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一、消失的链接：中国搜索审查的比较
网络搜索引擎几乎是每一个互联网用户必不可少的工具。据统计，在中国，百度、搜狗和微软必应位列搜索引擎使用量的前三名。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 (Munk School of Global Affairs & Public Policy) 的公民实验室 (Citizen Lab) 将这三个搜索引擎，外加百度知道、哔哩哔哩、抖音、京东和微博等另外五个一起做了调查，发现搜索引擎的背后有着超过6万条的审查规则。
报告封面
这些海量的规则部分或者全部用于“审查”平台的搜索结果。比如，当在搜索引擎百度上搜索“法轮”和“彭帅”时，会“部分地”启用审查机制，只出现官方媒体或者转载官方媒体的文章（仅显示来自官方媒体等授权域的结果），而会屏蔽掉其他结果。然而，有的审查机制则会屏蔽掉所有搜索结果，比如“离婚+习近”。
这些审查所针对的内容除了色情、暴力和犯罪活动外，几乎全部是政治敏感内容，比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社会事件“四通桥抗议”以及历史事件“六四学运”等等。在实验中，该实验室选取了维基百科中的18,863个人名，其中超过1000多个人名遭到审查。
实验利用已经知道的50多万个敏感词，例如上文提到的“习近平”、“彭帅等”进行实验，发现了6万多条独特的审查规则，比如在搜索引擎百度上，“加拿大国籍”并不是一个敏感词，但是同时搜索“加拿大国籍”、“习近平”和“大姐”这三个词时，则不会有任何搜索结果。
此外，在这八个搜索引擎中，除了微软必应只将审核机制适用于中国用户外，其他七个中国搜索引擎的审核机制适用于来自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在微软必应和竞品百度的对比中，报告指出，“ 尽管百度的审查规则比必应更多，但必应的政治审查规则比百度更广泛，对搜索结果的影响更大。必应还限制显示来自更多网站域的搜索结果”。因此，报告表示，“非中国科技公司在中国引入搜索产品或其他服务时，很可能会采用和其中国竞争对手一样多的对政治和宗教表达的限制”。
二、中国劳工通讯：外卖骑手研究报告
中国劳工通讯于4月26号发布一份报告《官方政策难追平台发展，工会形式主义或将再错失为骑手维权机会》，指出中国外卖骑手和资方存在巨大的不平等，以及希望“寻求现行体制下改善平台经济劳资关系的可能性”。
报告截图
报告指出，“当下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已经占GDP比重近40%，中国官方亦将其定义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并且，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数据，“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然达到了8400万人之多”，其中“外卖骑手的数字便已经达到1300万名”。因此，研究外卖骑手的生存现状和劳资关系，对整个依靠数字经济就业的劳工群体非常有意义。
首先，报告列举了中国外卖行业工人集体行动的数据变化，指出在疫情之前，外卖员的维权行动出现了大规模的增长，主要诉求集中在拖欠薪水和要求涨工资方面。一直到2019年春节后，中国劳工通讯记录了数起工人罢工。在这期间，最有名的事件莫过于在北京成立的“外卖江湖骑士联盟”，成为了一个外卖骑手的准工会组织。该组织的发起人和“盟主” 陈国江曾多次组织维权行动。然而，2021年2月28日，他被以“寻性滋事罪”遭到逮捕，并被关押了10个多月才被释放，该组织也随之解散。但是，之后外卖员工的维权活动一直没有停止。
然后，报告提及了外卖骑手权益保障的问题和挑战，并总结了劳动关系难以认定，缺乏话语权和相关法律滞后三大难题。第一，线上缔约的合同存在风险，很多众包骑手甚至没有劳动合同，导致劳动关系难以认定。“因为不规范的合同及难以认定的劳动关系，外卖骑手的社保参保率极低，遭遇工伤缺乏保障和赔偿，退休养老无着落的问题严峻”。第二，因为缺乏话语权，导致了往往平台主导劳动过程，出现了诸如“议价能力低”和“超时劳动严重”等一些列问题。第三，“相关法律滞后抬高了维权成本”，比如据统计，在遭遇工伤时，67%的骑手选择“啥也不做，自己忍着”。
报告在提出这些问题后，也提出了解决办法并且严厉批评了中国的官方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报告认为关键的解决办法就是建立真正属于骑手自己的工会，并且赞扬了“外卖江湖骑士联盟”：“陈国江仅凭一人之力而组成的‘骑手联盟’，做到了多少资源、人力充沛的官方工会‘不会做、不敢做、不愿做’的工作，比如提供就业培训、协助维权和集体协商等等。
相应的，中国的官方工会“全总”则被批评为“有组织入会形式，无集体谈判实质”。报告指出，今年来“全总”在积极推进数字经济工人等新型就业劳工加入工会，甚至在2022年到2023年之间，各地纷纷成立外卖员工会。然而，这些工会往往华而不实，“避开组织与谈判的核心关系”，在劳工被侵权的时候无人理睬。比如，2022年曾有报道，“安徽省总工会已在包括外卖员、快递员在内的四类新就业形态领域发展会员41.2万人”，然而中国劳工通讯整理的资料发现，仅在这条新闻出来的一年内，安徽省就爆发了至少八起罢工事件，工会完全无所作为。
三、舆论博弈： 中共日益复杂的网络影响行动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 发布一份报告，指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操纵能力持久而复杂，在社交媒体上“身段灵活”，能强有力地“传播虚假信息，发动舆论战，以支持其自身的外交宣传、经济胁迫和其他的国家权力杠杆”。此外，这种能力不但持续发展而且正在“走向国际”，越来越多的海外受众被这种“大外宣”所影响，特别是在印太地区。
报告封面
报告研究了推特, 脸书, 红迪网, 新浪微博和字节跳动的旗下产品，发现中共设置了大量“网络水军”，试图塑造互联网舆论。ASPI以最近的美国司法部的案件举例子：中国公安部的警察被指控 "在包括推特在内的社交媒体网站上创建了数千个虚假的在线角色，通过在线骚扰和威胁来针对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并传播“以在美国境内挑拨离间为目的 "的宣传。
然而，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塑造网上舆论的努力，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审查异议人士和传播亲政府的宣传。它们更具全球性和侵略性，往往直接干预国家主权和民主话语，支持党更广泛的战略和经济目标”。
此外，报告根据中共试图塑造的舆论指出，中共利用网络，“试图干预美国政治、澳大利亚政治和国家安全决策，破坏四边安全对话和日本的国防政策，并对澳大利亚和北美的稀土采矿公司施加舆论压力”。
最后，报告表示，这些活动往往由中国当局的官方机构和一些列外包公司来完成。其中被点名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国家安全部，中央宣传部，公安部，网信办，官方媒体，中国网络安全公司“奇安信”和中国的外交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