陪产假之间的天数差异进一步加大，导致男女员工因生育而对工作的影响程度有着更大差异，可能加剧女性因生育遭受的就业歧视，同时不利于提高男性对育儿活动的参与度，进而降低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3月7日，全国人大代表赵冬苓在小组发言时建议，国家应当为企业承担一部分因雇佣育龄、产龄、怀孕女性造成损失和负担。赵冬苓认为，现在很多保护育龄、产龄、怀孕女性的法律、政策，实际上都是在加重企业的负担。这可能变相导致企业不愿意雇佣女性，从而造成就业性别歧视。
然而，改变还远远不够。尽管MeToo运动已持续许久，许多公司在采取反性骚扰措施方面仍然较为迟钝。10月24日，一位入职美团两个月的应届生揭露上级秦昌江对自己进行性骚扰。随后，美团在内网放出消息称已将秦昌江开除，但并未对性骚扰一事进行公告和致歉。
还有一些女性工人的劳动权益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重视。有微博网友指出，今年4月上海疫情时期，抗疫一线女医护的卫生巾需求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抗疫第三年，卫生巾依然没有进入抗疫物资需求清单中。11月21日，河南省安阳市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造成38人死亡，2人轻微伤送医救治。在火灾中罹难的工人大多是女性，平时妇女们忙完家里的农活，便来厂里打零工。 而涉事企业从2016年至2021年期间，工伤保险等各项社保缴纳人数均为0人。目前，此次重大灾难仍缺乏一个清晰的调查报告。此外，同在 11月，深圳的两位保洁女工接连自杀坠楼身亡。
另外，在去年的年度盘点中，我们提到性少数群体的就业权问题。然而在今年的新闻搜集中，我们没有找到任何一条和性少数人群工作权益有关的报道，这表明国内工作场所的性少数群体仍然处在极度不可见的状态。而媒体可能缺乏对这一议题的关注或缺乏报道的有效途径。但这并不代表这一问题不存在。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新发布的关于性少数职场歧视的调查报告，在中国1571个性与性少数受访者中，已有21%反馈称ta们曾经在职场中因性倾向或性别表达受到歧视，可见LGBT人群极其容易在职场中受到歧视。
9、残障劳动者：促进就业并非唯一目标
根据中国残联的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2月，我国有8500万残疾人，约占总人口的6.21%。以上海的数据为例，上海共有约59万持证残障者，而登记的就业人数却仅有7.1万。且从残障者整体就业环境来看，多数的残障者仍然集中在低收入和低声望的范围。
近年残障劳动的政策逐渐从庇护性向竞争性就业转变，“饿了么”蓝骑士中已有逾3000位残障人士，喜马拉雅残障主播已超8000人、上万的残障者在淘宝天猫等电商平台开设网店或担任客服，还有不少残障人士在小型公司中做着数据标记的劳动。此外不可忽略的是，在富士康等制造业工厂中也招聘残障劳动者，他们被分配在流水线岗位上和健全工人一起工作。
这些残障岗位的宣传中，招聘者和媒体工作者往往使用了“残障者要自立自强”的话语吸引残障者，向社会展示包容的企业形象。然而，以残障骑手的相关报道为切口，我们便可以窥见这些企业展示社会责任背后的另一面现实：一些残障骑手因言语障碍、没有准时抵达送餐而被顾客投诉甚至报警。上观新闻的一则报道指出，有上海的残障骑手在送餐后，用户没有接听电话和看短信。骑手只能敲门通知，用户怀疑他是送餐晚了还装聋哑人，于是报警。最后站长处理了这起“意外”，然而骑手依然被用户差评。肢体残障的骑手在外卖管理系统中也非常弱势，公众号大地传媒坊在2021年采访了一名患过小儿麻痹症的骑手。他表示自己没有得到过平台宣传中所说的奖励和关怀，并直言：“我腿有这毛病，人家让干，能给钱就不错了，还敢提要求？”在大多数的主流报道和网络讨论中，我们往往只能看见励志宣传，或是健全消费者的抱怨，平台的角色则一直缺席，骑手由于残障和劳动者的双重边缘性也处于失声的状态。
图说：网上流传的一张截图，有用户抱怨残障骑手态度差，此事一度引起热议
在残障者从事卖货主播和网购平台客服的宣传中，残联和媒体还乐于强调残障者居家从事这些岗位的便利性。这种舆论导向也令人担忧是否会因此而使公众忽视了残障者外出就业的需求，从而减少人们对社会面无障碍化改造的关注和支持。在以残障者就业数量作为主要指标的官方支持工作中，残障平台零工的劳动权益也很少受到关注。实际上，他们同样可能面临工作时间过长、缺乏劳动保障等问题。
在流水线工作的残障劳动新闻报道中，一些企业落实了残障和健全员工同工同酬的制度，然而在大多数流水线中仍然不具备完整的无障碍工作环境。企业只是提供了一个就业岗位，却并未实施对残障者从劳动到生活的关怀政策。在疫情期间，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原有政策中的残保金和其它企业赋税被放在一起减征免征，甚至是率先减征免征。这一做法折射出政策制定者和企业仍然主要将残障看作被安置的对象。而残障者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的权利和声音，由于政策和时代的沉浮处于极不稳定的情境中。
听障女性在劳动中面临的性骚扰问题也尤为突出。在社会福利公益企业中，存在听障女性遭遇性骚扰的经历。在这种更无声和隐形的侵害中，当事人却时常卡在维权的第一步：在公立机构仲裁部门中，没有手语翻译的服务可以提供。此外，译者金晓宇的故事也在今年被读者熟知。由于小时候经历意外，他右眼几乎失明。而与双向情感障碍相处数十年的他完成了22部共600余万字的外文译著。但不应该将他的经历视为一个健全者视角下的励志故事，金晓宇的故事实际上折射出在翻译劳动力市场上残障劳动者的困境。
金晓宇的故事也让我们将目光投向“精神残疾人”这一群体。以北京市为例，截至 2019年底，北京市持证精神残疾人约 52,973 人，实现就业的持证精神残疾人仅 4159 人，就业率为 7.85%。据“Hust数说”栏目文章，“各行业在招聘时，往往会根据职位特点从残疾类型、残疾程度等方面进行限制”，“从就业岗位分布况来看，肢体残障人士就业岗位分布最广，而智力和精神残障者可就业的岗位相对较少”。残障人士内部也存在城乡、男女的不平衡，其中农业户籍占79%，男性人口占58%。相关数据也显示，有424.4万人从事农业种养、238.8万人从事灵活就业工作。
我们还需要反思，促进残障者就业，远非为残障劳动者赋权、撬动“残障”情境对于世界想象力的终点，更远非反思资本生产与健全中心主义环境的终点。当前就业与康复治疗取得的成果远不能与残障的社会性歧视、环境和制度的重重障碍相抗衡。而关注残障者劳动权益的问题，就是在探索什么样的劳动可以实现对自我与他人的照护——这是关于劳动和人的发展的重要命题。
也应当看到，有相当一部分残障者的伤残是因工伤造成的。今年发布的人社部2021年公报显示，全年认定工伤（视同）的人数达到129.9万人，评定伤残等级77.1万人。与之相对的，却是众多工伤扶持的机构在近年被关闭，例如深圳砥砺和贵州惠民文化服务部，这对工伤支持事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同时，受工伤者面临的也不仅是经济和法律支持的匮乏。他们在漫长的生活中经历着时序的扰乱、社会交往的匮乏等长期的心灵困境。
10、高龄劳动者：离退休越来越远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进一步加快，中青年群体生育意愿持续低迷，养老保险金支出压力越来越大，高层推动劳动者延迟退休、老年人就业和少领取养老金的步伐肉眼可见地加快了。
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确定了男性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但延迟退休的政策近年来越来越频繁地被提及，这被官方宣传为对标国际的做法。延迟退休不仅意味着劳动者将延长退休前的工作时间，还意味着劳动者将推迟领取公共养老金的时间。3月1日起，《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这被视为延迟退休政策讨论十余年来首次在地方落地。江苏的延迟退休方案主要针对三类人群。一是，在目前男女退休不同龄的情况下，江苏提高了特定情况下女职工的退休年龄，例如将管理岗位的女工人退休年龄从50周岁提高至55周岁。二是，对目前法律规定可提前退休的特殊工种，经职工和企业协商一致，可以选择不提前退休，这些特殊工种主要是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繁重体力劳动和其他有害健康的工种。三是，职工可以自愿选择推迟退休，推迟时间最短不少于一年，需经本人申请、用人单位同意，并向社保部门备案。
在延迟退休之外，官方还推出了老年人就业平台。8月24日，中国老年人才网上线，据报道，该网站涵盖老年人关心的人才政策、调查研究、人才知识、招聘信息、志愿公益、老年教育等方面内容，为全国老年人才、涉老组织、为老服务机构及用人单位提供老年人才信息服务。然而，直至12月28日，该网站上总共只有77条招聘信息，且多为北京市的岗位，包括保洁、护工、医生、顾问等各行各业的招聘信息。
另一方面，今年上半年上海、天津、深圳、湖北荆州、广东珠海、江西南昌等全国多个省市先后发布建筑业对超龄农民工的“清退令”，禁止60岁以上（一些地区则是60岁以上男性、50岁以上女性）人员进入施工现场从事施工作业。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即使没有行政命令，劳务市场的招工者也更倾向于选择更年轻的劳动者。在现有的条件下，强制高龄农民工退出劳动力市场确实容易使得他们陷入失业和贫困的境地，可能会使得他们不得不从事薪资更低、更无法得到安全保障的工作。但应该指出，恰恰是由于缺乏对农村户籍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导致他们不得不仍然在更具有劳动风险的建筑工地工作。而这背后则是持续了数十年的城乡二元分立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差距悬殊的城乡二元化社会保障系统。忽略了这一点而谈论老年人的就业权问题，则无疑是在继续固化农民工为城市市民群体输血的牺牲者位置。
从养老保障方面，我们也看到官方急于摆脱大规模增长的公共养老金支出压力。11月4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多部门联合发布《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对个人养老金参加流程、资金账户管理、机构与产品管理、信息披露、监督管理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办法称，个人养老金自愿参加，相当于一个额外的个人封闭账户，每年缴纳金额上限为12000元，用于购买符合规定的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和公募基金等。当参加人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其他符合国家规定的其他情形时可以领取。分析认为这一制度更多适合收入稳定的中产和顶层精英阶级进行投资，但是对于大多数劳动者来说，很难借此实现养老的保障。
11、劳动法外的劳权问题：企业制度、监控与PUA
2022年8月30日，一位青年律师超杰在被达辉律所辞退后自杀。超杰从事民商事非诉讼领域，被开除的原因是在处理紧急工作时存储资料方式违反保密规定。超杰的做法其实得到上司的默许，但管理层得知后仍决定辞退超杰。随着超杰的死，许多不为人知的工作细节浮出水面：高薪和光鲜并不是这份工作的全部，无形的痛苦长久地存在着。超长的工作时间、普遍存在的职场PUA和无处发泄的压力，长期摧残着新人律师的精神与身体。
据报道，在他生前供职的律所，每个人的上下班时间会被精确到分钟上报给律所合伙人，IT会随时检查律师工作电脑中各项软件的使用情况，而职能部门还会把律师的一言一行都汇报给老板。除此以外，来自上司的言语羞辱更是给很多新人律师带来了身心折磨。据业内人士称，受前辈训斥已经成了工作的一部分；训斥大到业务方向，小到文档的行间距设置。“任何一项错误都可能指向你不够专业，不配做律师”，而有些责骂甚至上升到人格。律所界的劳动现状说明了这样一点，即企业可以以不触及法律底线的方式伤害劳动者的身心权益，实现对工人的支配和控制。
其中最典型的是运用企业内部的规定来约束、惩罚劳动者。2月，盒马鲜生一员工因工资单被同事看到，被盒马鲜生以泄露机密为由开除，盒马回应称工资属公司机密，员工手册中有明确规定。所谓薪资保密制度，实际上已经成为许多企业遮蔽同工不同酬现象的手段。同是2月，广东一公司全体员工因未回复微信群内的消息而统统被罚款200元。公司则回应这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执行。
除了明文规定的内部制度，企业也在尝试通过新型技术来强化对劳动者的控制。1月，有网友在招聘网站发现，一家公司招聘“过程管理工牌”的销售人员，该工牌产品所携带的功能引起网友热议，包括“行动轨迹定位”、“远程聆听”、“定位打卡”、“体温监测”、“排行榜”并配备“易于上手的后台管理系统”。点赞最高的评论道：“国内强奸犯还没戴上电子脚镣，打工人倒要先用上社畜工牌了？” 在2月的一次裁员潮中，一款可以监控员工上网行为、以识别其离职倾向的软件系统也引起热议。在爆料的监控系统图片中可以看到，员工有关离职的聊天关键词、访问求职网站和投递简历的次数都可以被统计。这种系统号称能提前发现员工的潜在离职风险，便于公司及时安抚或妥当处置。而在5月初，有用户爆料称，在线职业教育公司尚德机构要求北京朝阳全区员工居家办公，并安装电脑监控软件。每5分钟抓拍一次人脸，如果几次抓拍不到，就要扣除全部绩效，领导和HR也跟着扣钱，以至于“大家不敢去上厕所”。公司则表示是在员工知情同意的情况下由员工自行安装软件进行办公。在工作时间内，软件会抽查员工的工作状态，而不属于工作时间的个人时间不做抽查。从几年前的环卫工“智能手环”，到如今的智能电子工牌和电脑监控软件，可以看出，不管是办公室还是生产车间，对员工的监控都在技术产品的辅助下越来越精密，以达到员工效用的最大化。这些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于员工个人隐私权的追问。然而员工工作期间产生的互联网数据，特别是通过公司提供的设备，公司常常具有查看权限，也经过了员工的知情，劳动者很难在法理上挑战公司的“用工管理权”。
除了公司内部规则和监控技术，职场PUA是另一个劳动者不得不面对的员工操纵术。日本在2020年修正了《劳动施策综合推进法》，首次明确界定了职权骚扰，即权力上位者对劳动者施加了超过工作业务范围的言语和行为，对劳动者造成伤害，形式包括对员工的身体攻击，大声训斥，通过否定人格的言论和行动对员工进行精神攻击，以及通过无视员工的方式对其进行孤立等。 尽管中国的《劳动合同法》第88条有规定，用人单位“侮辱、体罚、殴打、非法搜查或者拘禁劳动者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但它并没有明确和强化与职权骚扰或霸凌相关的概念，而现实中劳动者能够依法维权对抗上司骚扰和霸凌的例子就更少。面对职场中的辱骂、贬低和精神操控，劳动者除了继续忍受或选择辞职以外，很难真正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以上所列均为传统法律疆域保护外的劳动权益议题。这些议题要求对劳动者数据权与隐私权更多的讨论，呼吁与时俱进、处理劳动者新困境的劳动法，也强调了人作为生理的与文化的个体的多面向需求与市场需求对个体劳动异化和窄化之间的内在矛盾。权益的问题同时也直击着权力的问题：公司内部规则的制定、新技术的伦理和应用，与反职权骚扰环境的建立——如何才能让劳动者在这些事务上具有不容被忽视的话语权？
12、海外中国劳工：缘何成为法外之地？
2022年，尽管国内前11个月一直执行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大多数公民受航班熔断机制等因素影响，很难跨国流动，但仍有大批中国工人持续被外派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建设，并面临极端的劳动权益受损及回国困难等问题。在去年的年终盘点中，我们曾介绍多名工人在中资镍业巨头德龙投资的印尼工业园工作时遭遇事故伤亡的事件。2021年9月中旬，为了离开恶劣的环境，还有5名工人涉险偷渡马来西亚，试图改道回国，后被当地警方扣留。
在劳工机构对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新加坡、约旦、巴基斯坦、塞尔维亚等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上工作的工人进行的访谈中，工作人员发现以下侵权行为是普遍存在的：扣留护照、限制行动自由、强迫超时工作、取消节假日、拖欠工资、强迫工人使用非法签证工作、欺骗性招募和虚假承诺、将工人与当地社区隔离、恐吓和威胁、向离职工人收取强制性高额违约金、不给伤病者提供救治、提供恶劣生活和工作环境、劳保和安全设施不足、无合理的申诉和维权机制、限制工人言论自由、惩罚抗议工人等。
而根据相关劳工机构于今年11月22日发布的最新报告，由于大批工人无法拿到有效工作签证而只持有短期商务签证或旅游签证，并通过错综复杂的分包链被雇用，这些工人中还有相当大比例未进入到官方统计的数据。因而，近年海外中国工人的数量要远超过商务部于2021年公开声称的59.2万。而海外多地领使馆对此类事件的处理也常常不够及时和积极。
今年海外中国工人权益受损的事件仍时有发生。2022年1月20日，于去年年底被爆出拖欠阿尔及利亚房屋建筑项目工人工资的山东嘉强置业有限公司提出，要到2022年年中才能向工人发放全部工资。5月23日，在印尼中苏拉威西省北莫罗瓦里县由中资企业德龙投资的大型镍铁电厂，又有一名中国工人被发现上吊自杀。9月13日，155名工人在印尼马鲁古奥比岛的中资雇主办公楼前讨要被拖欠的4个月工资。9月16日，另有一中资承包商被爆拖欠近30名工人近半年工资。9月25日，印尼小K岛某中资园区劳务公司要求工人交钱才能回国。该劳务公司还存在随意克扣和拖欠工资、伪造资质和合同等问题。此外，今年还频频有报道指出，中国大陆、台湾、马来西亚和其它东南亚国家的公民被欺骗和拐卖到柬埔寨。一些诈骗团伙会伪装成中介，以提供工作和旅游机会为由进行诱骗。受害者被贩卖后则往往从事强迫劳动。而这些被报道的事件仍然只是冰山一角。
13、文化事件与劳动者
今年有多部影像塑造了劳动者的形象并引起热议。
7月25日，一段名为《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的短视频在B站上被疯转。视频中，“二舅”被塑造为一个出生于农村、极具头脑但命运多舛的罹难者形象。二舅由于年少时的一场医疗事故而成为残障者，由此丧失了进入到城市实现阶级跃升的通道。但二舅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而是努力学习手艺，成为了乡村里的木匠。因而，他被视频制作者评价为“庄敬自强”。但批评者认为，二舅视频将苦难美学化的叙述姿态逃避了对社会结构性不公的追问。与短视频形成对照的是7月8日于院线上映的影片《隐入尘烟》。影片同样关注农村的劳动者，呈现农民的生活苦难，且具有鲜明的美学风格。与二舅视频不同的是，《隐入尘烟》通过输血的叙事线更多地呈现了城乡对立体制下农民被牺牲者的位置。主人公夫妇也并非由于残障而无法进入城市，而更多是出于对传统乡村生活的留恋、欣赏以及对现代化城市生活的拒斥。然而，这样的站位也使得影片招致另一种批评。尽管导演出身于农村，他仍然被戴上以中产视角去浪漫化农村生活的帽子。导演对性别议题的多次发言也招致大量观众的批评和不满。《隐入尘烟》在引起票房和舆论轰动后，于9月26日全网下架。
于去年年底上映的动漫影片《雄狮少年》和今年年初上映的主旋律影片《奇迹·笨小孩》则聚焦于近年来引起高度关注的“农二代”群体。《雄狮少年》的主角阿娟作为典型的留守儿童，从小缺乏父母照料。在影片中，他们通过学习带有民族性的传统舞狮技艺来寻回人生的价值。学习舞狮、参加比赛与外出打工以救治从城市建筑工地脚手架上摔落后陷入昏迷的农民工父亲形成叙事线上的交汇，也形成一组矛盾。而《奇迹·笨小孩》的主角则是一对历经磨难得以成功融入大城市的少年兄妹。在救治患有心脏病的妹妹这一剧情目标的设定下，哥哥景浩孤注一掷、借高利贷投资手机回收产业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被温情化和合理化了。我们很容易忽略在手工作坊式的集装箱工厂车间里，一幕幕损害工人劳动权益的场景同样在上演。失聪的工伤女工春梅坚持向工厂讨要赔偿，“三和大神”为了抵制黑中介和黑工厂，宁愿“做一天玩三天”，但他们缘何愿意在这个酷热不通风的小车间里忍受煎熬呢？我们只能随着剧本的导向将之解释为他们受到了景浩救治妹妹决心的感化。而这种无产阶级的互助情谊被鬼使神差地嫁接到大资本业务外包所需要的“奋斗者精神”上。在此，企业主奇迹般地成为了底层的“拯救者”。无论是通过寻回传统技艺中蕴含的民族品格，还是通过提取改开试验区叙事中的创业精神，我们都能看到这些影片在尝试通过不同的路径来为劳动者的处境提供一个合理化和理想化的答案。然而，作品无疑也避免了对劳动者的困境进行真正现实主义的剖析。
今年另一部爆火的影视作品是9月19日开播的律政剧《底线》。该剧多集剧情都涉及到近年来曾引起媒体关注的劳动争议案。例如在第一集中，MCN公司同网络主播只签署了经纪合同，由此认为不应当为主播过劳猝死承担任何责任。尽管在作品中，法院最终判决主播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一些分析认为，作品对家属形象的塑造仍然是存在问题的，如法官也在第一时间认为逝者弟弟是为了榨取姐姐最后的价值。由于该剧宣称由真实案件改编，围绕剧本是否歪曲了现实中对应人物的形象，网络上产生了很大的争议。
今年还有两部新工人文学的作品出版面世：由皮村文学小组写作的文集《劳动者的星辰》和范雨素写作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久别重逢》。我们期待更多劳动者拿起笔或运用其它方式，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打破具有阶级性的社会分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