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1
世道早就变坏了，但每一次作恶，都让这世道的暗夜变得更加浓稠。
比如说当吴之荣走出南浔庄家之后。
吴之荣是一个贪官，被革职后四处行贿得以保住人身安全，官财两失后向到处向富户打秋风。这一天他去了南浔庄允城家，一顿马屁后，庄允城送了他一些银子和庄家引以为傲的《明史辑略》，那是一本以庄家名义刊印的前朝历史。
吴之荣回到住处，翻看《明史辑略》，发现里面竟然夹着金叶。在《鹿鼎记》中，金庸写下的如下细节，让人细思极恐：
当下剔亮油灯，翻书诵读，读到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太祖努儿哈赤即位，国号金，建元“天命”，突然间心中一凛：“我太祖于丙辰建元，从这一年起，就不该再用明朝万历年号，该当用大金天命元年才是。”
一路翻阅下去，只见丁卯年后金太宗即位，书中仍书“明天启七年”，不作“大金天聪元年”。丙子年后金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这部书中仍作“崇祯九年”，不书“大清崇德元年”；甲申年书作“崇祯十七年”，不书“大清顺治元年”。又看清兵入关之后，书中于乙酉年书作“隆武元年”、丁亥年书作“永历元年”，那隆武、永历，乃明朝唐王、桂王的年号，作书之人明明白白是仍奉明朝正朔，不将清朝放在眼里。他看到这里，不由得拍案大叫：“反了，反了，这还了得！”一拍之下，桌子震动，油灯登时跌翻，溅得他手上襟上都是灯油。黑暗之中，突然间灵机一动，不由得大喜若狂：“这不是老天爷赐给我的一注横财？升官发财，皆由于此。”想到开心处，不由得大声叫唤起来。
若干年后，当毛星火逐字逐句地批阅莫言的小说，并找到所谓“诋毁英烈”、“歪曲历史”、“美化侵略”、“侮辱毛主席”等“黑材料”时，估计也是大喜若狂。
并且，他也确实在网络上的多个平台大声叫唤了：“为了英雄先烈，为了新中国和人民。不管现实如何荒诞，我们都要去战！”
如果吴之荣也和毛星火一样搞一个投票，那也会有很多庸众支持他举报庄允城和《明史辑略》。吴之荣如果是走下沉市场的路线，也不会受到富户们的白眼，庸众会把他当成英雄、大清道义守卫者来看待。
PART/2
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
吴之荣和毛星火一样，首先是在浙江进行起诉举报，浙江方面给了他回复：“该书平庸粗疏，无裨世道人心，然细查全书，尚无讳禁范例之处”。363年后的今天，浙江方面给毛星火的答复也差不多：经过核查，莫言的书籍《红高粱家族》没有问题。
吴之荣和毛星火都觉得浙江烂透了，于是都去了北京。吴之荣在礼部、都察院、通政司三处衙门递交举报材料，等了不到一个月，三个部门答复他：你这是挟嫌诬告！
毛星火则是到了北京某个区的检察院，检察院收下他的材料，说会调查核实研判，并会在两个星期之内给他答复。
很大的可能，北京某区的检察院也会给出和浙江一样的结论。
在明史案中，浙江的官员把这事按下去了，一个关键因素是杭州将军松魁的绍兴师爷程维藩“宅心忠厚”，信奉“公门之中好修行”的名言，他不忍见到明史一案酿成大祸，让苏南浙西很多人丧身破家，于是从中周旋，让庄家马上修改重印《明史辑略》。
这是一位有良知有担当的人。本来受理、调查“谋反”举报是他的职责，但当职责与良知相冲突时，他承担了良知的义务。在体制作恶之下，“把枪口抬高了一寸”就是美德。
后来明史案发，包括庄家在内的70多户家破人亡，221人被处死，近两千人遭流放。程维藩被凌迟处死，他的上司松魁被撤职，浙江巡抚朱昌祚以下所有大小官员也都革职查办。
如果再来一次，我不认为程维藩会继续有这样的勇气。当处罚足够严厉，虽然明知会犯下“平庸之恶”，但绝大多数官僚系统里的人会遵循制度来求个无责，一部分人则会从重处理，把构陷当成一个立功的机会。
前段时间有人举报地铁、商场、展览馆有所谓“日系元素”，接到举报的单位的处理方式是，让被举报的单位撤掉相关图案，而不管这事的真假和是非对错。
当构陷得到奖励，那些想要升官发财的、赚点流量的或者仅仅是蠢和恶的吴之荣们，便被召唤了出来。
暗夜将要吞噬我们苦苦维系的世道。
PART/3
我们知道，吴之荣后来举报到鳌拜那里。鳌拜歧视汉官和读书人，一直想办几件大案震慑人心。
一个毫无廉耻的构陷者与一个愚劣颟顸的野心家合谋，一桩惨烈的文字狱就产生了。
现在，毛星火能找到他的鳌拜吗？
这个问题我们难以得出一个回答——这就是我们目前不安和焦虑的原因。
在《鹿鼎记》中，鳌拜死了之后，无论庙堂还是江湖，无论是士人还是侠客，无论是反清还是保清，无不痛恨鄙夷吴之荣的举报构陷。这不需要讲太多的道理，只需要一点常识和良知。
但是现在，毛星火面对的环境竟然要比吴之荣好很多，竟然有不少人认同和支持他的行为。
大概是因为，恶之星火，一直在游荡，它们在等待时机。
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细节是，《鹿鼎记》中，鳌拜和康熙发生争执，康熙竟然引用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句话。他还说：
一味杀头，不许老百姓说出心里的话来，终究是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