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5日，张长福夫妻俩站在狭小的院子里，背后是高耸的大楼。

自拆迁风声传出之后，邻里关系每况愈下。张长福说，除了搬去和女儿一起生活的张长友，他和其他几户基本不相往来，“他们（买房人）之间聊得比较多。”

除了张长友不在院内居住，最多的时候，张家大院里一共住着7户人家。这意味着，拆迁来临时，除了张氏兄弟，还有6户人家有各自的利益诉求。

太阳宫乡政府和拆迁公司，更希望张氏兄弟自行面对这6块“烫手山芋”。张氏兄弟说，在为数不多的会面中，拆迁公司问得最多的就是，你的房子腾空了吗？腾空了再谈拆迁条件。但这对张氏兄弟而言，让买了他们房子的几家人无端腾房，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06年和2007年，张长友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家姐妹腾房，都以失败告终。

“我怎么腾空，人家都要房，我怎么给他们（买房人）找房去，把我卖了也不值一个房子。”张长福谈到这些年的经历时，睁大了眼睛，额头上的皱纹越发明显。

谁更着急？

就在张家兄弟和太阳宫乡政府隔空喊话的同时，一条连接三环至四环的市政马路，从张家房屋边经过。2005年开工的曙光西路，原计划2007年通车，但由于张家房屋的存在，直到2008年8月8日才正式开通。顾及到北京城市形象，太阳宫乡政府在奥运会前专门出钱给张家修了一堵新院墙。

“我以为奥运会来了，（房子）搁这儿多影响形象，总该解决了。”刘英说，“一看砌上围墙，得了，更没有希望了，更不能走了。”

张长福和结婚十余年的妻子刘英，是太阳宫乡农工商总公司的待岗员工，每人每月只能领630元。直到两个月前，刘英才去京客隆超市做促销员。张长福每天都要抽一包10元左右的云烟，加上身体不算好，患有神经官能症，经常要去医院，钱不够用，他不得不向以前的邻居老赵借了十来万元。

在等待中，让张长福惊讶的是，“这房价也太邪乎了”。

这几年里，张家周边的房价从2000年的每平方米七八千元，涨到现在的每平方米3万元。张长福很羡慕那些住进新楼房的老街坊。听说老赵的房子交付使用后，他叹道：“嗬，两居室这么大啊，和小三居差不多了。”老赵当初用35万元买下的93平方米两居室，如今价值两三百万元，租给房屋中介公司打理，每个月的租金是4300元。

飞奔的楼价，让张家院子里的人都有些着急，但是，除了北京奥运会和

60周年
国庆这两个重要时段，太阳宫乡政府和朝阳区市政市容委看上去似乎并不着急。由于张家房屋未拆是太阳宫乡拆迁开发的遗留问题，而解决市政马路堵塞，又属于朝阳区市政市容委的分内之事。于是，刘英听到的说法是，朝阳区市政市容委负责解决买了张氏兄弟房子的几家人的问题，而太阳宫乡负责解决张氏兄弟的房子问题。

刘淑萍告诉《南都周刊》记者，去年朝阳区市政市容委找上门，一开始说给二三十万元，她没答应，当天下午就答应每家给100万元。“但这100万够什么呀？现在连40平米也买不了。”

当时，刘淑萍和妹妹提出要求，给她们每家找两套经济适用房的指标，或者是允许她们每人购买两套回迁房。但对方表示，她们没有购买回迁房的资格。谈判破裂。

张振荣也对补偿不满意，“连买个厕所都不够”。朝阳区市政市容委和拆迁公司的人在去年八九月间来过几趟，因为张振荣不是北京人，对方表示30平方米的房子可以给45万元，但张振荣提出要200万，这样可以买一套房子。“因为我是外地的，才要一套房子就搬，如果我是本地的，5套房子都不搬”。张振荣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60周年国庆结束之后，再没有人去找他。

最后，6个买房人中，只有葛宝华和卢明志在各拿到100万元后搬离。

去年9月27日，腾龙拆迁公司也找过张长友。张表示女儿26岁了，符合分居条件，希望得到新纪家园两套两居室和50万元现金补偿，当时对方让他等电话，但等到现在，张长龙说，“都没打来”。

放任不拆的背后

“买卖宅基地的情况多了，为什么别的地方都解决了，这儿就解决不了？”刘英说。

在张氏兄弟和几位买房人看来，政府部门“没有诚意”和“不着急”，因为这个院子开发商用不着了。这片房子位于北京新纪房地产公司开发项目的代征地拆迁范围内，但它碍不着UHN国际村的开发，因为房子正好位于小区最南边楼座约10米开外。

和张家所受到的“礼遇”相比，位于新纪房地产公司新建小区范围内的太阳宫乡十字楼村就没那么“幸运”了。据《新京报》报道，2007年5月8日，村民还在睡梦中，6间平房的门被砸开，房子里闯进来几名壮汉，住户连衣服都没穿好就被架了出来，三四名男子将他们围住，一辆铲车随后将6间平房撞塌。

张氏兄弟似乎并不担心被强拆，他们担心的是，没有人跟他们谈条件。

张长福说，太阳宫乡政府和朝阳区市政市容委的人没有找过他们，他只和拆迁公司的工作人员打过照面。对此，太阳宫乡规划科科长吕英的解释是，政府不能介入拆迁行为，政府只能作为协调人，由拆迁人进行拆迁。

今年7月，《新京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跟进报道此事后，张长福的家里才迎来了拆迁公司的人，但双方谈判并无实质性的进展。

7年之后，太阳宫乡开出的拆迁条件依旧没有改变：仍然是张长福家估价84万元，张长友家估价43万。但张长福不希望“这么多年的罪白受”，要求“给一套三居室，再根据平方米数给个三四百万元就搬。”

张长福开出的这个条件，并没有被太阳宫乡政府和朝阳区市政市容委接受。“如果给他们高了，对其他227户怎么说？住在新纪家园的227个产权人来找政府怎么办？”吕英说。

朝阳区市政市容委更是明确表示：“加快推进滞留户搬迁工作，保护合法诉求，不迁就无理要求并维护社会公平，依法按程序解决，腾路还路于民。”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王卫国认为，“如果当时离开，按照当时的市价。但当时工作没有做好，人家没有离开，现在再让人家离开，只能按照现在的市价。法律的原则就是公平地补偿。”

事实似乎给了张长福一个好的范例。据媒体报道，在北京市海淀区林萃路上坚持了4年之久的徐景明一家，今年4月，与拆迁公司协商出一个令他感到满意的最终金额，并且还能以较为优惠的价格购买一套三居室。

今年1月底，有网友在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上，给北京市领导陈述张家房屋占路的问题。张长福也曾找到曙光西路段的项目经理部，得到的答复是“堵路的事情给你上报了”，但一年过去了，也没个结果。

“在首都这个地方，竟然没有人愿意管，这是很滑稽的事情。”王卫国说。

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才亮认为，这个问题拖了七年，责任不能归咎于被拆迁人，背后暴露出的是政府不作为，漠视公共权利和私人权利。

“在法律上讲，被拆迁人永远是被动的，我住得好好的，你来拆我的，你不拆，我当然住这里了。开发商把UHN国际村项目搞完了，不管道路（代征），降低成本，”王才亮说，“事情很简单，如果这地方是开发商建房子要用的地方，我看政府早就借公共利益的名义把人家房子拔掉。”

“我个人也不忍心，这么大的马路，因为这几间破房子在这儿占着，形象也不好。公共利益我们也很明白，但总不能无条件搬走吧？拆不了我们的房子，（政府）也可以走法律程序呀！”张长友说。

在车水马龙间，平日无事，与邻居又不睦的张长福，就带着5年前养的小京巴狗，在繁华的曙光西路上不停地遛弯。

望着因自家房屋挡道挤成一团的汽车，他有些愧疚，自嘲地说了一句：“现在还来一个我钉子户，你说我这名落得多好，多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