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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正走向南海危机：威慑失败有可能使该地区陷入更深的冲突
保卫民主基金会 (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 FDD) 的中国项目主任克雷格·辛格尔顿 (CRAIG SINGLETON) 7月23号撰文，指出南海地区的持续紧张态势可能引发局部战争，作者建议美国应该加强威慑力以遏制冲突爆发。
文章开篇提到去年11月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尽管这次会面被视为稳定中美关系的先兆，但实际情况并未改善，两国关系依然紧张。辛格尔顿指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华盛顿非但没有缓和北京的鲁莽行为，反而助长了习近平的气焰”。他认为，如果不加以制止，北京的侵略行为可能会导致中国过度扩张，甚至误判引发战争。
他指出，南海长期以来是领土争端的焦点，中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都对这一战略意义重大、资源丰富的地区提出重叠的主权要求。尽管2016年南海仲裁案菲律宾胜诉，但北京断然拒绝接受裁决，并继续在南海各地建造并军事化人工岛屿。
之后，作者提及了近日来南海地区的冲突。比如，中国和菲律宾在仁爱礁周围发生多次冲突，中方船只多次向菲方发射水炮，并撞击菲律宾船只，阻止其完成补给任务。另一方面，菲律宾也誓言将以“同等武力”保护其船员。作者指出如果局势恶化，美国可能会根据1951年共同防御条约介入，导致中美直接对抗。
此外，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也在加剧。中国海警扣押台湾渔船，解放军在台湾附近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进一步恶化局势。这些行动是北京在地区扩张的一部分，旨在通过持续挑衅性，向邻国施压来巩固中国对南海的控制。
辛格尔顿认为，重建地区威慑是当务之急。保卫菲律宾不仅对维持地区稳定至关重要，而且对重申美国维护其他国际准则和主权主张的承诺也至关重要。如果美国允许中国继续挑衅菲律宾，其他条约盟友将质疑华盛顿对其防御的承诺。因此，美国需要联合盟友向中国施压，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美国卷入冲突 。
辛格尔顿建议，美国海岸警卫队人员可以陪同菲律宾水兵前往有争议地区执行任务，以减少中国的激进行动。同时，美国应加强对中国军工企业的制裁，并动员国际社会反对中国的非法海上活动。
文章最后指出，尽管重建太平洋地区的威慑力并非易事，但这是防止亚洲陷入战争的关键所在。
二、从马来西亚到墨西哥，中美脱钩的真正赢家
15号，期刊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研究员阿加特·德马雷 (Agathe Demarais) 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了中美经济脱钩带来的全球影响。和普遍的负面评价不同，作者介绍了一些国家正积极定位自己，并正在从新的经济环境中获取利益。
在此之前之前，她首先也强调了中美脱钩对全球经济会产生负面影响。德马雷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长期来看，中美脱钩可能使全球 GDP 减少约 7%，损失相当于 7.4 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法国和德国的经济总量。然而，她表示在脱钩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商业机遇和获益国家。
1. 马来西亚等国将成为关键产品的新工业中心
马来西亚的槟城作为半导体制造中心的崛起便是一个显著例子。槟城在过去几年中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FDI），并迅速成为美国半导体进口的重要来源。英特尔等公司已经宣布了大规模投资计划，而中国企业如华为子公司xFusion和Starfive也在此设厂。这一趋势显示出槟城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正在提升。槟城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其不受美国对先进半导体技术出口限制的地位，使其成为中西方企业的理想制造基地。
2. 中国将投资转向新兴市场
中国企业也在积极应对中美脱钩带来的风险，通过在新兴市场增加投资来多元化其生产基地。墨西哥成为中国制造业和物流业的首选目的地之一，未来两年预计五分之一的新企业将是中国公司。同样，中国电池巨头宁德时代在匈牙利的大型投资项目也展示了中国通过经济联系来巩固其在欧洲的影响力。
3. 去风险化使一些国家成为中介
去风险化的另一个副作用是供应链的延长。越南便成为了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尽管西方公司试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实际上许多产品仍通过越南中转进入美国市场。越南对美国的出口额显著增长，同时其对中国的进口也在同步增加。这表明，尽管名义上减少了对中国的依赖，但实际上供应链变得更加复杂和延长。
4. 关键原材料供应商之间的竞争
玻利维亚、阿根廷等国家正在利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从全球对关键矿产的争夺中获益。中国和西方公司在这些国家开展了多项合作项目，例如阿根廷的Cauchari-Olaroz锂矿项目。这些国家通过让不同的投资者竞相出价，能够获得更好的交易，包括技术转让、贸易协定和优惠融资。
5. 新兴国家寻求新的非西方金融捐助者
巴西的例子凸显了新兴经济体在寻找新的金融支持者方面的积极性。巴西在遭遇自然灾害后，金砖国家的新开发银行迅速提供了大规模援助，而西方国家的援助相对有限。新兴经济体越来越多地转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以获得更具竞争力的融资条件。
最后作者表示，在中美脱钩的大背景下，那些能够在地理位置、劳动力素质和国际关系上占据优势的国家，尤其是那些拥有大量关键原材料储备或能够吸引双方资金支持的国家，将成为这场全球经济重塑的赢家。然而，这也意味着只有少数新兴经济体能够真正受益，而大多数国家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经济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警告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显，因为全球经济重塑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挑战将不断增加。
三、国安法后，香港在“威权法治”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
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律中心研究员黎恩灝 (Yan-ho Lai) 近日在中国民主季刊上撰文，详细分析了香港独特的“威权法治”。他指出，“香港的法治，先天缺乏民主体制支持，本身已经脆弱。英国殖民统治香港时期带来的威权式法律，加上中共接管香港后的威权统治，尤其是实施国家安全体制后，令香港的法治发展，依循当代威权及半威权国家的轨迹， 一直向‘威权法治’(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 的路径发展。”
他指出，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许多针对反殖者的威权法规被引入，并赋予行政机关广泛的权力。1970年代之前，香港法治状况堪忧，殖民政府也引入限制政治自由的法律工具。六七暴动后，港英政权通过立法增加对公共秩序的控制，但同时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改善了民生和社会公正。然而，港英政府并未完全实现民主自由，法治更多地是被用来维持殖民统治。
他引用民主化研究的观点，表示法治与民主制度密不可分，缺乏法治会导致专制和威权。然而，威权国家的法律和司法往往为政权服务，以巩固权力。研究表明，威权政体通常会保留司法机关的某种自主性，既塑造法治形象，也使法院成为巩固政权的工具。
中共在1972年将香港从联合国的殖民地名单中剔除，使香港人无法推动独立运动。1980年代，中英双方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中共反对“三脚凳”式谈判，强调香港问题是中英两国事务。中共在《基本法》中承诺保留香港的自由和司法独立，但事实上中共通过释法等手段削弱了香港法院的权力，使香港司法受制于北京的政治意图。
2020年，中共通过“港版国安法“，涵盖“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等罪行，引入新的国安机关，赋予行政长官极大权力，削弱司法独立。国安法实施后，当局拘捕大量异见人士，压制公民社会和媒体。香港的法庭在国安案件中往往偏重行政定性，忽视国际人权标准，导致公平审讯难以保障。
因此，香港的法治体制因殖民遗留的法律和中共的威权统治，已经发展成为“威权法治”。无论是殖民统治者还是后殖民政权，都利用法治语言和制度包装，扩充行政权力，削弱司法独立，限制基本人权，打压反对势力。
在后殖民年代，港府和中共不断矮化香港法院的角色，激活殖民时期的高压法律，巩固权力。2020年中共实施《港版国安法》，建立国家安全体制，进一步削弱司法独立，打压民主运动，令香港的法律体制逐渐与中共的法律意识形态接轨，未来法治发展令人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