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洪水浸泡的涿州
北方洪涝牵动国人心，有灾民当然就得需要救灾物资，但这一次有所不同的是，不少明星特意绕开红十字会等救助平台，直接向灾区送物资。
8月4日，赵丽颖向涿州捐了大量食品、矿泉水、卫生棉等，精准到村，并由其表弟亲自押送直达。此前，身为河北旅游宣传大使的她一度被轰反应太慢，但这次捐赠却广受好评：精心挑选灾民急需物资、直接送达，没有任何前戏，物资到了才知道，有人因此赞许：“这是真正的爱心，不是摆拍，是干实事的人。”
这么做的并非只有她一个人。另一位河北籍的明星王宝强，8月5日被人目睹在保定定兴服务区亲自押送六大车的物资，据说已经两天没合眼了。
洪涝灾害发生后，哈尔滨籍的明星贾乃亮紧急调拨3万多桶自热锅盒饭和15万瓶矿泉水，送达老家黑龙江各地，以缓解灾后食品紧缺问题，甚至还有50个抽水泵。在此之前的8月4日，他还向河北阜平捐赠了6万斤大米和6500升食用油。
与以往这类善举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明星们不仅大多以个人名义发放，并且是“亲自救灾”，这赢得了许多人称赞“好务实，好给力”，然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本来，演员的本职是演艺，救灾不是他们擅长的事，交给专业的机构去做就行了，但在国内却有一种特殊的社会心态：人们会觉得，同样一份物资，你亲力亲为地送到，更能证明你的道德真诚。也就是说，人们不喜欢和非人格化的机构打交道，而更喜欢面对面的“情义”。
与此相应的是，社会上普遍存有一种对中间机构的不信任感：不乏有人说，像赵丽颖、王宝强这样直接送达的做法之所以显得“真心实意”，是因为绕开中间平台的做法，“避免了捐款物资被人贪污”。
这可不是只有少数人这么想。前些年郭美美事件、武汉封城救援中，红十字会的表现已经接连重创其公众形象，不仅让人怀疑这一组织内部存在严重贪腐、运作不透明，连救援的专业能力也不行，那凭什么相信它这次就能做好？
无巧不巧，这次红十字会的表现，似乎又一次印证民间对它的不信任感是有道理的。
北京红十字会的一篇防汛救援报道，所用的照片被群嘲是摆拍，因为工作人员的裤子和鞋子明显干净到亮眼了，有人揶揄这是“感动了自己，恶心了别人”，还有人看出了门道：“后面的脏衣服是临时工，前面干净衣服的是有编制的，一目了然。”
还有人扒出红十字会的一个细节：捐款清单上的物资不仅价格偏贵，也不符合灾民需求（比如这么大热天居然送西服），而且物资供应方的法定代表人，竟然和北京红十字会的常务理事会某成员同名。天底下真有这么巧的事？
看了这些内幕后，像下面这样民粹化的感慨，想必很能引起无数人的共鸣：
所以说，救灾、救急这种事，很多时候，最该防的并不是灾民和穷人，很多时候，我们要防的，恰恰是一些有权的、有钱的、有势的人。
千万不要考验人性，千万不要觉得有权的、有钱的、有势的人都能良心发现而且一个个都对灾民和穷人带有善意。
但是等一等，那些明星难道不也“有钱有势”吗？为什么他们就值得信任呢？
这种怀疑，与其说是底层人民针对“有钱有势”者，倒不如说是折射出他们对代理机构的不信任感。在传统上，中国人的信任感常常来自熟人社会中亲密的人际关系，就像你天然信任亲友（要不然“杀熟”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了），但代理机构却完全不同，它只能凭借自己的专业、透明来争取人们的信任。
也就是说，这其中的关键，是建立一套“委托-信任制”：你把相关的事务委托给专家，交付你的信任，而由对方去完成你个人无法做到或无法做好的事。最典型的场景就是动手术：病患家属就算再焦虑不安，但除了完全信任医生，在手术室门外等待结果之外，别无他法。
本来，这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随着社会分工的复杂化，一些代理机构应运而生，在提供专业服务的同时，让全社会能更高效地运作。然而，这一进程在中国从未完成，为什么？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诸多领域，迟迟无法建立这种“委托-信任制”。
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有时是民众本身尚未适应（医生让病患接受并学会成为“合格的病人”，就花了一百多年，至今也没见彻底完成），有时是代理机构本身就专业能力不足，但更棘手的问题，则是其运作的不透明。
确切地说，透明化并不是建立这种信任感的必要前提。仍以医院动手术为例，病人家属没办法在手术室里现场观看，就算看了也未必看得懂，但他们只能交付自己的信任。也就是说，这种“委托-信任制”真正的基石，实际上是基于职业伦理的专业性，这就是为什么希波克拉底誓言是每个医护工作者的起点。
然而，对于像红十字会这样的代理机构来说，情况就又有所不同了。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实在既不清楚它“专业”在哪里，更难在不透明运作的情况下信任它：那可是涉及到善款、物资的机构，发放好是你应该的，但要是都不知道你钱都花在哪里，以后还怎么相信你？
更关键的是，红十字会在中国具有一种特殊的半官方身份，前些年接二连三爆出那些事，对它看来也毫发无伤。换句话说，公信力并不是它存在的根基，也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回应公众的关切，向每一个委托人负责。你要透明化？那就做做样子给你看。
既然正式机构无法承担起使命，那么机会势必就让给了别人。此时，明星既有财力，也有动力，而且其工作人员和粉丝团都具有相当强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行动能力。在日本神户大地震时，第一时间出现在救灾现场的居然是黑社会，当然也有许多宗教慈善团体，然而在国内所容许的环境下，明星才被证明是真正的有组织力量。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明星们亲自救灾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这样不仅顺应了民心，绕开了不得人心的中间环节，还赢得了更好的公众形象——在他们捐赠的救灾物资上，都会写着本人的名字，而不是红十字会的logo，当然受助者感谢的也只会是他们而非红十字会。
然而，这尽管确实是在“干实事”，但且不说明星们投入了多少时间精力，他们原本也不是专业的救灾人员，更关键的是：他们彼此之间是缺乏协调性的。在汶川地震时就有过，很多人自发去救灾，但没有协同地各自为战，不仅低效，对专业救援人员来说有时甚至是在添乱。
我也承认，灾情之下，有人愿意救援大抵总是好事，其道德真诚也不必怀疑，然而问题也在这里：由于对正式机制的不信任，人们转向信任明星这样人格化的非正式机制，这到头来不仅阻碍了专业性的发展，也使“委托-信任制”迟迟无法建立，也就难以应对更复杂的挑战。
这当然不能怪明星们，红十字会这类机构的责任要大得多，但我想说的是：这样的困境，其实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