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昌俊
这两天，网传山东某中学运动会上表演“刺杀安倍”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
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一学生在两旁学生欢呼中站在椅子上发表讲话后，另一学生举起类似“手枪”物品对准讲话者，并上前“补枪”。后发言者做倒地状，旁人上前追堵“开枪者”。另有学生举起写有“两声枪响尸骨寒，污水排海遗后患”的横幅，围观者欢呼鼓掌。
后经媒体证实，此事发生地点是枣庄市的一所中学。有记者采访枣庄市教育局处得知，教育局方面已经得知了这一事件。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指涉事的学生）的做法可能并不完全正确，我们理解并允许学生犯错误，毕竟他们还只是学生。”同时，该教育局强调，他们已经督促该校对此事进行深入调查，并要求学校出具详细的情况说明。
这一幕，最初给人的是震惊。毕竟，刺杀安倍是典型的恐怖极端行为，在全世界都受到谴责。学校运动会居然拿这样的严肃事件作为表演内容，这到底是想给孩子传递怎样的价值观——刺杀有理，还是纯粹的“好玩”？显然，无论是哪一种，都是轻佻而荒唐的。
而当地教育局工作人员的回应——“允许学生犯错，他们毕竟还只是学生”，则更令人不安。要知道，这可不是学生私底下恶作剧或是过家家的行为，这般公开表演，如果说学生“不懂事”，学校干什么去了？这难道只是学生“犯错”吗？
在很大程度上说，相对于学生表演者及沉浸于这一表演中的围观学生所表现出的“享受”状态，涉事学校和当地教育部门对此表现出的“和稀泥”态度，是值得警惕的。因为无论是这一表演“创意”的出炉还是节目最终得以“成功”演出，学校都难撇清关系。
有人说，这般将政治人物遇刺拿来表演，是为极端行为张目，是公开宣扬暴力。相比于暴力行动上的负面示范，此一节目堂而皇之地在学校上演，是一种变相的仇恨教育——这种暴力场景的“重现”能够获得围观者的欢呼，无非是顺应并进一步刺激了很多人头脑中的某种仇恨情绪。
应该说，这样一种仇恨情绪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近年来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是，这种仇恨情绪的传播和展示，似乎变得更为活跃。这在学生群体乃至低龄化儿童身上也体现得越来越明显。
图源网络
最近，就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场景让人五味杂陈：一位宝妈将两个未成年女儿在家看亚运会开幕式的视频发到网上炫耀。画面中，两位仅有几岁的孩子对着电视里正在入场的日本队大喊：打死日本人，踢死日本人。这位妈妈则边录视频边称赞女儿做得对。
没人否认，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也应该让孩子接受历史教育。
但是，教育方式以让孩子铭记历史或是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名义，向他们灌输仇恨思维，这就不合适了。教育的目的是致力于把人真正培养为具有健全人格和独立思考的人。如果在孩子头脑中植入简单和极端的“敌人”和“仇恨”观，这不仅不是真正的历史教育，而且也只会把孩子往偏激、狭隘的方向引导。
从现实来看，仇恨教育无助于让孩子树立健康的民族认同感，反倒可能加剧社会极端、对立思维。这种思维对应的极端、狭隘倾向是会“传染”的，不断在人的行为、情绪中寻求突破。比如，当一个孩子从小就被告知，可以某种名义将一个人“打死”，是否会令其丧失该有的同情心和基本的是非感？
这些年，校园欺凌现象似乎愈演愈烈，很多孩子的行为甚至残忍到令人发指，背后也很难说没有仇恨思维所强化的极端倾向起作用。一定程度上，仇恨思维就是把仇恨对象“非人化”的过程，它突破了基本的文明、道德和法律的约束。而不少校园暴力所表现出的行为，恰恰也是对欺凌对象的“非人化”对待。至于曾经真实上演的“U型锁”悲剧和违法打砸行为，则更是让人看到了极端仇视思维是如何危害到公共安全的。
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而言，我们都应该警惕仇恨思维的蔓延，尤其是在教育中的传播。
而一种愈发令人担忧的思潮是，一些人把仇恨情绪和爱国情感捆绑在一起，似乎越仇恨某个对象就等于越爱国。这种狭隘和错位的捆绑，增加了仇恨思维的误导性和迷惑性，也让理性思辩的空间变得更逼仄。历史反复证明，这种建立在仇恨基础上的“爱”，也可能是危险的。
当这种仇恨思维侵入校园，则更需要社会增强警惕。今年6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努力遏制仇恨情绪在网上的传播。他谈到，“仇恨会在无知和恐惧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并为此专门强调，各国必须确保人人都接受优质的教育，努力建设一个既能灌输对科学的尊重又能颂扬人类多样性的教育体系。
我们的教育体系，距离这个目标有多远，或值得每个人深思。
对于广大家长来说，认识到仇恨教育的危害性，并帮助孩子远离，也应该是一种责任。要做到这一点，或许并没有那么难。每个家长都不妨扪心自问：到底是希望孩子在一个推崇包容、多元、友爱的环境中长大，还是希望他们从小就被嵌入某种莫名其妙地仇恨思维？是希望他们变成一个被某种单一情绪所左右的狭隘的人，还是成为明辨是非的，拥有良知的文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