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峰“报新闻专业打断腿”言论引发的舆论涟漪，延宕时间远远超过预期。越来越多张雪峰关于志愿填报的言论被立体检视。批评张雪峰的人认为，他对于高等教育的理解过于功利和短视，他给所谓普通家庭、普通学生规划的道路也过于偏狭。
但张的拥趸却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张是“设身处地”站在普通人背景下以现实就业导向提出建议，他的不少说法虽然武断，但对懵懂的家长和考生仍有实用价值，那些批评张雪峰的人过于理想主义或是不接地气，在当下环境，对多数考生谈“兴趣”或是更多样化的职业规划，属于“何不食肉糜”。
平心而论，这两种观点都没错。张雪峰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他是走红也罢，还是被抹黑也罢，考生面临的大环境并不会改变。在这个环境和土壤之下，没有张雪峰，也有赵雪峰、王雪峰。
张雪峰最让普通人感觉“受用”的建议，集中在所谓选专业的“避坑”上。他对选专业的负面清单其实并不仅限于新闻，还有很多别的专业，听他的话很多时候就是“这也不要报，那也不要报”。其实，知乎等平台上关于“天坑专业”的讨论这些年越来越多，“天坑专业”的名单也越来越长，从文史哲到生化环材，从土木工程到工商管理，看了这些建议“慎报”的专业，感觉压根都没啥专业可学了。
如果孤立地谈专业选择，“热门专业”似乎是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事。二十年前热门的专业今天可以变冷门，二十年前冷门的专业现在可以变热门。但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如果纵向观察这些年来各个专业的就业形势，“热门专业”是越来越少，“天坑专业”是越来越多。
问题并不出在专业设置上，而是出在经济大环境上。中国经济曾经历了连续数十年的7%以上的高增长，高增长意味着千行百业都有机会。大规模的外资进入是市场营销的机会，大规模的房地产建设是土木工程的机会，大规模的数字化是IT专业的机会，大规模的金融扩张是经管和法律专业的机会……
对于二十年前的大学生而言，不同的专业毕业之后的收入或有差别，但就业率都是杠杠的。而且，当时大城市的房价还没有起飞，几乎任何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获得比较体面的生活都不难，小张进了外企做管培生，小王去了设计院画图纸，小赵去了地产公司做销售，小林去了银行做柜员，小何进了报社当记者，但他们都有光明的前途——因为他们一个月的工资都能在大城市，买上一平米的房子。
在那个年代，阶层跃迁的大门是敞开的。不管学什么专业，都可以坐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电梯。
而现在，情况变了。中国经济增长逐渐放缓，外贸、投资、地产和金融的大规模扩张阶段趋于结束。宏观经济的高增长，会带来各行各业的高增长，只有高增长的行业才能容纳足够多的新增就业，而各行各业都进入转型调整期，就意味着大部分行业的就业都趋于饱和。
另一方面，随着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暴涨。绝大多数行业的收入，已经无法支撑年轻人在核心城市凭借自身努力置业，甚至掏空“六个钱包”要买房都十分困难。要在大城市得到稍体面一点的生活，也几乎只有加入少数热门行业这一途。
阶层上升的通道，越来越窄。保持高增长，又有较高收入的行业实在太少，所有人都想往这些领域挤。如果这些高增长行业也挤不进去，那就只有考公、考编了。
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家长和考生的焦虑，从来不是张雪峰们人为制造的，而是社会大环境使然。
经济大环境是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和中国经济结构之间的不相适应，进一步放大了就业矛盾。
中国就业人口粗略地可以分为五个板块：
一产就业（农民）
二产就业（制造业、建筑业、矿业等产业工人）
生活服务业（餐饮、商贸、物流等一般服务业，含个体工商户）
体制内白领（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教师、医护人员）
体制外白领（外企、大型民营企业从业人员）
下图是2004年的中国的就业人口结构。
在2004年，中国从业人员总数约7.5亿，非农就业4亿，农民3.5亿，体制内白领5000万，占比不到7%，体制外白领2000万，占比不到3%。白领在全国就业人数的总占比是9%出头。
而在这一年，本科、专科毕业生在同龄人中的占比都是5.2%，大专以上毕业生在同龄人中的占比只有10.4%。这个比例和当时白领就业岗位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基本相当。所以，本科生毕业几乎一定可以获得白领工作，绝大多数专科生毕业都可以当白领。
到了2022年，中国的就业结构是怎么样的呢？
农民减少到约1.8亿，比2004年下降了近一半。产业工人较2004年增加了4000万，服务业蓝领增加了约3000万，体制内白领增长了3000万，体制外白领增加了5000万。白领工作机会，比2004年增长了1.4倍，白领在就业人口中的占比提高到了20%—21%。
然而，大学扩招的速度远远快于白领岗位增长的速度。2023年，大学毕业生比2004年增长了2.8倍。在1995年前后出生的人中，本科生占比达到25%，本专科生总计占比达到53%。同龄人中本科生的占比，都显著高于全社会白领岗位的占比，至少20%的本科生都找不到白领工作；同时，如果80%的本科生能找到白领工作，那么大专生几乎100%不能找到白领工作。这就是个统计意义上的事实。
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高速的线性发展。由于普遍的计划生育，中国家长普遍愿意在教育上投入，这使得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中国的产业结构和西方国家完全不同。
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在经济中占比远高于中国，“白领”在就业人口中的占比自然也比较高，大学毕业生找“白领”工作本身就相对容易。而且，蓝领和白领之间的收入差距本来也比较小，大学毕业当不了白领做个蓝领，大家也都可以接受。
然而，中国的客观事实是，体脑劳动差别仍然很大。而家长和学生都普遍有毕业之后做“白领”的预期。但中国作为一个超大经济体，不可能无限度地增加白领工作岗位。中国白领的占比虽然低，只占城镇就业的三分之一，总就业的五分之一，但白领的绝对数已经很大——中国是世界上唯二白领人数过亿的国家，另一个是美国。而且，1.5亿白领已经比日本的总人口还多了。
大学（含大专）毕业生占比已远远高于白领工作在全市场的占比。大学毕业也很可能当不了白领，对个体来说，就只能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对于个体而言，在志愿填报上越来越谨慎，甚至越来越依赖外脑，也确实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但当所有人都在志愿填报上“卷”起来，全社会并不能获得帕累托改进。要解决问题，管理学生和家长的预期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要真正地在就业岗位上“开源”，在教育结构上优化。
社会可以做以下几点。
第一，更大程度释放经济活力。过去18年，体制外白领岗位增长了大约2.5倍，而同期体制内白领岗位只增加了60%。体制内白领岗位仍然多于体制外白领，这是客观事实，个体选择考公考编的行为自然很难苛责，但就全社会而言，更多的新增白领工作机会只能由体制外创造，没有全社会的经济活力，就不可能有更高质量的就业。
第二，提升制造业、服务业就业的质量，并有效控制大城市生活成本。以中国的体量和发展阶段，中国绝大多数就业岗位只能是蓝领岗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是没法改变的。那就只能让蓝领岗位收入更高，更有尊严，这需要技术驱动、品牌驱动。中国是个超大国家，不是“小国寡民”，体脑劳动差别不可能消灭，要把蓝领的收入拉高到“高级白领”的水平是不现实的，那就要切实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类似新加坡组屋的方式能不能推，租购同权能不能推？如果一个社会只有极少数行业的人能够安家立业，这个社会肯定是不够健康的。
第三，实事求是地调整高等教育结构。中国既然是以制造业立国，以实体经济立国，高等教育的结构就应该与这个基本国情相适应，盲目追求“大干快上”，提高毛入学率尤其是本科毛入学率，虽然在高考端解决了“更多人上大学”的问题，不过是把更大的矛盾积累到就业阶段。
或许，相当部分的院校、专业，最终还是得与大学毕业生最后从事制造业、服务业蓝领的工作相衔接。当然，这不意味着就把大学办成职业学校，而是要在专业设置、人才素质训练上有效匹配，并管理好就业预期。否则，高等教育就会持续陷入资源错配，而很多人上了一个似乎将来可以“当白领”的大学，最后不过是虚假希望和虚幻泡沫，到了毕业的时候，总是会破。
结语：
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意愿选择职业和专业。如果人们做选择的时候优先考虑的都是“避坑”和“避险”，是社会活力衰减的表现。志愿填报指导成为显学，是阶段性的产物，一个更好的社会，一定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天坑专业”越来越少，“热门专业”重新变得越来越多，这才应该是全社会的真正期待。
注：人口就业结构数据参考历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统计公报》，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2018年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经测算后四舍五入到1000万级。
关于考生填报志愿的具体建议，参见《高考后如何选择学校和专业》《高考志愿填报，如何适应时代变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