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数中国汉人来说，“润出去”可能意味着留学、移民、工作、结婚等等多重可能性，但对于长期困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人或藏人来说，要获得护照、办理出国需经历重重的关卡与审查，“润”对他们来说就几乎等于是出逃和流亡。哪怕人在海外也难说得上高枕无忧，很多人同样备受恐惧和煎熬，那些压力既来自官方对流亡者的骚扰，同样来自对仍身处中国亲人的担忧。
“七五事件”让他决定脱离体制、离开中国
坐在记者面前的维吾尔青年 Sawut Muhammad 样貌老成，年仅30岁出头便成为了日本维吾尔协会理事，他跟其他族人一样，出走之后，一去便没有回头路。 Sawut于2016年4月来日本留学，他形容自己是最后一批能“逃出来”的维吾尔人。
Sawut从小便进入新疆的汉人学校读书，校内九成是汉族，他自小便觉得：“只要掌握好汉语，维人是可以成功的。”因此他努力读书，在家乡参加铁路设计比赛，得了第一名，故能先后在四川、北京留学，研修铁路，并加入共产党，更被提拔到干部的级别。20岁出头，他便在铁路公司担任副科长一职，与科长、书记管理100人的部门。
曾几何时，Sawut也认为，在中国这片土地里，既可以学中文、交中国朋友，又可以保持维吾尔族的身份，觉得党始终是为中国人好，也为维吾尔人好。
然而，2009年还在念中学的他经历了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后，首次萌生了想要离开中国的念头。
2009年6月因广州韶关工厂维吾尔工人被打死事件，酿成7月5日新疆维吾尔族千人上街游行，爆发骚动。其后在遭到警察镇压后更演变成大规模的流血暴力事件。“七五事件”之后两星期，官方首次公布死伤数字，只有197人死，超过1,600人受伤，当中大部分死亡的人为汉族，维吾尔族为10人，回族11人。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有海外维吾尔人团体指7月5日及后来被杀的维吾尔人数量，比起官方称只有十名维吾尔人死亡要高得多。事件的真实状况在当局的封锁之下，至今仍然难以令外界有相对完整的认知，更多都只能从海外流亡者的口述中窥见。
Sawut Muhammad称，官方与维吾尔人估计的数字有出入，“具体数字实在不好说，”但Sawut 指出在7月5日已有武警开枪，“我听到枪声，谁会有枪，只有警察才有枪。”骚动发生两天之后，Sawut于7月7日看到坦克车在大街上巡逻，而他的汉人朋友也开始上街反对维吾尔人，“汉人无差别打维吾尔人，朋友拍视频给我看，警察没有阻止他们⋯⋯”这让他感到“所有事情都崩塌”。“七五事件之后两天，有我完全不认识的汉人在街头上望着我的眼睛，是非常仇恨的。从那天开始，我便决心离开这里⋯⋯”
过去，“基于党所讲的‘民族大团结’，汉人公开讲维吾尔人坏话，是会被骂的。七五事件改变了一切。”Sawut说。纵使后来Sawut加入了共产党，在铁路公司任科长，他亦受尽歧视。他举例说，2014年10月1日，他作为铁路公司职员，可以免费乘搭火车，汉人职员全上车了，只有他被公安拦住了，并安排他到一个只有维吾尔人的车厢，他愤然问公安理由，公安只向他说：“一切只是为你好。”Sawut 明白到，“我跟他们（汉人）不一样，中国仍然是以汉族为主。”
他认为在当今治下，维汉两族人的仇恨已回不了头。因此，他与其他维吾尔年轻人一样，一心想离开中国。
然而，母亲不赞成 Sawut 离开故土，因为母亲知道Sawut一旦出去，一定会参加维吾尔人的民族运动，况且Sawut在新疆的工作岗位上已有一定的地位，但Sawut 仍然想出外闯闯。
少数能“润出去”的藏族青年
手上戴上佛珠的藏人小塔，头总是垂垂向下，她鼻上的钻石鼻环闪闪发亮。今年23岁的小塔出身于西藏一座高原，三年前来到日本留学。在人前只说英语和日语，她说离开中国之后已告别国语，甚少用中文跟别人交谈。
五岁的时候，小塔便被父母送到汉人的传统小学，一班45人的课堂，只有她一个人是藏人。小塔自小学会抑制自己，在外不说藏语，要字正腔圆的说国语中文，从小她早已习惯做一个默默发奋的少数民族。
向外表示信奉共产主义的父母，在家里却经常以“藏人”身份向小塔施压，跟她说：“你是代表藏人的，一定要比汉人强。”五岁的小塔不懂半个汉字，但要硬背唐诗三百首，再考取优异的成绩。可是，这位“优异生”却经常受到汉人的谩骂，她说以前汉人会破口骂她是脏人（藏人同音）、是笨蛋、是发臭的小孩。她每每向汉人老师投诉，有老师选择沉默，也有老师会回敬她：“滚回到你的牧区！”
小塔自小对“主流”教育保持警惕，愈被打压愈是勤奋向学，加上从前在中国因藏人身份而受到的对待，故长大后她便一心想找方法“润出去”。
藏人很难“润出国”，而小塔是藏人里面少数能够“润出国”的青年。
2012年，西藏政府下令全面收回自治区居民持有的普通护照，该区居民九成以上是藏族，当时就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正是后来调任到新疆去主政的陈全国。过去藏人要取得护照已非易事，在陈主政期间，西藏地区更实施限制出国旅行的新规定。
据“人权观察”于2014年发布的一份名为《一照两制》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在2002年开始在签发护照方式上逐步实行“双轨制”，一轨快速而简便，而另一轨则极其缓慢。前者适用于汉人为主的地区，而后者则为藏族及宗教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包括维吾尔族和部分回族地区，生活在那些地区的汉人同样受到影响。当时的报告指出，“在这些地区，上述政策无论在内容上或效果上都带有歧视性，且因施加限制跨国迁徙自由的繁琐要求而违反国际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里面写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十五日内签发普通护照；对不符合规定不予签发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只是这一套并不适用在藏人身上，知名的藏人作家唯色于2015年曾经写过：“普通藏人要办护照比登天还难。层层部门的关卡，繁琐的手续，没完没了的盘查，甚至还要请客送礼。一年半载才给护照已经很走运，更有可能是不给护照。”
人权观察的报告中，列出了在西藏自治区申领护照共分成十个阶段，申请人需要从最基层的居委会或村委会开始提交资料、直到顶层的自治区公安厅，每一件申请都必须经过各级权力机关或官员审批才能做出最终决定。
对年轻藏人来说，“润出去”的方法就是考取好成绩。小塔告诉记者，如果想要申请出国留学，必需先考入其他省份的一流大学作为跳板，比如上海、北京、广州的著名大学，得到海外留学证明，才能够取得护照。
西藏在1959年、1989年、2008年发生骚乱，北京在过去半个世纪一直管制藏人出境，防止藏人逃到印度。2009年之前，藏人申请中国护照比维吾尔人都难，小塔说，就算在国内穿州过省旅行，藏人也须向派出所提交“旅行计划书”。小塔目前每次回国，也要将护照“上缴”公安，她说就算藏人父母是党员干部、老师或公务员，也没有例外，亲属参与过上述几次骚乱的更是一辈子不能取得护照。
2008年遭逮捕藏族僧侣与平民。挂在他们身上的标志列出姓名和如“分裂国家”的罪行。( 维基百科转载至 SFT HQ 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
由于小塔在国内的成绩优异，考上了广州的著名大学、再透过那里的大学申请海外留学，在她的经历来说，过程不算特别困难，但她是少数的例外。据《纽约时报》一篇2013年的报导中便曾指出，藏族或维族的学生更须要有大学行政部门的批准，才能申请出外。
花了一万人民币“行贿”才申请到护照
2016年4月，Sawut终于找到机会离开中国。
在陈全国于2016年8月上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之前，Sawut说，身为维吾尔人要办理护照、出国留学不算一件难度太高的事。
据Sawut说，那时新疆汉人想出国很容易，申请护照之后，大约两星期便可以获取。维吾尔人离开中国虽然一般比汉人较为困难，但只要是没有犯罪纪录，累积一点积蓄，找个“借口”如留学签证，还是可顺利出国。
Sawut第一次申请到美国的语言学校，多次被拒，中国政府要求Sawut向美国学校拿取学校的课程表，清楚列明上课的地点。等Sawut好不容易在学校拿到来年详尽的教学时间表，新疆政府又称课程只有半年、时间太短而拒发护照，“当我完成一个要求，官方又会制造另一个要求，不断不断有新的理由拒绝。”
Sawut 最后向汉人朋友探问，朋友跟他说维吾尔人在出入境部门取得护照，看来免不了贿赂。最后Sawut 花了一万人民币收买相关官员，先取得护照，又两次报团去土耳其及日本旅行，之后再申请到日本读书。“只要是（逃到）民主国家便好了，我不想待在极权国家。” Sawut 放弃了铁路公司的厚职，坚决离开新疆。
然而，在Sawut离开中国之后，新疆的政策完全改变了。
新疆居民们被拍到在阿图什市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内排队，该中心此前被泄露为“再教育营”。(AP / Ng Han Guan)
自陈全国上任之后，新疆兴建了大量“再教育营”，估计有多达100万穆斯林被关在营中，也设立大型的监控网络。不少报导指出，自2016年10月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局开始没收维吾尔人的护照，随后2017年新疆地区居民的护照都要交给公安部门“保管”，新疆地区居民、尤其是维人的出境自由被限制，也不签发新护照，当时有人权组织批评，这措施是为了限制区内少数民族的行动自由。
Sawut指，目前日本大约2至3千名维吾尔人，由于日本政府以“中国国籍”整体去统计人口，故并没有确实的维吾尔人口数据。他指，其他民主国家如美国也不到1万人，土耳其约有5万，最多的在哈萨克斯坦，有超过30万维吾尔人。
自2017年政府在新疆建“再教育营”，中央切断了维吾尔人与哈萨克斯坦的家人联络，一旦发现有人向哈萨克的家人发出求救讯息，均会作出拘捕，前新疆省裕民县县长谢尔扎提（Dalesh Sheritzat）纵使是共产党党员也不例外，他在2018年被捕。以Sawut所知，2017年之后维吾尔人可以逃出中国的机会不是零，大多是把户口签到大城市，例如北京、上海等地，透过彻底改变户口，再申请护照远赴海外，当中可能也须付一些贿赂的费用，他也知道一些成功的例子。
据《美国之音》在2023年的一个维吾尔人专访中，被问及政府对新疆汉人的护照政策情况时，受访的维吾尔人声称新疆的汉人有更多取回护照的自由，但与其他中国地区的汉人相比，申请护照的难度却又更高。
记者接触到另一名在日本留学、来自新疆地区的汉人小高（化名），印证当地汉人申办护照的状况。作为新疆的汉人，小高的要申请护照的难度不算太高。然而，即使能够较易申请到护照，但小高表示，他并不能直接在新疆境内申请到外国留学，而是要先考进中国国内其他省份升学，再从其他省份申请到海外留学。
找回藏人的记忆与身份的旅程
来到日本之后，小塔没想过还会遭到汉人的异样目光。
她回忆起有一天，她在日本的唐餐馆脱下口罩，露出脸独个儿进餐，对面餐桌的汉人指向她，与身边的朋友交头接耳说：“多亏少数民族，令我们不能生太多。”来到日本之后，小塔基本上已甚少说中文。
记者在街道上跟小塔谈话的时候，也只是以日语沟通，在餐厅里面遇到汉人，她会感到害怕。对中国，小塔没有任何想法，亦无感情。她说无论在哪里，目标清晰不过：“我不想做中国人，只想做一个人而已。”
在留学的期间，除了藏人社群，小塔也会跟日本人、印度人交流联络，但却不会跟任何汉人有所接触及交流，也因为感到害怕的缘故，她不常表露自己作为藏人的身份。当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去年成为英国首相的时候，小塔双眼发光地看新闻，跟记者说：“你看，今天印度裔也可以做首相了。”英国是她希望能够尽快移民去到的地方，她认为那里能容纳到多元的种族。
在海外生活数载，小塔感到承传宗教、身分认同及历史等使命，都落了在海外的藏人身上。小塔是1989年拉萨骚乱之后出世的新一代，在“主流”教育下，小塔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所知不多。小塔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出国后，她独自浏览YouTube，看到了1958年甘南武装冲突、达赖喇嘛逃离西藏、八九六四、2008年拉萨骚乱等事件，“第一次在YouTube看，都哭了，我有想过中共说的历史总有谎言，没想过全是假的。”
为了保留自己民族的主体性和历史记忆，藏人的动力亦十分强大。小塔说，藏人一般在家中进行“另类教育”。小塔记得，2017年跟母亲在国内旅游，晚上二人共处一房，妈妈悄然走到她枕边细声说：“其实班禅喇嘛是假的……”小塔睛天霹雳：“妈，那真的在哪里？”那天晚上，小塔的母亲将藏人近代史由头到尾说一次，小塔才知道达赖喇嘛在印度，而这些“秘密”在保证没有外人时才敢说。
2022年9月西藏拉萨因新冠疫情而封城，当局凌晨将熟睡的藏人送到集中隔离营，小塔收到西藏朋友传来的相片，藏人被安排住在简陋的石屋，卫生情况堪忧。小塔收到第一手的资料，不知向谁提供，最后外媒还是报道了，只是报道刊出日期是她知道真相之后的数天。小塔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封锁讯息的程度远比几年前严厉，“很多事情，三天之后才有外媒报道。”疫情期间，很多留学生想在网上向外传递国内资讯，又惧怕国安在网络上的监视，去到海外自由的天地，仍然为“说真话还是默不作声”而纠结着。
后来，小塔从当干部的亲戚口中得悉，那时连西藏的公务员也迟发薪水，被克扣福利。小塔说，连“被洗脑”的藏人也开始怀疑习近平所说的“中国梦”，只要经济再撑不起“功利主义”为首的社会，中国可能会陷入危机。她的母亲也开始劝她“不要回来了”。
小塔左顾右盼，确定周边没有一个汉人，才摸着手上的佛珠向记者说：“其实⋯⋯我很想去印度。去了印度，在护照会留下印度出入境的盖印，这盖印表示‘你曾经去过印度’，而所有人都知道，你（藏人）为何去印度。”小塔订下了今年的目标，希望能够学好英文，首先向西方国家出发，最后的目的地希望是印度。
失去亲人与朋友后，他决定要在海外发声
2017年7月，来到日本一年多后，Sawut突然发现在微信的朋友圈里，联络清单上的姊姊与朋友，均显示着“对方不是你的好友”，不能收发任何讯息，从此Sawut无法再向墙内传递任何讯息，也与家人失联。
在此之前，即使Sawut身在日本，但仍然可以透过微信跟亲人联系。
在过往仍能与亲人联系的经历里，曾有不明人士透过他的姐姐，要求Sawut提供学校的地址，又警告他不要跟海外的维吾尔群体交流，并强迫姐姐在电话中，要求他将疑似公安的联络人加入微信的朋友圈，Sawut断然拒绝，但姐姐却严正地跟他说：“不能，你要加（这个人入朋友圈）。”言语间，他感受到姐姐的背后似乎被强大的力量要胁着。
跟亲人失联之后，Sawut放弃使用微信。现时在日本亦不时会收到很奇怪的来电，讹称“你有邮件在领事馆要你来领收⋯⋯”Sawut认为当中有诈，拒绝这些古怪的要求，“一旦进去，领事馆就是中国的领土。”现时Sawut跟海外维吾尔人一样，护照已经过期，没有办法续领新的护照，故此不能出境，但因为签证而能够留在日本居留。
Sawut目前在日本居留已经超过五年，合符资格申请“归化”入籍日本。可是，这些在日本的维吾尔人已有心理准备，即使将来获发日本护照，也不会再踏足中国这片土地。“我们不敢回去，不想像Mihriay Erkin这样被关了。”
Mihriay Erkin
Mihriay Erkin是曾与Sawut一起在当地餐馆打工的族人，2019年，当时29岁的Mihriay Erkin因为担忧在新疆父母的安全，辞去了她在日本奈良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的工作，回到了中国，其后便音讯杳然。海外传媒努力核实她的情况，并在2020年证实其死亡，外界将她的死归咎于新疆当局，中国官方则对此予以否认。
Mihriay Erkin临行前曾经发出短信表示，她自幼就被教导孩子应当在父母身边尽孝。请放心，倘若她死了，倘若还有坟墓，请为她在墓前摆放一束红牡丹。
朋友Mihriay不幸离世的消息，让Sawut感到十分难过，这亦团结了在海外的维吾尔人。
与家人失联四年，Sawut在2021年大学毕业之后，便加入日本维吾尔协会，希望能代表同族人发声。他坦言，之前内心充满恐惧，但自从身边的族人陆续与家人失联、朋友Mihriay回国后不幸离世，目前已感到 “再没有必要害怕了。怕也会抓你，你不怕，也会抓你的”，Sawut说，那倒不如在海外发声，为维吾尔人出一分力。
母亲与Sawut 道别时，送了他一块狼碧石，是狼脚的小骨头所制造，以保佑爱儿一路顺风。 “当时我没有想过回去，但还是骗母亲：‘两年之后会回来的’，没想到已不能回去了。”跟亲人失联之后，Sawut更想念亲人，有时他会摸一摸狼碧石，回想母亲的话；有时则与维吾尔人一起唱歌，以排解思念之苦。
（为保护受访人隐私，文中小塔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