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What Do China’s Workers Want? – Room for Debate Blog – NYTimes.com
译文：《纽约时报》辩论会：中国工人想要什么？
发表时间：2010年6月13日 7:00 pm
译者：@xiaomi2020
校对：Andy
最近几天，中国工人的工作条件已经得到了外界的密切关注，这和本田工人的罢工及富士康的连续性自杀或自杀未遂事件的进展相关。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外包供应商，其员工自杀事件部分地与工作压力有关。作为回应，富士康与本田公司都提升了员工的工资，但罢工却蔓延开来。上周末，位于中山的本田汽车配件厂的工人举行罢工，工人要求获得组建独立工会的权利，与此同时，在至少另外五座城市也发生了外资企业员工罢工的事件。
玛丽·加拉格尔 （Mary Gallagher），政治学教授
张彤禾（Leslie T. Chang），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打工妹：变迁中的中国，从农村走向城市》一书的作者。
中国的这三十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人口迁移的三十年；这些流动着的人本身也在改变。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从农村走出来的那些农民工，他们通常都是为了给农村的老家带回去先进，满足回家盖房子的愿望而走出农村。
“新一代农民工要求得更多，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的抗议就会更有组织性。”
在城市，这些农民工是按季节上工，他们接受最底层的工作；他们的立足点还是农田，在播种和收获这两个农忙时节都会回老家帮忙。当赚了一些钱之后，他们便回到农村。
而对于新生的一代，移居已经成为他们通向更美好生活的一条道路。他们比上一代更年轻，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他们离开农村的驱动力与其说是乡村的贫困，毋宁说更多的是城市的发展机会。
他们羡慕城市的生活方式；一名初来乍到的农民工经常会把第一个月的工资花在买一部手机上，做个流行发式；他们对工作斤斤计较，对体力活避而远之，而青睐于能够学到技能并有 晋升机会的工作岗位。
他们要比他们的父辈更有抱负，满足感却更少 。一项研究显示：90年代离家打工的农民工有12%对他们的生活状况表示满意，相比之下，比他们早十年外出的一代的满意比例达到了27%。
尽管新一代农民工的要求更高，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的抗议就必然会更有组织性。中国工人首先是实用主义的，而参加大规模的示威对他们来说显得太冒险，受益却不大。
因而尽管工人挑战上级的事件相当频繁，但通常都是个案——对某项不公正决定而与老板争论，或是擅自离开装配线赌一赌是否能获得更好的待遇。而到目前为止他们处理不满最通常的做法还是一走了之。
我在中国南部城市东莞对打工族进行了为期三年的采访，当地员工的流动程度之高让我惊讶不已，而这正是我所知道的每一个人的生活常态。吕清民，我书中描述的两名打工妹当中的一名，因为讨厌自己的老板就换了工作，而另一名则是为了逃避想要娶她的男朋友。我们不该假定每一个农民工都会反抗——更普遍的是，（在发生冲突时）走人的冲动盖过了任何其他的想法。
我们不该把最近发生的一系列自杀事件看作是对工厂工作条件的抗议，这一点非常重要。根据我的经验，工人最大的压力来自于人际与情绪困扰，而非工厂内部的工作条件，（这样的工作条件）工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并觉得理所当然了。
工厂可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背井离乡来到都市的年轻人，第一次学着去和同事、室友和老板打交道，在一个物质化的、有着自由的男女关系、人际关系迅速变化，以及极度寂寞的社会当中不断调整自己。 他们面临家庭对他们的要求，而他们自己对新生活却知之甚少。正是这些因素制造了整体性的压抑环境，于是自杀似乎便成为少数人逃避现实的唯一通道。（而有些人）将这种绝望的行为简化为对工作环境的一种抗议，这是对人性以及其复杂性的一种否定。
范芝芬（C. Cindy Fan ），加利福利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教授，社会学系副主任。著有《变化中的中国》及大量文章。
示威在中国不是新鲜事。每年的官方档案都记录了成千上万起这样的事件，而实际数字可能更高。而让最近的这次罢工与众不同的是，管理层在劳工的要求面前做出了让步。
“中国的工人承担着苦工的角色，薪资极低，工作条件恶劣，这种情况已经持续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了。”
作为对工人不满的回应，本田和富士康公司都已决定将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此消息一出，其他工厂——这其中包括深圳的一家电子设备厂和湖北的一家纺织厂——的工人也有样学样地跟着开始罢工。
这是新一代中国工人么？我是这么认为的。今天的年轻人，包括那些来自农村的都要比他们的父辈更精明，也懂得利用他们自己的优势。比方说，自2004年以来农民工开始在东部沿海城市挑选工资更高的工作，这甚至给中国南方一些地区造成了劳工荒现象。
同样的，今天的年轻工人认识到罢工是一张有效地议价筹码，他们比上一代工人更愿意走上街头表达不满。但说这些年轻人正在孕育一场中国的劳工运动，这还言之过早。
另一方面，在过去的近30年里，中国工人出卖劳力，不仅薪资极低，而且工作条件恶劣，基于这样的现实，现在工人的这些要求早就应该实现。举个例子说，富士康的工人生活在大型 的工厂宿舍中，每天重复上千次的单调作业，受制于严格的工作纪律，没有自己空闲的时间，甚至不与工厂大门之外的世界发生联系。
对于富士康最近发生的一些自杀事件，“只工作不玩耍，聪明孩子也变傻”这句俗语或许正好描述了他们的生活境况。另一方面，也有迹象显示工人们希望能得到重视，代表他们的机制也更有效，这种情况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存在，而这可能会为劳工组织更深层次的改革开辟道路。
同样发挥作用的还有中国及中国政府对自身的重新定位，中国正在积极寻求途径，以求将本国经济结构在科技/技能的梯队上上一个台阶，这或许意味着血汗工厂的成功模式或许将要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
同时，中国还正在快速成为“世界的市场”并积极地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投资。从政府的角度来说，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相对于之前的领导人—— 对工人和穷人表达了更多的同情，鼓励推行《新劳动法》，对罢工这些社会问题的报道态度也更加开放。
黄亚生（ Yasheng Huang）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国际管理学教授，著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中国工人，就像其他地方的工人一样，想得到更多的钱，这一点很明确。但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二十年中，中国工人是输家。
“改变收入结构是和一大堆政治与经济问题纠缠在一起的。”
从表面上来看这种说法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在出口领域创造了数以千万计的工作岗位。但创造就业机会是一回事，谁从中受益是另一回事。
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83年的57%下降到2005年的仅仅37%。（这一比例自那时起就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这就是说，中国数以亿计工人（的劳动收入）与政府和公司（的收入）失去平衡，而后者按人头计只是中国大量人口的一小部分。
很多的西方经济学家为“中国奇迹”摇旗呐喊，但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这一奇迹要远比看上去的暗淡许多。现在，工人想要从经济发展中获得他们应得的一份，他们不仅完全有这个权利，而且在道德上也占据着制高点。
我相信，提升工资早就应该兑现，而中国政府终于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这也值得赞赏的。尽管如此，这一过程中充满了各种风险，首先，工资增长的滞后现象并不仅限于富士康和本田公司。
事实上，这两家工厂的薪资水平要比中国工厂的平均水平高。（低薪）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而且毫无疑问的是，其他工厂的员工也会提出相似的加薪要求。一种理想的情况是：工资的增长幅度与GDP的增长幅度一致，既不大幅度滞后于GDP增长（如过去二十年的情况），也不会大大超出GDP增长幅度（或许如当前的情 况）。
而风险就在于，当前的中国政府突然就面临着政策转移，从抑制工资水平转为积极推进提高工资水平的政策。这种突然的剧烈震动不是最佳方案，因为中外之间存在大量长期的供应关系和业务，而这些都是按照之前预定的工资水平来设计的。 经济上要求工资水平的逐步增长，但也许政治上不会容许。
有些人主张说：在生产成本当中，因为美国公司在劳动力所占的比重很小，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对此忧虑。这是大错特错。在成本结构当中，美国公司本身的劳动力成本所占比例也许不高，但他们的供应商——以及供应商的供应商——就不是这样了。美国公司虽然处在食物链顶端，但它们对处于底端的，劳动力密集性的企业的依赖程度却很高。
贯穿整个供应链的这种连锁效应，将会对现存的业务模式以及供应链都带来巨大的影响。有些商业权威人士声称，所谓的中国优势并不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而在于供应链，并非如此。因为供应链本身就依赖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如果涨薪的整个过程没有导致大面积的劳动力市场动荡的话，重构工资结构的潜在好处非常巨大。美国公司应该开始想想如何开辟中国市场，而不仅仅是把中国当成生产基地。同时，如果广东的劳动力成本增加，而促使企业把产品生产转移至内陆地区的话，那么这些地区的工人就能够同时享有家庭生活和工作。
这是最好的情况，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工资的增长要在一个可持续的基础之上而非短时期基础之上，并且这种过渡得是有序的。
张丽佳（Zhang Lijia），《社会主义好》一书的作者。
富士康员工的自杀，本田和其他外资企业持续的罢工潮是对呼吁援助的呐喊。在深圳富士康工厂内部，40万工人似乎并不缺乏他们所想要的一切：食堂、诊所、 图书馆、娱乐以及运动设施。
“这些工人更有经验，对生活也有更高的期许。”
这让我想起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所工作过的国营火箭厂，在那里你能够享有很多的社会主义福利， 但同时也会对你的生活进行约束：不准涂口红，不准烫头，进厂三年内不准谈恋爱。
人们经常问我情况是否有所改进，很难说，因为严格的规定和限制依然存在。富士康的工人如厕时间只有几分钟，也很少允许与同事聊天。为了维持生产线的运转，他们必须轮班工作12个小 时，这使得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来使用工厂的便利设施。
而当地政府，因为这些工厂能纳税而容忍某些违反劳动法的行为——用中国的俗语来说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着时间推移，外国与私人投资将中国的沿海地区变为世界工厂——甚至有的是血汗工厂，而关键的工业部门则仍然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在这些国有企业里，他们的员工通常都享有良好的工作条件。
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工人受到 了更好的教育，他们更有经验，谙熟于网络，对生活也有更高的期许。这些工人因为对他们自己的权利更有意识，因而不再甘于被当成机器。在富士康的系列自杀事件的冲击波席卷整个中国之际，本田发生罢工，这不仅仅是巧合而已。对于一个过来人，我忍受过工厂那种非人的生存状态，对那些抗议的工人感同身受。他们的动 机也许是经济上的，但从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他们同时也是在争取做人的权利，得到别人的尊重。
玛丽·加拉格尔（Mary Gallagher），政治学副教授，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工人抗议的历史悠久，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工人罢工与游行是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无论是工人，还是雇主都没有有效的公共机构代表。”
在1990年代初，日本和韩国设置在中国沿海开发地区的工厂都爆发过“野猫式罢工”1， 抗议其的主题是野蛮的管理方式，那些罢工加速了中国在1994年推出第一步劳动法的步伐。在将近十年之后，国有企业的重组让数以千万计因此而下岗的工人抗议改革。
而最近的这波抗议潮又有了两个新因素的推波助澜。首先是工人对他们在工作地的合法权利意识的提升，比如控告雇主的权利；其次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日益紧张，工人议价能力有了提高。但有一点还没有改变：政府处理劳资纠纷（labor unrest）的方式。
当前，工人和雇主都没有有效的公共机构代表。大型的雇主，比如像本田和富士康这些的公司，它们或许可以处理此类事件，这是因为它们是跨国公司，拥有大量可以利用的手段和资源。（虽然它们受到了媒体和公众更多的监督。）
但中国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小公司，它们面临劳资纠纷时又该怎么办呢？当前当地政府所能做，也只能是派遣一支公务员小组，以及由当地政府控制的工会代表，让他们在工人与雇主之间进行斡旋和谈判。最终罢工工人会得到部分他们所要求的，而罢工领导者通常会被处罚或开除。出现暴力场景也不鲜见。
但共产党对这些群体，尤其是对工人们建立独立组织还是保持着抗拒。只要经济还在继续发展，我猜，在劳工短缺以及权利意识日益彰显的工人们的压力下，以及在政府继续全力解决罢工和游行事件的努力下，这种独特的解决方案会逐渐调整劳资关系。
但情况也可能完全不同，稳定局面会被打破。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由更大范围内经济状况的恶化所引发——比如通货膨胀肆虐将最新的工资增长化于无形；或是欧洲市场的低迷或者美国的二度 衰退而导致出口领域的再次崩溃；又或是国内房地产泡沫引发的债务危机。我们应该记住：中国政府实现了自1991年起至今的“社会稳定”，但前提是经济的快速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