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杂志：裴敏欣：中国的政治意识苏醒了？

中国时下的劳资纠纷在许多人看来，只是劳动力市场对外企薪酬过低的反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输往沿海出口加工区的超廉价农村青壮劳动力减少了，因此他们议价能力也更强了。

但是，仅从经济角度看待最近中国出现的这些自信的工人，就会忽略其背后更宏观，也是更有意义的政治语境。因为，中国公民社会的政治意识正在广泛地重新觉醒，而劳工运动仅仅是冰山一角。

多年来，西方观察家们一直为中国政治变革的停滞而感到沮丧。现代化理论预言：快速的经济增长应有助于政治制度的自由化，但1989年以来，这没有在中国应验。直到现在才有了改变。

除了那些冒着失去工作和人身安全的危险参加罢工的打工者，其他形式的公民运动以及草根阶层的政治自信也在中国出现了。

这一次方兴未艾的政治觉醒，其有趣之处在于其表面上的非政治化。参与者在这些行动中没有呼吁民主和自由，而是把目光集中在与他们切身相关的经济利益、财产权和社会公正。举例如下：他们反对政府建立污染企业、无偿强占农民土地、强行拆迁城镇居民的家园。在中国的平面和网络媒体中，批评政府的政策以及它在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正义方面的表现，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当然，这些公民运动表面上的非政治性使得中共更难对它们实施暴力打压。

激发政治意识的重新觉醒得益于几个有利因素。很显然，信息革命——经济现代化的直接结果——推动了社会价值观的转变，并降低了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本。它还放大了这些行动的政治影响力（甚至鼓舞了他人的模仿行为）：倘若没有网络和手机的帮助，最近这些劳资纠纷的传播之快将是难以想象的。。

人口流动性的加强是另外一个因素。随着普通民众有更多机会比较中国各地的差异，他们越发意识到自己身边的政治与社会不公，并越来越难对这种不公忍气吞声。

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说：中共自己的平民化说辞提高了中国社会的期望值，而且，讽刺的是，1989年以后北京政府的许多曾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政策也因此而丧失了合法性，比如讨好外国企业、为增加投资减少社会开支、迫使数千万中国百姓做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低薪，丧失土地、住宅，为经济发展“做贡献”）。 如今，中国政府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它抬高了人民的期望值，另一方面满足这些期望要以经济上的高成本（更高的再分配和社会福利）以及政治上的高风险（民众更多地参与政治）为代价。

中国公民社会这一迟来的政治觉醒将将造成深刻的影响。在经济上，这将导致中国政府更难以继续推行为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惜一切代价的“后天安门战略”。 在政治上，这也许会加剧精英间的分裂，因为他们中一部分人可能试图利用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实现其个人政治利益。

精英间的团结对一党制政体至关重要，最高领导层内部的任何分裂都可能造成连锁反应，破坏稳定。此外，如果中国国当局不能平息近来外资企业里的劳资纠纷，不满情绪就可能会蔓延到其他行业的工人当中（最有可能的是建筑业和采矿业，这些行业的工作环境危险，且工资极低）。

虽然政治觉醒的到来令人欣喜地应证了”经济发展带来政治革新”的理论，但我们还不能认为这一新兴的现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专制政治秩序。由于天安门事件以后政府的打压，中国的公民社会缺乏独立的公共道德核心、组织网络和有效领导。大多数挑战政府权威的行动都缺乏协调、组织不利，成了昙花一现。

但如果中共觉得它可以继续用老方法统治中国，那就大错特错了。当下的劳资纠纷以及中国社会中价值观的重大变迁都表明：党治理下的是一个不一样的国家，过去的规则已经不再适用。

作者裴敏欣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兼职高级研究员、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