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是个农村妇女，过了2025年，她就57岁了。
她的名字叫稳，可2025年是她最不稳的一年。这一年，我妈失业了4次，干过5份活儿，最长的干了5个月，最短的1天。她说今年尤其难，不是她觉得自己难，是大家都难。
自从我妈失业后，我家狗都瘦了。
我妈没失业时，我家狗日子过得不错，顿顿有肉，没肉也有肉汤。那时，我妈在县城饭店上班，洗碗、择菜、做面点，她都干，每个月3200元——是她这大半辈子拿过的最高工资。每天下班，剩下的鸡鸭鱼肉不少带回来，偶尔我家狗也能吃上牛排、老鳖、鲍鱼。
这饭店不大，但来的客不孬。我妈沾饭店的光，见过形形色色的贵客，我家狗跟着沾光，吃过贵客们吃过的山珍海味，所以也混个肚儿圆。客们多剩点儿，我妈就多带点儿，后院养的鸡、前堰养的鱼，都能蹭上顿好的。
偶尔回家，我还能看见池塘边泛着油花儿，狗盆里剩着棒骨。我妈说，它们吃得比我们好。我妈在这儿干了三年半，家里的狗、鸡、鱼，也跟着滋润了三年半。
好景不长。从2024年秋天开始，饭店的生意差了，翻过年，更是一天不如一天。生意好时，我妈一次包四五百个包子，只管一周；生意不好，包子也不敢多包。我妈每天照常去上班，坐在那儿跟服务员大眼瞪小眼，干熬，工资照领。
但这么下去，老板撑不住了。有一阵，工资拖了3个月。管事儿的说，熬到8月份，情况不好转就关门。原本，我妈很知足，想着再干两年，攒个十万八万，老了也不给我们增加负担。
不巧，邻市某县有干部违规吃喝出事儿了，一个当官的酒后死亡，全国通报批评。5月份，我妈就提前失业了，我家狗的好日子也到了头。
黄昏，我家狗在屋顶。豫广/摄
3200元的活儿没了，只能再找，但餐饮业不景气，活儿不好找。我妈当了大半辈子农民，自打我高中毕业，她就少种地多打工，炸油条、洗床单、包包子，都干过。她还扫过厕所，我最近才知道。
干来干去，我妈还是觉得干餐饮好。家里的饭，都是她做；厨房里的活儿，她熟。她的厨艺，在村里出了名；好多人吃过她炖的鱼，都说比县城大饭店厨师炖得好。只是“禁酒令”下，县城的餐饮业跟猫冬似的，一家一家关门了，她想打杂，没地方去。
一连几天，她骑着电动车去城里找活儿，一无所获。闲下来，她心慌、心焦。村里人常说我妈，“小稳啊，你算是不识闲。”我妈笑一笑，不说话。
我劝她，没活儿干正好歇一歇，养养身体。前几年，在一家包子铺，她久站总发晕。到了这年纪，都不容易。有一次，包子铺老板娘直接在她面前倒下了，她吓惨了。去年有一阵太累，胳膊疼得抬不起来，她四处找膏药贴，找药酒抹。
5月底，在郑州打工的亲戚跟我妈说，那儿有包子铺招人，包吃包住每个月能挣5000块。在外一个月，顶在家两个月。我妈心动了，一个人坐车去了。活这么多年来，她头一次去郑州。
2025年5月，我妈在郑州。妹妹/摄
我妈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水平，用她自己的话说，“大字儿不识几个”。在县城转悠，她都能迷路。她人老实，话不多，按年轻人的标准，算“I人”“社恐”。她去过最远的地方是重庆，去见她亲家。除此之外，过去57年，只离开过县城两次。
头一次，我妈还是个二十出头没出嫁的姑娘。赶上八九十年代外出务工潮，村里许多年轻人都打工赚了钱。她心动了，不顾家人反对，去了“中国箱包之都”——河北白沟。她没技术，就去餐馆洗盘子，爱发酒疯的厨师总欺负她，受不了，回了老家。
等后来结婚生子，我妈就被捆在了老家的土地上。她跟我爸刚结婚那会儿，家里有账。我妈常说，有账不怕，慢慢还，人就怕懒，一懒百事不成。于是，种菜卖菜、种瓜卖瓜、种粮卖粮。土地的回报不大，但能养家糊口，我渐渐大了，她渐渐上了年纪。
我妈第二次离开县城，是十多年前，我爸去洛阳工地干活，她去给工友们做饭。那会儿，妹妹刚2岁。现在，妹妹20岁，我妈才第三次离开老家。
以前，我妈会说，去大城市，她等于是个瞎子，路都找不到。现在，她敢去郑州，有一半要仗着妹妹在郑州上学，能接她、带她、送她。在郑州，妹妹就是妈的嘴巴、眼睛。妹妹教妈如何坐电梯，领妈认路，从员工宿舍去包子铺的路都走了好几趟。
妹妹带妈去包子铺面试，店员让妈试着包，妈包得慢。面试完回职工宿舍，店长打电话来说，“她啥也不会”。听到这话，我妈心里就有数了，这地儿让她干她也干不下去，店员说这话没安好心。店长心善，容她在员工宿舍住一夜，她却连夜卷铺盖离开了。
头一次来郑州就碰了壁。郑州太繁华了，车多楼多人多工资多，好是好，但跟我妈大概只有一面之缘。“来看看，死心了。”她路过一条街，头一次见餐馆绵延几里地，开了眼了。她坐地铁，说现在的人真聪明，火车能在地下跑。她吃一碗面，说在老家能买两碗。
2025年5月，我妈离开郑州前。妹妹/摄
回县城，她也找到一家包子铺，工资追不上郑州的一半，不包吃住，每天4点20分起床，从乡下骑半个小时电动车才能到，她也愿意干。
在这家包子铺，我妈只干了两个月就走了。
去的头一天，我妈看出老板是个懒人。店里冰箱、吧台上的污垢都结痂了。我妈看不下去，拿钢丝球和清洁剂狂刷，把店里刷得干干净净。老板却是个抠门的年轻人。正好赶上河南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忙起来汗流浃背，店里没空调，风扇坏了也不修。
搭班的人说，“他一年到头连一顿肉都舍不得买。”有没有肉吃都不要紧，最要紧的是，我妈觉得这老板“说话不算话”。刚来时，老板承诺，每天做够40斤面的包子，日工资加10元，做够50斤面的加20元。等她和搭班的伙计做到，老板再也不提这事儿，我妈也没吭气。
要走的心，从那时起就定下了，但之后，她就成了在县城漂着的人。
以前搭班的厨师请我妈去另一家包子铺，月薪3000元。新包子铺刚开业，八九个员工，人际关系复杂，我妈听说店里有老板的前丈母娘和现丈母娘，二人都想说话算数，她就不打算继续干了。
我妈发现，干同样的活儿拿同样的工资，有人就喜欢欺负老实人，老实人总是要干更多的活儿，受更多的气。我妈就是那个老实人，不擅长搞关系，日子过得简简单单。以前当农民，她只会跟土地打交道，土地不欺负人，现在打工学着跟人打交道，但人欺负人。
我妈不化妆，不戴首饰，不凑热闹，不赶时髦，最时髦的事儿是年轻时在手臂上刺过一个字——忍。她就是这样的人，啥都忍，有亏自己吃，有苦自己咽，有累自己受，有痛自己忍。好多事儿都搁在心里，不争不抢，吃了亏也不声不响。
我妈就是这样的性格，这辈子也改不掉，到哪儿都容易受气。于是，她像个鸵鸟，遇事就把自己缩起来，或早早知难而退，不做不擅长的活，不接近带刺的人。
其实，我妈很挑，挑活儿，挑老板，也挑搭班的人。但形势不许她挑。到了2025年下半年，工作比上半年更难找了。自从离了包子铺，有一阵子，她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活儿干。急。实在不行了，她打电话去问抠门的包子铺，结果她腾出来的坑有新人填上了。
2025年10月，我妈跟我在县城。妹妹/摄
县城里，张贴“旺铺出租”的门面越来越多，路边摆夜摊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早些年，她还盘算过自己开个餐饮店或摆个地摊，现在关门的店多了，她也不再有这种念头。
我妈信命，她说，她这辈子都是下死力的命。她后颈脖上长了个“猴子”，其实就是皮肤上长个肉球，不知道她从哪儿听说，那是个“猴子”骑在她脖子上，这样的人，一辈子是劳碌的命、干活的命，翻不了身。她好像信了，也认了，像个停不下来的陀螺，没人抽也转。
我妈让我意识到，活和活，原来是一个字儿。这就是她的活法。
她去街上找活儿，从别人的招工条件上才发现，自己到了没人要的年纪。许多招工的都写明，年龄不超过55岁。我妈57岁。新世纪刚过去四分之一，她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尽管57岁，我妈觉得自己还能干，啥时候干不动了另说，但在别人眼里，她老了。她没有服，也没有不服。
有一次，亲戚介绍我妈进厂，给管事儿的谎报了年龄，后来她再去，掏出身份证，这活儿就黄了。县城里招工的厂多，她去看过内衣厂、艾叶厂、红薯加工厂，但许多厂都限制年龄，有的厂要踩机器，她不会。
“年轻人都招不过来，谁要我们这种老太太。”
如今，我妈把自己归到“老太太”那一列去了。她和厂无缘了。她想起年轻时同村外出务工的姑娘，听说她们都赚了大钱，有的在北京好几套房，只有自己还“灰不溜”的。她后悔也不后悔，说人活着是为了下一代，只要我过得好就行。
后来，我妈听说，在那个抠门老板的包子铺搭班的伙计，骑车摔了，辞了工，回家养伤。等养好腿脚又去找活儿，换过好几个地方都找不到称心的，最后只好又去给抠门老板打工。
我妈则托熟人，去了一家小超市，干了一个月零几天，领了2140块回家了。她不得不承认自己老了，超市里卸货搬货的活儿重，她身体吃不消，搭班的人瞅她老实，让她多干活儿。
找来找去，我妈发现，活儿是有，但越来越难干了，比过去干得多，却比过去拿得少。她拿过的日薪，前些年在不断上涨，今年在不断下降。年初，她的最高时薪是11块，后来降到八九块，最低时只有6块。这跌幅，比一线城市房价的跌幅还猛。
2025年10月，县城一辆小车拉满纸板和塑料瓶。豫广/摄
“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我妈说，街上，翻垃圾桶、捡瓶子的人都在变多。
还在包子铺干活时，她常看到一个年轻人骑着摩托，走走停停，在路边垃圾桶里到处翻。她知道，城里年轻人压力更大，房贷、车贷、养娃，睁眼就要花钱，喝凉水都要花钱，一天不干活儿都不行。
她后来甚至想去废品收购站打工，得知收购站老板爱拖欠工资，罢了。她还考虑过跟着亲戚重回县城一家中学，干清洁工——扫厕所，那是爱干净的她曾捏着鼻子干了两个月的活儿，但工资实在太低。
我爸劝她，别折腾了，在家开钓。家门前有一片池塘，他停下手头干装修的活儿，去外地拉回来一车螺蛳青鱼，让我妈在家看管收账。开钓头两天，生意很好，日入千元，比她打工轻松地多，她笑呵呵的收钱。池塘边的热闹没持续几日，生意很快就淡了，她又开始发愁。
我妈说，这事儿她一个人干不了，钓鱼的人来人往，她却不好意思伸出收款码。我妈说，她嘴笨，不会说话，做不了这生意。
2025年11月，乡村的一束野菊花。豫广/摄
入了秋，她还上山打过野菊花。秋天，村里人闲下来，成群结队地开着摩托车、三轮车、面包车，去山里找野菊花。往年野菊花长势好，打回来一天能换300块。今年风不调雨不顺，上半年旱下半年涝，连稻子都在田里发了芽，山上的野菊花也稀稀落落的。
那一天，我妈打的野菊花只卖了70元。打了一天，村里人都不去了。她还是觉得，小餐馆最适合她，没有年龄限制，活儿也都熟。我妈从来不把自己干的活儿称为“工作”，好像她干的都不是正儿八经的工作，只有那种稳定的才能称得上“工作”。
她干的活儿，没有五险一金，也从不签合同。和她一起干活儿的，都是这样。他们从来不求这些，给钱就行。夏天，网上盛传从9月1日起强制大小企业给员工缴纳社保。干这么多年活儿，没有老板给我妈缴过社保，但她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要缴多少，工资就得少多少。
10月底，又有曾搭班的厨师给她打电话，请她去快餐馆帮忙。跟我妈搭过班的人都知道，她话少人勤踏实干净。她去了，发现生意总是差些意思，闲多忙少。她不好意思继续空耗着，白拿工资，干了十多天，跟厨师说“忙了再叫我来”。
厨师偶尔打来电话，还是没什么生意。听说，如果再不行，那家快餐店要准备加做早餐谋活路了。
我妈也闲多忙少，活儿就这么稀稀拉拉地干着。她说，这一年只干了半年的活，少攒一两万块钱。她也很少从餐馆拎剩菜剩饭回家了。
这样的日子，我家那两条狗多少有些不适应。我妈说，最初那两个月，它们很挑食，没肉不吃饭，除非饿不过。后来，才渐渐习惯，但看上去瘦了。这半年没怎么工作，我妈倒是在家里养胖了。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我妈只好每天屋里屋外忙活——给外出干活的我爸洗衣做饭；新开一片菜地种上菠菜之类；在房前屋后捡了不下两千斤柴火，留着过冬烧。
实在没事儿，她就在院子里晒太阳。太阳晒久了，我妈又觉得白白浪费了这好太阳。不下雨不下雪，天又暖和，是干活儿的好日子，但她闲在家里，还是急。
每次打电话，我劝我妈趁机好好休息，我妈劝我早点生娃。我便拿生娃来安慰她，告诉她要把身体养好了，等来年到北京帮忙带娃。我妈喜得合不拢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