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刘律师神交已久，但第一次个人联系应该是在2020年2月L医生病逝的时候。我还在德国科隆做学术访问，他来电很恳切地主张中国将李医生逝世的日子设立为“全民讲真话日”。我认为这是极好的倡议，当然表示支持，只是我坚持将2月6日设为“中国言论自由日”更好。后来我们各自提出了大同小异、殊途同归的倡议。之后，在荣伟先生的“思想者沙龙”群里又遇到书庆，不时能从他的高见中受益。我的印象是，他不只是一位严谨的律师，也是一位很有创见的思想者。
拿到这部书稿的时候，我首先感到的是一种久违的阅读快感——不是那种激扬文字带来的愉悦，而是直白、较真、时常带有保留的所产生的冰水般的清醒。
书庆把自己比作刺猬，借用那句西方谚语：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猬知道一件大事。我的理解，他的那件大事就是法治与政治伦理的应然状态。翻阅全书，你会发现他对这件大事的坚守：无论话题从哪里起跑，落点几乎总是同一个地方——公权力应当被限制，个人权利应当被尊重。这句话在他不同的文章里用不同的方式说了无数遍，不厌其烦，仿佛一个在露天广场上反复重申同一道算题的数学老师，坚信只要把题目讲得足够清楚，学生终究会明白。
作为一个长期研究宪法制度的学者，我读这本书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对照感。学院派的宪法研究习惯于在规范与现实之间划一道界线：文本“应当”如此，现实“实际”如此，两者之间的落差正是学术的张力所在。书庆的写作则是从那道落差的另一面进入——出发点不是文本，而是现实，从法庭、从被告的拘留室、从病人被挡在医院门口的那一刻，反向追问：那个“应当如此”的应然状态究竟在哪里？
这个路径有其独特的认识论价值。宪法学善长分析制度设计，却容易使人忘记，制度的意义是被具体的人在具体的处境中感受和检验的。书庆代理过的许志永案、庆安枪击案、“女权五姐妹”案以及无数个以口袋罪“寻衅滋事”为名的案件，每一个都是制度被扭曲运用的样本，也都是制度应然状态被遮蔽的现场。他对法治的理解不是书斋里的推演，而是从法治实践的现场里蒸馏出来的。
本书在结构上分为三编，分别命名为“刺猬的慢思考”“刺猬的絮絮叨叨”和“刺猬的金刚怒目”。题目自嘲，文字却并不轻盈。读下来，我以为全书最具学术分量的是第一编收录的几篇长文。其中关于川普与“简中自由派”群体的系列文章是我读到的中文世界里，对这一现象最冷静也最有穿透力的分析之一。作者的切入点不是川普本身，而是简中异见圈对川普的情感投射——把一个在2020年选举失败后试图颠覆宪政秩序的政客，包装成威权对抗者的叙事。他把这种包装定性为“双标”：在自身处境中和在美国语境中，对同样的行为使用了截然不同的价值尺度。
从宪法学视角，这个观察有其深刻的制度意义。宪政体制的核心从来不是某个领导人的个人品性，而是约束所有人的规则框架。一个人如果真正认同宪政，就必须对任何试图绕开或颠覆这一框架的行为持一致的批判态度，无论行为者的政治立场是否合乎自己的好恶。简中圈对川普的选择性豁免恰恰折射对宪政本身的工具性理解——宪政不是原则，而是为我所用的话语资源。这种工具性理解在中国大陆的政治文化土壤里有其深刻的根源，而书庆的难得之处在于他愿意把这面镜子举起来，对准自己所处的圈子。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他关于全面社会危机的长篇分析，把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后果、年轻一代权利意识的觉醒、经济下行压力与政治管控逻辑之间的恶性循环，编织成一个相互咬合的结构分析。其视野宽阔，论证扎实，在时评文体裁中相当罕见。其中有一个判断构成全书的核心论断：权利的匮乏不只是道德意义上的不正义，更是经济意义上的生产力破坏：“凡是进化到宪政民主的国家，成为发达国家似乎都是顺理成章的”，而那些陷入发展泥淖的国家几乎都存在制度没有进化的短板。这不是一个浪漫的政治哲学命题，而是一个可以被历史数据反复检验的结构性观察。
当然，从宪法学的职业视角，本书对某些问题的处理可以更加深入。譬如全书对“法治”的论述有时游走于自然法意义上的实质法治与实在法意义上的程序法治之间，二者在某些论证节点的切换并未得到充分的明示。这在面向普通读者的时评写作中或许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涉及“不服从不义之法”的讨论时容易造成论证上的松动。法学意义上的公民不服从有其严格的理论边界与正当性条件，在说理时值得更审慎的处理。此外，书中对程序正义的讨论多以实体正义为参照加以批评。这一批评固然揭示了程序合法却内容不公正的制度困境，但如果进一步推进，还需要面对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缺乏实质正义共识的社会，程序正义是否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立价值，乃至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迈向实质正义的必要前提？这个问题的答案未必会改变作者的立场，但更深入的阐述会使论证更为完整。这些意见并不构成对本书的根本性批评，而只是一个读者希望与作者继续对话的起点。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这本书的写作处境。书庆在自序中引用汪遵的一句诗作为题辞，或许表达了自己的心境：“灵均说尽孤高事，全与逍遥意不同”，意思是屈原（灵均）表述了自己的远大志向，渔夫却只想过逍遥自在的生活。但在公权肆虐的世界里，哪来的逍遥生活呢？这本书里没有逍遥的文字。全书洋洋数十万字，写的都是沉重的事：被吊销执照的律师，被关押的良心犯，被国家机器碾碎的普通人，以及那些在管控型体制下正在流失的自由空间……作者本人早在2015年就被实际剥夺了律师执业权，此后历经多次打压，仍坚持写作至今，且文字越写越长，思辨越来越深。普通人追求的逍遥自由的生活，只是在这些沉重的叙事得到有效回应之后才有可能。
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写道，即便在最深的黑暗里，仍然有人试图在恐惧中战栗前行，重建对公共政治的关切，重申公共政治的基本伦理。书庆在自序中引用的这句诗不仅是作者自我激励的来源，也是这本书的读者应当领会的语境。在一个把正常的政治伦理说出来都需要付出代价的地方，坚持一遍又一遍地把它说清楚，本身就是一种孤高不凡的勇气。这本书也因此值得被认真阅读。
是为序。
张千帆
2026年5月于北京大学陈明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