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是没有故乡的。其实故乡也不承认女人。我们家的祖坟里，是没有我的位置的。我们家的家谱上，也不会有我的名字。我们家的财产没有我的份额。我回家，但我变成客人。客人是必须得走的。这里不是你的家。仅仅是出生地，然后你要离开。故乡在你离开后，就完全地把你除名了。”
——中国作家格致散文作品《女人没有故乡》
为啥女性结婚就是“出嫁”？为啥不让男的出嫁？
“有‘出嫁男’么？没听说过，男的好像怎样都行。在这个村子里，任他单身、结婚、离婚、是否是独生子，他们不必被分类。”周宇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周宇是一位“出嫁女”，来自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是中国万千“出嫁女”群体一员。
“出嫁女”是什么？可能很多人第一次听说，尤其是城市居民，其实这与“从夫居”制度有关。中国古代传统封建男权社会认为，女性一但与一名男性结婚，这名女性就“从属”于这名男子的男方家族，而被从自己的家族“开除”，即“从夫居”，俗语“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就是对这一中国封建男权制度的描述。而“出嫁女”就是“从夫居”制度下被“开除出籍”的女性群体，在这套制度下女性被视为是婚嫁交换的“物”而非“人”，是可以从一方男性易主为另一方男性的一件“物品”。而这套性别不平等的男权制度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广泛乡村地区。一但被认定为“出嫁女”，不仅将被认为是原村庄家族的“外人”，还将丧失了在原村子的一切财产，包括宅基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村集体股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等。
（注：农村妇女）
村庄：当代封建男权制度缩影
任雪萍也是一位出嫁女，来自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泉塘村。“我弟弟要结婚了，我家里就把我赶出了家门，给弟弟结婚让地方。于是我决定自己申请宅基地盖房子，村集体却以我是‘外嫁女’为由不予批准。”任雪萍向记者吐槽着。
任雪萍向上级政府反映问题、向妇联求助，均没有得到解决，称她“不符合申请宅基地的条件”，本应维护女性权益的妇联和上级部门甚至反倒拿明晃晃性别歧视的《东阳市土地管理实施细则》表示男的可以申请，女的就是不可以，“东阳市土地管理实施细则第39条规定，年龄为22虚岁以上的儿子可以单独立户，申请100平米的宅基地；没有儿子的家庭当中，只能允许一个女儿申请；父母单独立户的，也就是家里的儿子已单独立户的，女儿不计为建房人口。”
（注：任雪萍望着村子）
最后任雪萍诉至浙江省法制办，在全国妇联介入下，金华市政府要求东阳市政府进行整改，《东阳市土地管理实施细则》中的性别歧视条项终于被删，可是落实到村里，村集体仍拒绝批复给任雪萍宅基地。
“生为女性就是原罪吗？”任雪萍在维权材料中，大号加粗写下这句。没有宅基地，任雪萍只能在邻村租了间最便宜的老房子，靠打零工维持生活。
（注：媒体报道）
当“出嫁女”尝试维权 被男村民指着骂
杨志军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县万丰村，也是一位“出嫁女”，今年她已近70岁了，可至今仍在为自己的妇女农村土地权益权益作争；这件事甚至贯串了她大半个辈子，今年是39个年头，可谓是“中国妇女土地权益作争现代史”的“活史料”，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时间几乎一样长。（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始于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980年得到当时国务院肯定，1982年起全国范围正式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指以家庭为单位承包土地，主要是为农户提供生产服务，分地面积取决于家庭人数）
杨志军结婚后，所在村根据临河县发布的《临河县已婚青年户籍、口粮与土地问题》文件收回杨志军和其女儿的土地，杨志军向乡政府反映问题，乡里领导拍桌子冲她喊：“谁让你结婚后赖在娘家？户口也不迁走（去男方家）？”
（注：农村宣传标语“生男生女都一样”）
此事诉至巴彦淖尔市政府，巴彦淖尔市政府决定：“承认杨志军等几位出嫁女子女村民资格，责成临河区政府督促城关镇尽快组织村民会议，用集体闲散土地解决这些子女的承包地问题。”然而镇上、村里仍拒绝落实市里意见，拒不给予和男性村民一样的平等土地权益。
不仅没有得到土地，杨志军也成了全村男性的“公敌”，每次开村民大会，男村民背后指着杨志军骂，“她不是结婚了吗，还回来娘家抢东西？”、“她穷疯了，就知道天天打官司…”、“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天天维权，不务正业…”甚至日常见面村民都避着杨志军走。
土地关系着农村人的生计，对农村妇女而言或更是如此。由于承包地被收回，杨志军家庭只有七分粮田，几乎没有经济来源。杨志军好不容易拿到征地补偿款之后，大部分用于治病买药。
（注：网传广东佛山某村因出嫁女村集体经济争议引起的性别战争）
她只是希望一样的权益 却成了村里的“性别大战”
林群来自广东，也是“出嫁女”。结婚时，丈夫户口迁入本村，两孩子户口也落在本村。村拆迁后村集体用拆迁安置款发展集体经济，再给村民分红，每人每月可以分到一千多元，逢年过节还有5000块左右补贴，但因林群“出嫁女”身份，一家四口都没有参与分红的资格。
林群尝试维权，希望拥有与男性村民平等的权益，结果被男人们追着骂，一切污言秽语、脏话流传都袭了来，“（林群）嫁了个没用的老公，所以现在争财产…”、“女的还好意思来争财产？”
这些言语，林群听到伤心不已，感觉自己被贴上张大大的标签——“出嫁女”，“（只是要求一样的平等权益）为什么我们成了‘占便宜’的人……”林群向记者说。
（注：妇女权益保障法对于出嫁女的规定）
法律缺位：妇女权益保障法与村民自治
关于农村女性土地、集体经济利益等，《宪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有明确规定。例如《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妇女在承包土地、参与集体收益分配、宅基地使用等各方面的平等权利……”：《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妇女在新的居住地没有分到土地的情况下，原居住地的承包地不能收回……”均赋予了男性和女性在土地权利方面的平等地位。
但实际上，这些法律几乎没有作用，这源于“村民自治制度”的怪。
（注：剥夺妇女土地权益讽剌漫画）
村民自治制度源于1982年修订颁布的《宪法》第111条，其中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把重大村务决定权交给全体村民。而这在实践中导致了妇女土地权利问题的冲突，许多“村规民约”都以“性别是女”为由剥夺妇女土地权益，或通过“村民民主决策表决”形式回收妇女土地。
“《妇女权益保障法》我们不管的，我们就是土政策、土办法，村规民约不受法律管，我们也不是针对她一个，如果哪家女儿都来要批房子的话，岂不是乱套了？”任雪萍所在的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泉塘村村书记自言，这几乎是全国农村的缩影。
（注：节目《半边天》“我叫刘小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