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中央批准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把国民党的法律制度都当作"旧法"予以废除。随后又把大约6000名"旧法"人员从司法部门清除出去。
"旧法"已废，"新法"亟需建立。当时，中苏处于蜜月期，为此，一场"求法苏联"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1951年7月6日，教育部发出《急速选拔留学生的指示》，要求各单位在6天之内选定"政治上可靠"的学生，并"由保送部门首长亲自签字负责"。
各行各业的人都来了，是否学习过法律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政治可靠。几番遴选，第一批留苏学法的12名成员确定。
他们是：江平、陈汉章、穆谟、王叔文、吴建璠、司马念媛、魏敏、佟明晖、刘鉴、李延茂、陆思明、谢让柏。
他们先在燕京大学集中学习半个月，然后坐了九天九夜的火车，穿过中国东北与西北利亚荒原，最终抵达苏联的喀山，就读于喀山法学院。
1952年，喀山法学院并入喀山大学，学制增加了一年，要五年才能毕业。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苏联大赦罪犯，喀山治安环境很不好。大使馆应学生们的要求，把他们转到了莫斯科大学。
这期间，有三人因故提前回国。1956年和1957年，剩下的人也都陆续回国。
回国后，中苏关系陡转直下，加之各类运动迭起，这批留学生的命运随之起伏跌宕，充满了历史浩叹。
刘鉴
他是延安老革命，没有上过大学，由湖北检察院派出到苏联学习，在留学生中担任支部书记。中途回国，后去华中工学院，没有从事法律工作。
谢让柏
由公安部派出到苏联学习，中途回国，不久跳楼自杀。
穆谟
原名侯恬，1926年生，四川自贡人。去苏联学习前是天津市法院审判员，实际上没有学过一天法律，曾经参加赴缅“远征军”，抗战胜利后考取沈阳医学院并加入地下党。解放后，他被分配至天津市法院。
留苏期间，因为与女同学发生恋爱关系，被迫提前回国。
从苏联回国后，穆谟在天津市法院做民事审判，但很快成为肃反对象，就此离开审判一线，在研究室工作。
“反右”之后，穆谟被下放劳动。1958年，在挖海河工地上的他接到调令去筹建物资局，管理需要外文知识的八种优质钢材。从此一干20年，他成了通晓各类优质钢材的专家。
1979年，穆谟回到天津市高级法院，曾参与《民法》的起草。
1990年离休。
陆思明
由云南方面派出到苏联学习，回国后下落不明。
李延茂
由天津市法院派出到苏联学习。回国后被分配到外文出版社，后又调往四川省图书馆。
李延茂离过婚，后妻带来几个孩子，开销大，家里负担重。“文革”中被指盗卖图书，轮番批斗后跳井自杀。
司马念媛
女，天津人，从北京大学派出到苏联学习。回国后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从事工会法研究。
“文革“中，同事们都被下放干校，司马念媛则由于丈夫偏瘫、家庭困难而留守。在法学所，曾经学业优良的司马念媛从事图书管理。
1980年代末去世。
魏敏
由内务部派出到苏联学习，回国后到北京大学法律系，从事国际法研究。
“文革”中魏敏先是受到严酷批斗，后来又奉命进入 “梁效”写作班子。“文革”结束后进了“学习班”。
此后，魏敏和王铁崖【著名法学家、曾担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合作，出版了国际法教材，影响颇大。
魏敏一直身体不好，1980年代初去世。
佟明辉
女，同学中年龄最大，由北京大学派出到苏联学习。回国后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工作，后又辗转去了吉林大学图书馆，未从事法律工作。
吴建璠
1926年生，湖南常德人，曾在西南联合大学就读，抗战胜利后转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后又就读于华北革命大学哲学系。由中央人民政府人民检察署派出苏联学习。
回国后到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曾担任法学所副所长。
他被公认是法学所最博学的人，但因为出身不好（父亲曾在旧北平法院任职），在政治上却很边缘，甚至多年找不到结婚对象。
他在进入法学所之初选择了刑事诉讼法，此后放弃。他晚年在《我的研究之路》中回忆，在参与司法机关调研时发现，在苏联学的理论联系不上中国的实际， “我思想上感到惶惑，究竟什么才是对与错、好与坏的标准呢?”
惶惑之下，吴建璠主动担任法学所新成立的图书馆管理员，转向法制史研究。
本想一头扎进故纸堆的他却成了卷入法治进程最深的人之一。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审理开始后，吴建璠被指派参与两案审判的预备工作。他在审理中提出了对两个集团成员“不杀”的主张。这一关键意见实际上被采纳。
三年之后，吴建璠又被指派参与香港问题谈判，此后相继参与了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后来进入香港基本法委员会，成为“五大护法”之一，一直工作到2003年。
2004年，吴建璠去世。
王叔文
1927年生，四川省青神人，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律系，由四川大学派出到苏联学习。
回国后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在所长张友渔的支持下，做宪法研究，编著了《宪法基本知识讲话》，成为当时国内仅有的法律教材。
“文革”之中，王叔文和吴建璠一起被下放到干校。
1980年代初，王叔文参与了新宪法的起草工作，贡献突出。他与吴建璠同列香港基本法“五大护法”。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工作期间，他推动成立宪法委员会，但未果。
王叔文曾担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2006年去世。
陈汉章
1925年生，浙江海宁人。由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派出苏联学习，此前职务是翻译，翻译过苏联《刑法典》，参与制定过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
陈汉章留苏期间与陪同苏联专家访华的俄方翻译拉娅相恋，后拉娅怀孕生女。
回国后，陈汉章去国务院法制局。“反右”后不久，法制局被撤销，陈汉章被转入国务院秘书厅。1968年下放干校劳动。1974年回到北京，被借调到北京图书馆，整理俄文书。直到1979年调到了中央政法委员会，曾参与《民法》的起草。
1982年5月，《民法》起草完成后，陈汉章便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从事民法研究。1987年离休后又被返聘了五年。
因出身、历史和跨国婚姻，陈汉章命运多舛。
他父亲陈维敏被认为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建国初期陈汉章在法律委员会的上级是王明。这使得他背负难以卸脱的历史负担。
“文革”开始后，妻子拉娅被打成“苏修特务”，陈汉章成了“特务下级”，无奈下拉娅回国。余生之中，陈汉章只在1987年出访苏联时见过一次女儿安娜和外孙女，当时拉娅已经过世。
陈汉章另一鲜为人知的贡献，是在“文革”后期与田大畏合译《古拉格群岛》。
2011年，陈汉章去世。
江平
1930年生，浙江宁波人，由北京市团委派出到苏联学习。
能第一批留苏，江平没有想到。他被安排学了法律。其实他最初的想法是当个记者，“因为我觉得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有很多的独立性，可以批评政府，可以为民请命。记者的工作也符合我的性格，所以后来我就报考了燕京大学新闻系，当时燕京大学的新闻系是最好的。 ”
虽然法律枯燥无味，不像新闻那么自由奔放。但江平还是欣然从命，“不管怎么说，既然国家派我去学，我当然是抱着崇高的使命感去的。”
留苏期间，江平和下一级的法律班女生陈绥相恋，二人商定回国结婚。
回国前夕，有两件事对江平影响很大：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中国司法代表团访苏。
很多年后，江平回忆，秘密报告公布后，引发了他们对于造成个人崇拜的制度的思索。
还有就是，中国司法代表团访苏期间，江平和陈汉章担任翻译，陪同考察苏联的司法现状。没有想到的是，代表团回国之后，好几个人被打成右派，原因是他们受访苏见闻的影响，主张无罪推定理论等。
这两件事，预示了江平和同学们回国后的命运。
回国后，江平分去北京政法学院工作。据他自述，他是怀着进入“天堂之门”的希望回国，备受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看重。不料，转眼之间却坠入地狱。
大鸣大放时，江平很积极，带头起草了一张二十人联署的大字报，后来被定了两大罪状：一个是二十人大字报，还有就是攻击社会主义。
1957年的反右，给江平的打击很大，影响了一生。他被打成右派之后，新婚妻子在政治压力下与之分手。不久，他在下放至门头沟的劳动中，不慎整个人被卷到火车底下，失去一条腿。
1970年，北京政法学院被撤销，江平下放到安徽宿县干校劳动，以后辗转到延庆中学教书，直到1979年。
从1957年到1979年，这22年，江平实际真正教学大概只有七年。“文革”十年没有事可干，他帮人家抄大字报。这是个很苦闷的年代，不能看书。他从苏联回来的时候带了许多书，但到了“文革”后期，把绝大多数书都当废纸卖掉了。
后来在一首回顾留学生涯的诗里，江平写道：“域外空行万里路，灯下枉读千卷书。”
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校，江平回到民法教研室，大胆提出开设两门新课程：“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概要”。前者主要介绍古罗马的私法，后者主要介绍西方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民商法制度。
1983年1月，江平正式担任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成立后不久又担任了副校长。
从1982年民法通则开始起草，到1986年4月民法通则在全国人大会议上通过，江平都直接参与立法工作。他与同为顾问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佟柔、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教授王家福、北京大学教授魏振瀛后来被人称为“四大名旦”
此后比较集中的一段时间，江平陆续参加包括公司法、合同法、信托法、物权法等立法工作。
他曾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1990年卸任后，开始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成为中国法治最有力的呐喊和推动者之一。
他主要语录:
为什么我一开始就对民法感兴趣呢？主要的原因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传统，中国对私权历来不重视。我所理解的私权，就是私人企业、私人财产和私人权利，在中国提倡私权保护，是刻不容缓的责任。
法治在中国的发展，总的来说，是退一步进两步，还是在不断地前进。 我的中国梦，就是法治天下。
我这辈子最欣慰的事情，是没有说过违心的话。如果来生让我重新选择职业，我仍然要选择大学教授。因为我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有自己的理想，要为这个理想来说话。
2023年12月19日，江平去世。一个不知疲倦的呐喊者停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