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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一家为苹果(Apple Inc.)和其它电子厂商制造零部件的工厂发生骚乱，暴露出威胁中国“世界工厂”这一地位的种种压力。工厂工人说，冲突起因是工人和保安间关系紧张以及让人压抑的生活条件。 这起骚乱对中国引以为豪的制造业机器的可持续性提出质疑，同时也对努力设法满足新一代中国工人飞涨期望的中国政府构成了挑战。新一代中国工人成年时正值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速度高速增长的时期。和父辈相比，他们不太愿意为国家做出个人牺牲。 周三，数十名接受询问的工人表示，周日发生骚乱的部分原因是，保安严格执行厂区规定导致工人同保安的关系日益紧张。周日的骚乱造成40人受伤，并导致约5,000名警察出动。 一位工人说，有两名工人醉酒打架，结果遭到试图控制场面的多名保安的猛烈殴打。保安殴打工人的场景导致被打工人的朋友叫来其他工人帮忙。不久之后，保安同工人之间的全面对峙爆发。 鸿海精密旗下负责经营这家工厂的富士康(Foxconn)说，没有证据表明保安违反了公司规定。但富士康还说，如果正在进行的警方调查发现违规行为，那么公司将采取“适当行动”。 三名目击者说，加入骚乱的工人越来越多，这些工人后来砸坏窗户并在山西太原厂区内纵火。富士康太原工厂的雇工人数为7.9万人，大致相当于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在美国的雇工总数。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28岁的目击者说，当看到保安殴打工人时他被激怒了。这名目击者向记者出示证件表明他曾在中国军队服役。 这位目击者说，这些工人不过是孩子，发生一些打架斗殴行为也很正常，但保安插手殴打工人就让人不敢相信了。 这位目击者又说，暴力事件发生以来，根本没人直接告知工人此次骚乱的经过，这导致厂区内谣言满天飞。他说警察和保安紧紧盯住那些试图用手机拍照或摄录骚乱过程的工人。 富士康表示，在执法调查结束后会向工人通报这一事件的经过。 尽管在西方少有人知（直到2009年一连串的工人自杀事件使该公司恶名远扬），富士康却为包括惠普(Hewlett-Packard Co.)、索尼(Sony Corp.)、亚马逊(Amazon.com Inc.)和苹果等很多全球大型电子公司生产零部件及组装设备。这家台湾公司成立于1974年，当时台湾商人郭台铭斥资7,500美元创办了这家公司。2012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净利润逾9亿美元。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约有100万员工。上周日的事件是该公司近40年历史中规模最大的斗殴事件之一。 很多工人说，他们之前就与保安不和，尽管双方的对抗从口头的辱骂到暴力肢体冲突严重程度各异，却显示出，中国新一代工人已经不再那么容忍曾被中国大型工厂用在早几代吃苦耐劳的农民工身上的严格、军事化的管理方法。由于适龄劳动人口达到峰值，中国劳动力市场用工紧张，这也意味着工人们挑选工作的余地更大。 一位24岁的王姓工人说，这里没有安全感。他已经在富士康工作了两年。 富士康说，为弥补劳动力缺口和培训工人，该公司从深圳和郑州的工厂调来了大量工人。王姓工人是5月份从深圳调来这里的。他说，工厂保安的态度带着威胁恐吓的味道。他说，一天晚上，他违反规定在宿舍里打牌，被保安发现，保安把他和他的朋友们带到宿舍楼的一楼，威胁说要开除他们。 他说，在深圳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保安有品德。他还说，如果他们很生气，给他们买点烟就没事了。 23岁的女工张明阳（音）已经在这家工厂工作了一个月。她说，她已经因为用自己的员工卡让工友进厂区的大门而受到了批评。当时她和工友走在一起，她说刷一张卡并为工友把着门更方便些。按照规定，员工必须刷自己的卡，就算她的工友向保安出示了自己的员工卡，她们两人也必须在一份有关此事的报告上签名。 其他工人表示曾被呵斥或被打。有两名工人说，以前保安也曾打过人。为确保在加紧生产对客户的成功至关重要的产品（比如iPhone 5）之际不遭遇用工短缺的问题，富士康在涨工资方面一直走在其他大部分工厂的前面。 数名员工说，他们正在考虑辞职，原因是保安太野蛮以及其他一些令人不满的地方，这些因素催生的环境使一场小小的争端演变为有2,000人参与的骚乱。 他们说，生产线上长时间工作（一个班10到12个小时）的压力，近期大量工人从其他地方转移过来，以及眼下国庆长假期间加班时间少让工人不满，都有可能是导致骚乱的因素。 王姓工人说，和很多工人一样，他也感到不满，因为他已经在太原呆了五个月，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深圳。相比更加偏远的工业城市太原，他更喜欢繁华的深圳。富士康表示，同意到异地上班的工人都有回到原来工厂的明确时间表，但劳工维权组织声称，富士康常常只给出模糊的安排，很多工人被迫比原计划停留更长时间。 另一些人说，工厂的规模这么大，出事是避免不了的。（太原工厂没有深圳和郑州工厂大。） 19岁工人刘文兵（音）说，这么大的地方，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刘文兵13岁的时候离开学校，在全国各地做汽车修理工作。 到富士康工厂不到一个月的刘文兵说，上班之后他觉得上当了，因为工资被扣掉一部分，意味着他拿不到想要的收入。他说，除了扣掉吃住费用之外，有时候还会因为其他一些原因被扣工资。 他说，如果还这样乱，我就要走了。他说他在其他地方也可以找到工作。刘文兵说，他平时挣的工资大部分都花掉了，除日常开销外，还从事其他一些休闲活动，比如打台球、到KTV唱歌之类的。 和工厂很多年轻工人一样，刘文兵对厂里繁重的工作没有多大热情。其他人则不像拥有汽修经验的刘文兵那么幸运，他们不得不承认，富士康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因为它名气大，工资有保证，能按时发放。 几乎所有工人（大都不到24岁）都怀揣着梦想，并希望通过进入大城市或存钱来实现这些梦想。很多人说，他们想自己创业，或找到能让自己更独立的工作。 一位20岁的周姓工人说，他是从索尼公司在深圳的一家工厂来到这座富士康工厂的，希望存够钱之后就回深圳去做贸易生意。 老家在山西的他说，之所以从深圳回来，一部分原因就是这里离家乡更近。但他表示自己宁愿回到南方。 他说，深圳的物价要贵很多，但那里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人，出去玩的地方也多一些。

旅日作家、自由撰稿人唐辛子 前几天应邀在网易微博开了个网络交流会，跟国内网友互动，聊日本普通民众如何看待日本右翼，如何看待钓鱼岛问题等。有网友问：说起日本，我们经常说“一小撮”右翼分子，是真的只是“一小撮”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追溯一下“右翼”一词的来源和历史。 “右翼”与“左翼”一起，都是在法国革命期间派生出的“政治方向词”，当时在法国的国民议会上，支持贵族阶层等旧体制的保皇派们通常坐在议长席的右边，而支持劳动阶层的革新派则坐在议长席的左边，于是有了“右翼”“右派”、“左翼”“左派”的称呼。 日本最早的右翼组织诞生于明治时期。如玄洋社、黑龙会等，属于日本的传统右翼组织。当时欧美殖民主义席卷世界，为强化国权，这些右翼组织提出“大亚洲主义”主张，具有强烈的反欧美列强色彩。并积极帮助亚洲各国独立，支持亚洲各国对抗欧美列强的殖民侵略。例如中国国父孙中山当年就得到过玄洋社的鼎力援助。1924年，孙中山先生甚至还应邀在神户发表过以“大亚洲主义”为题的著名演讲。 此外，当时日本正爆发自由民权运动，明治政府为此借用一些浪人侠士之手，与政治团体联合起来对反政府的民权运动进行镇压，这一部分异军突起的右翼，被称为“任侠右翼”也即“暴力右翼”。与倡议“大亚洲主义”的玄洋社、黑龙会等传统右翼一起，成为日本战前最大的两股右翼势力。 1945年日本战败后，玄洋社等许多右翼组织被进驻的盟军视为“军国主义温床”而驱除解散。一直到1952年盟军撤离日本，日本的各色右翼组织才又重新复活起来。但与传统右翼不同的是，这些复活的右翼组织明显“反共亲美”，驾驶着通身黑色的宣传车，高喊口号、高音量播放着军歌，在街头巷尾毫不客气地招摇过市—估计中国人心目中的右翼形象，大都是这类的。这类右翼有点像当下伟大神州大地上传说中的“抗日壮士”。对于“抗日壮士”来说，只要是“抗日”的，就是爱国的；而对于这些有暴力倾向的“街宣右翼”来说，只要是“反共反中”的，也一样就是爱国的。现在的中国“抗日壮士”抗日时，就跑到街头将中国同胞的日本车给砸了，而60代的日本“爱国右翼”反共时，也跑到街头将向往共产主义的日本左翼给揍得鼻青脸肿—中国“抗日壮士”与日本“爱国右翼”，这两拨子人马说起来立场方向完全不一样，明显的死对头，但行为模式和智力水准却如此相近，还真是件神奇的事。 当然，也有“大大的狡猾狡猾的”右翼—例如成立于1972年的日本新右翼的代表组织“一水会”。“一水会”的新右翼们不群殴不暴力，而是开着私家车上街做“温柔煽情”的演讲，并花大量时间写文章和发行刊物，宣传他们的“反共反美反体制”思想，并极力推销他们的“民主主义”和“市民主义”主张。 “一水会”的代表性人物是玲木邦男。这位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的高才生，自称是“日本第一爱国者”甚至“世界第一爱国者”，学生时代开始，就积极参加右翼运动，为防止日本被“共产赤化”，时不时与日本左翼学生混战群殴，在右翼团队里与同伙们通宵达旦地争辩，拍着胸脯比赛“谁最爱国”。在《爱国者能够信任吗》一书中，玲木邦男写： “学生时代，每次讨论谁最爱国时，我总是输，心里真是悔恨得要死。恨不得能有个‘爱国心测量计’就好—就像测量血压血糖值之类的机器一样。” 玲木邦男是作家三岛由纪夫的粉丝，受三岛由纪夫的影响非常深。1970年11月25日，三岛由纪夫在陆上自卫队切腹自杀，以生命谴责日本的战后体制。三岛之死，带给玲木邦男巨大的震撼与反省，为了纪念并继承三岛由纪夫的遗志，玲木邦男与阿部勉等四个人一起成立了“一水会”。 三岛由纪夫在生前写过一篇关于爱国心的文章，标题是《爱国心—官制的讨厌之词》。三岛说“我真是不喜欢‘爱国心’之类的词，总感觉跟‘爱妻家’的说法很相似。”三岛认为“爱国”二字不仅因为它是官制语言令人讨厌，还因为“爱国”的说法，带着一种“居高临下”：作为“国”之一员，不将自己置身于“国”中，而是用一个“爱”字，将“国”摆放到自己的对面，人为摆出一种自我高度，如同面对把玩物一般，如同爱一只小狗、爱一个花瓶一般—–这实在是对于“国”的傲慢。这不是爱国，而是自恋。 出生于1943年的玲木邦男如今已经年近七十，但学生时代所接受的“三岛思想”依旧对他影响深远。他反对日本政府将国旗·国歌法制化，认为这是对“日之丸”“君之代”的侮辱：爱，必须发自内心，而不是遵循法律。并反对日本公立学校对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说：连大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拥有爱国心，何况孩子呢？“我很爱国，但邻座的XX君刚说了自民党的坏话，他是非国民”—玲木邦男认为：爱国教育的结果，就是培育出竞争“爱国心”的告密者。 年轻时自认为“世界第一爱国者”的新右翼领袖玲木邦男，在年满60岁之后的著作里写道： “爱国心放在每一个国民内心中就好，一旦说出了口，它就成了一句谎言，成了批判他人的道具，诽谤他人的凶器。所以，悄悄放在心里吧，即使非说不可的时候，也要尽可能说得小声点。” 玲木邦男是位极有个性和主张的“思想右翼”。不过，“一水会” 虽然是“新右翼”代表组织，但从1972年开始成立至今，在日本全国的会员只有一百多人，算不上庞大的右翼群体。 近年来在日本发展势头迅猛的右翼群体，是“反在日特权市民会”，简称“在特会”，这个诞生于网络的过激派右翼市民团体，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会员数已经超过一万二千多人。为深入了解“在特会”的形成背景和运作内幕，日本资深媒体人安田浩一在通过对“在特会”深入追踪采访后，写成长篇纪实力作《网络与爱国》。 “在特会”领袖人物樱井诚，学生时代是个平凡得一旦扔入人群，就再也找不回来的人。高中毕业后没有正式工作，居住在廉价的出租房内，靠打零工做保安为生。因为对现实不满，以及在BBS上对在日韩国人的强烈批判，樱井诚在网络上引起高度关注。这份“关注”唤起了樱井诚前所未有的自信，令他从一个沉默安静的少年，豹变成极具攻击力的网络右翼领袖。而加入“在特会”的其他成员们—-他们平时是认真的学生、安静的职员、普通的主妇，但一到“在特会”进行街宣聚会的时候，他们就摇身变成了“爱国战士”，使用各种歧视或侮辱的语言，中伤和诽谤以在日韩国人·朝鲜人为首的在日外国人。 “他们大多数人无法融入正常的生活”，但“他们渴望被认可，期待被关注”—-在《网络与爱国》一书中，安田浩一这样写道。就如同孩子以哭泣唤起大人的注意那样，他们发出极不和谐的异音期待唤起社会的注意。为此，他们不惜将源自网络的“右翼运动”下载到现实，期待从中获取认同感与存在感。从他们身上，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的自信心缺失与群体焦虑。 相关文章 把100年前口号拿来用是思想懒惰 《外交事务》：中国如何看美国 许知远：日本因素 苏小和：马克思与斯密的学术关系 70后为70后画像 俄罗斯的力量，俄罗斯的无力 王立军案件审判有感 大学是个什么玩意 李承鹏：一个卖国贼的自白 政法委的历史与演变

浦志强：这次二审判决是一个生效的判决，这个判决意味着之前北京地税局与北京朝阳区法院的判决具有法律效应，这个判决的结果是艾未未作为担保人缴纳的八百多万元保证金会 被划走，另外，发课公司可能还需要缴纳六百万元的罚款。按照中国法律，判决出台之后艾未未公司不能再继续上诉，但是，中国有审判监督程序，如果发课公司认为法律适用、事实认定包括审判程序有违法，还可以继续提出申诉。我相信有一天这样的判决会被改写，所有审理这一案件的六名法官都会无法面对他们所做出的违反法律、违反法制精神的判决，他们会后悔的。 法广：您觉得艾未未会就法律程序违法提出上诉吗？ 浦志强：我觉得我们 不应该 把这个事件集中在艾未未身上，艾未未只是公司的一个担保人和发课公司 的设计师，从法理上 来说，他不是 纳税人，也不是案件的当事人，所以，发课公司不管 是否被 判决，与艾未未本人并没有关系。 法广：法院今天宣告判决之前有没有和您联系？作为律师您事先有没有收到通知？ 浦志强：我没有收到通知，他们从来不通知我。任何事件法院都不通知律师 ，我觉得北京法院似乎是故意在回避律师，我们所有的律师都没有收到任何通知。这同以往不同。而且，二审我们提供了新的证据，按法律法院应该开庭审理，我们明确的提出不能以谈话的方式审理，我们9月10日同北京第二中级法院谈话时曾经也有共识，就是当天是谈话而不是开庭。法官当时答应说将进行研究以便做出决定，而今天他们在没有任何通知、没有开庭的前提下宣布判决，这没有任何道理。按照 中国的法律，法官没有权利改变程序，决定是否应该开庭，这是一个十分悲哀的现象。实际上，除了发课公司案件之外，最近中国出现了许多类似王立军案件、薄谷开来等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案件，这些都是周永康维稳体制下的绝唱，我觉得以往他们还会觉得不好意思，还要做做样子，现在他们连不好意思的勇气都没有了，他们只能关起门来骗自己，我觉得这是中国司法使上一个令人耻辱的一个阶段，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时代。 感谢浦志强律师接受本台的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