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授几年前开始公共表达的时候说：到远方去。
我能理解那种心情。现实的逼仄、乏味，让人感受到某种禁锢。
去年我去哥大访学之前，就看到劳教授去了加拿大。有人在网上说她“润”了，她有一次回答：就是访学而已。
但是很多人没有记性，或者想故意制造一些话题，就传说“劳教授润了”。有些人就是造谣，有些人是“逻辑推理”，而有的人则认为，那么敢说话，一定是不回来了。
我认为这种氛围本身是奇怪的，也是可悲的。
但是这种气氛又是真实存在的。我到纽约的第一顿饭，好朋友就告诉我：你要是想留下来，就要早做准备啊。
我完全没有任何准备，只带了一个行李箱和一千美金，因为我没有任何想法。
而且我认为利用访学的机会留在那里，有点可耻。一个朋友劝我：真想留的话就无所谓，邀请你访学的人会理解的。
我想到已经八十岁的黎教授，他帮助过很多中国人“留下来”，他的目光总是充满悲悯，他懂得一切，也原谅一切。
但是我自己想做一个清澈透明的人。开始的时候，我总是回应“我考虑考虑”，后来就彻底坦白了：“我要回去。”
回来之前和黎教授一起吃兰州拉面。他说：很多人都很悲观，你是我见过的唯一乐观的人。
——也许我才是真的悲观呢。
我明白劳教授想留在加拿大没有多大困难，如果真的留下也完全理解，应该祝福。但是当她说“我已经回国”时，我也为发自内心地为她高兴。
我想告诉她：真正的远方，也许就在脚下。
这是我最近的感悟。回来后，我认真经营自己的小书店，发现它是一个无比丰富的世界。就在眼前，但它有那么多动人的、荒谬的，甚至是危险的东西。
昨天林垚来到书店。在炎热的晚上，书店外面的坝子上来了六七十人，安静地听林垚讲“远方的故事”。
我说“真正的远方”就在脚下，并不是项飙所说的什么“附近”，而是要在现实的土地上进行“创造”。
所以得知她并没有“逃离”，对她的钦佩会多一分，她说的一切也更可信。
如果“自由”是好的，创造自由就比享受自由更好。对一个法学教授来说，还有什么比帮助别人实现正义更重要呢。
要实现它，而且亲手去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