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者按：该文是微博用户@书生意气看世界 所发的一篇回乡见闻。
一、困于讨薪的中年人
农民外出务工，60、70后多集中于建筑领域，年底清账作为惯例，逢年关就要讨账。农民工向包工头要钱，包工头向劳务公司要钱，劳务公司再向上要钱，层层向上。以过年的名义，合理地讨账。如果是平时，绝大多数要个生活费，以农忙、孩子上学、家中急事等名义讨要部分。从调研来看，建筑工地领域的薪资发放得到了强力治理，但是平时发放生活费，年底清账仍然不可避免。相比之下，当前的进步是，政府高调宣传和高压治理为农民工撑腰，聚集性的、重大的欠薪问题发生率降低。建筑领域的问题的总体发生率降低，具体到农民工个体来说讨薪还是问题。家里的叔叔常年在省城务工，今年跟着三个老板干了将近260个工，能挣到8万多元。到腊月廿九，还没有返乡，问及原因，说是还在跟着老板讨薪。与他详细聊了聊。三个包工头都是给了一部分，其余的还在讨要。一个包工头当前陷入和劳务公司以及甲方的纠纷中。因为工程进度和质量的问题，对方验收不通过，扣押部分钱款，如此一来，包工头本身就是包轻工，利润有限。他自己就赚不到钱，想着人多给对方施压，就要求手下的农民工们跟着自己一起去项目部施压，连续三天，十多人到项目部拍小视频上网啥的，等着项目部给钱。叔叔说，其实公司给工人的工资已经拨付到位了，只是扣了包工头的利润。但是包工头为了能够聚集他们，就扣留着部分工钱，等着施压成功之后再发钱。对于这笔工资，叔叔不担心，因为工头不管如何，都会给他清账。否则的话，第二年没有人会跟他干活，这个包工头也就难以再包工了，毕竟有自己的一帮熟人是非常关键的。
第二个工头则目前也是给了部分，其余的说是明天给。叔叔说，像这个工头是老家的，他自己知根知底，毫不担心问题。他知道工头确实今年有一个工程赔了不少，钱转不过来。他估计明天也要不到钱，但是因为是熟人，他不担心欠薪的长期性，过年后一个月内给也可以。不给的话，他就会上门。
第三个工头的钱比较麻烦。我与叔叔两次跟着这名工头前往项目部要钱。了解了下情况：这个工地活没有干完，项目部已经按照进度将钱打给了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将钱挪到了他处，没有给叔叔所在的工队付款，公司希望工头能够考虑难处，垫付部分。包工头说自己干了一年都没挣到钱，劳务的负责人虽然与自己是好关系，但自己也担心第二年要不到钱的问题。就私下联络工人带着到项目部，以自己摆不平的名义将视频发给了甲方、乙方等多位负责人共在的微信群内。希望甲方能够给劳务施压。叔叔和我是凑人数去造成群体施压的假象。这里的钱比较麻烦，因为没有签订合同，按照口头约定，对方就可以拖延。这里又涉及不愿破坏关系的问题。包工头说劳务公司和自己关系不错，自己第二年还想继续跟着干，自己只能在背后出面把工人集合起来送在项目部施压。叔叔说，这还是好的，包工头只是背后出面希望多要点钱，自己凑个人数，就是帮包工头，给个情分。这个包工头和自己第一次打交道，给的工钱也蛮高。现在包工头不好要钱，到明天万一还是要不到，自己也不好意思撕破脸皮和包工头硬要钱。如果明天施压不成功，自己要怎么处理，现在还在悬着。
从网络上的一些发声来看，欠薪问题仍然不少。之所以建筑领域问题比较多，要从两个关系词来理解。一是模糊，作为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建筑用工以及市场交易除了甲方与乙方以及劳务公司之间有受法律保护的合同之外，真正干活的包工头和公司，以及农民工和包工头之间都是不签订合同的。其一是不愿意签订合同，公司想着签订了合同，怕包工头按照进度要求付款，按照进度是很难的，想留一个转圜的空间。包工头不愿意签订合同，怕签订了，对方要求质量和进度，自己万一估算不到位，就会赔钱。如果不签，就可以有一个模糊的空间，按照做工实际发生的情况来要钱也可以。农民工们则不愿意或者处于更被动的情况下，一方面希望来去自由，有合同就有约束。另一方面对合同本身不信任，认为有合同，欠薪也会发生。所以，本是市场交易的契约被替换成个体之间的心理契约，农民工依赖工头的良心，工头依赖公司的良心，以政府的兜底保障为基础，实现各自利益的保全。
二是关系。包工头如何包工，竞争的基本当然是能够带着人能把活干下来。问题是这一条件很好满足，在这个基础上，包工头揽活的核心竞争力是关系。同学关系、老乡关系等都是重要的入场券，再本质地讲，就是利益关系。在工地调研，一位包工头说项目部的人工资都是全部交给家里的，在日常生活中，抽烟30、50 元一盒的，喝酒300、500 元一瓶的，都是吃他们这些工头的“大户”。自己还得心甘情愿地送，否则任何人卡一下，说是不过关，包工头赔钱就亏大了。还有一位包工头说，自己的周六日从来都是陪着项目部和监理第三方的人打牌喝酒。自己在牌桌上赢了，就得请他们吃饭、洗脚。自己在牌桌上输了，还是要请着吃饭。维护好关系，工程顺利干完，自己挣一部分。因为有了关系的联络和维持，在正常情况下，一派和气。如果发生欠薪问题，包工头一般因为过去和现在长期跟着这部分人，在未来也要长期跟着干，不愿意自己撕破脸，就怂恿自己的工人去项目部讨薪。问题是有一些工头和项目部的关系过于紧密，就会站在项目部一方，农民工们则由于相互之间曾短期在一起务工的不熟悉而难以团结起来，集体行动的困境生成。欠薪就成为一个无法根治的难题。
二、困于婚恋的年轻人每逢年节倍相亲，被催婚成为社会现象。
小军是我家邻居的儿子，今年31岁，常年在省城务工，主要从事建筑装潢和家政行业，能挣钱，也能花。主要花费用于手机上的打牌赌博，小军的父母说小军一年挣七八万，一分攒不下，还要跟家里要。小军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回家了，主要原因是小军是我们自然组唯一的大龄未婚青年，到目前没有对象，他觉得回家没有面子。回家之后，同龄人都“老婆孩子热炕头”，自己不好去串门，也没有共同话题。从行政村来看，村里30岁以上的未婚青年有40多人，很多人近几年不愿意过年返乡。家里的压力太大是主要原因。
小梅是我从小到大的玩伴，今年26岁，毕业于二本高校。大学毕业后在省城的幼儿园工作，算是聘用制，每个月收入2000多元。她说毕业两年多来，家里的亲戚和父母以及同事帮她安排了五次相亲，警察、公司白领、建筑包工头、小老板和老家邻村的一名大学生村官。和这些人相处时间长的手机联络一个月，短的联络半个月，都告吹了。她说她的苦恼是，自己大学时幼师专业，班里五十多人只有2个男生，都有对象了。毕业之后自己在幼儿园，同事都是女生。平时根本没有机会认识男生，家里安排的相亲要么对方是公务员，认为自己的工作不是体制内，告吹了。要么是对方本身没什么文化，虽然挣钱还行，但是自己和他没有共同话语。由此自己的相亲路挺难。她的苦恼是一个女孩群体的共同困境，她说她的很多同学都是如此，从教于幼儿园，作为幼师，平时工作忙。挣得不多，也忙，又不算体制内，在相亲市场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位置。体制内的看不上自己，非体制内的农村普通青年自己看不上。自己的未来婚恋如何还是一个问题，充满了不确定性。获得了类体制的身份，就业相对稳定，在婚恋中，没有机会对外接触更多的优质青年。自己也不算是脱不下的长衫，但是回到村里，看到村里的“不那么优秀的青年，自己毫无相亲的兴趣”。
父母又觉得作为女生，26岁的年纪也挺大了，都在竭力地安排自己去相亲。违逆父母和让自己痛苦之间，她只能选择逃避。再过两年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的话，也不愿意回去过年。自己租个小房子，过上单身优质女性的生活，自己也觉得很完美。理解农村青年婚恋的问题关键词是挤压，农村大龄青年在婚恋市场是没有优势的。随着打工经济的盛行，农村男女青年都在外务工，女青年外出务工有接触更为优质的城市青年或者发达地区农村青年的机会，嫁到城市和东部地区的机会更多。农村本地婚恋市场被瓦解，农村男性与城市青年竞争不占据优势，这是经济上的差距问题。
还存在的问题是婚恋的浪漫想象满足问题，农村大量存在老实人光棍，因为不会说话，性格木讷，缺乏恋爱教育问题等，无法给女孩制造浪漫的生活情景，在情感满足方面也缺乏优势。总体来看，农村青年比不过城市青年，中西部农村地区青年比不过东部农村地区青年。还有一个相当大的问题是离婚问题，结婚本不易，维系婚姻也难。在农村地区，每逢年关都有不少人要发动自家的长辈让上门找自己的老婆，想要把老婆找回家过年。我们村就有两个青年就陷入这样的问题，因为婚姻经营的问题，他们的老婆在过年前十天左右回了娘家，或者要离婚，或者要出气，要通过回娘家，让婆家上门找人的方式彰显自己的重要性。在我们这里，如果媳妇不在婆家过年，就意味着家散了，离婚就板上钉钉了。当然，如果媳妇能找回去，在婆家和娘家相互磋商的过程中，小夫妻俩的矛盾放大到大家庭中，要求父母介入，要把媳妇的委屈调解了，把气出了。
在各地调研中发现，离婚普遍的关键词是打工经济、数字影响和经济问题。一是打工经济下，夫妻俩分工，男的外出务工，女的在家教育照顾小孩，长期分居造成情感不和。二是数字影响，在农村常听到，女的在手机上联系了外地的男的，女的中了手机的魔怔等话语，女性接触外面的社会，对婚姻有更高的期待。如浪漫制造等需求难以满足。三是经济问题，农村青年外出务工大部分都是进厂或者服务行业，少部分进入工地，一个人挣钱养活小家庭，有的父母能在外务工，能给予补贴，有的父母仅仅在家务农，只能补助蔬菜等，经济支持小。但是随着消费市场下沉，家庭的刚需和女性的个人消费都增加，男性务工收入低，且安在县城的家生活成本太高，家庭滑入入不敷出的陷阱。当离婚变得普遍的时候，离婚对于女孩来说也没有社会压力，离婚就成了一个没有心理负担的压力。女性外出务工的机会也比较多，至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生活就潇洒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