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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邊居士按：   本文是为“新市民.中国”（ http://www.newcitizens.cn/ ）网开网而写，今天发表在该网站。   市民时代：公民社会的前夜   萧瀚   “市民”这两字，用来对这个时代定位很准确——正在卸下臣民社会的冠冕，尚未换上公民社会的衣衫，处在两者之间，便是市民时代。   古希腊城邦除了那些实行僭主制、寡头制的城邦，雅典的古典民主制产生了雅典公民社会（雅典也有过短暂的僭主制、寡头制），那种制度下，自由人才有资格成为公民，古雅典公民没有现代法治国家公民们所享有的消极自由——他们每个人都必须对整个城邦的命运负责，并且因此而享受其公民权利，这在伯里克利的演讲中讲得十分清楚。古罗马的公民与雅典公民有很大不同，其政治权利既没有后者那么丰富，也没有后者承担义务上那么严格。   罗马帝国崩溃后，原先罗马的公民以及军事政权下的臣民逐渐转变成宗教政权下的教民，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也将臣民与教民混而为一，并且各封建小国视其本身受制于教权深浅而略有差异。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尤其是在近代欧洲启蒙运动之后，这种状况又发生新的变化，即教权被从世俗权力中逐渐清除，臣民与教民混合的身份逐渐被一种新的身份，即市民所取代，这种新身份，既反对教权限制甚至剥夺人的自由，也反对皇权对自由的限制，直到近代法国大革命之后，这种替代随着哲学思想、政治理论及其实践的日趋成熟，而逐渐稳定为至今尚存的法治政权下的公民身份。   上述身份沿革，显然是西方欧美罗马以来的路径，自古及今，世界上许多地方都依次经历过三种政权：军事政权、宗教政权、法治政权，但也有不少地方经历此三者之外的独立形态，中国就是另一番景象。   总体而言，中国自西周以来就只形成一种社会结构，即军事征服所带来的军政皇权。这种军政皇权形成如韦伯所谓的“家产官僚制”，即以军队等暴力机器为后盾，掺入文官官僚科层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读书人、知识人被全面收买而进入政府。于是，这种政治所形成的统治结果，便是黑格尔所谓的“皇帝之下奴役的平等”，社会人的基本身份一直是臣民性质，历3000年未有变化。近800年来，这种臣民社会因异族入侵、接盘建政、潜心模仿，其结构上所具有的看似并非刚性，其实却十分柔韧的顽固性尤令人吃惊。   近现代以来，西方政治理念、法权意识开始逐渐进入中国大众意识，臣民状态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文官科层制的母体科举制的废除，使得文官政治逐渐走上脱离军政皇权之路，但这条道路注定漫长、反复，荆棘满布。   1980年代以来，中国步履蹒跚地走上公民社会之路，臣民意识虽然还极为普遍与顽固，但也开始松动，军政皇权的外观虽已逝去，但骨子里的很多旧习与传统，依然活在具体的生活之中，无其名却有其实的军政权逐渐向公民社会垫底的法治政权转型。为此，脱胎于欧洲城市平民平权要求而产生的市民概念，也就成为当代中国许多城市（也常常包括农村）平民合乎实际的身份——我们既不是动辄下跪谢主隆恩的臣民，也尚未成为各项基本权利能得到有效保护的公民，是还在争取成为公民、私权保障多一些、政治权利基本阙如的市民。   希腊诗人卡瓦菲斯在《伊萨卡岛》中深情写道：“当你启程前往伊萨卡，但愿你的道路漫长，充满奇迹，充满发现。”   我想，走向公民社会的市民时代也必是如此。   2010年9月9日於追遠堂

  华沙尤太死难者纪念碑前的勃兰特   雲邊居士按：   本文发表于本期《财经国家周刊》，是专供我在该杂志的一个散文专栏而写，因篇幅原因，发表时删去300字，这里发的是完整版。   另，因中国传统中常以文字加“犬”边以示对他族的蔑视，故本人不再使用通用的“犹太”而改为“尤太”，特此说明。                                                               2010年7月19日於追遠堂   历史中的膝盖（完整版）   萧瀚   西元前481年，斯巴达人司佩尔提亚斯和布里斯为了给11年前被其斯巴达同胞抛下山谷自寻“水和土”的波斯使节偿命，面见波斯王薛西斯，当卫兵要求他们匍匐下跪时，他们拒绝了。   东汉建武五年（西元29年），光武帝“召见”太原隐士周党时，周党伏身不谒拜（那时都是跪坐交谈）、不通报姓名，并声称无意仕途，唯愿守志。   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拒行三跪九叩之礼，除非与他官阶相当的清朝官员赴英国向英王行此同礼，乾隆皇帝虽在热河避暑山庄态度和蔼地“召见”他，但通商等使命因此未能如愿。半个世纪后，已成显要的当年随行副使斯当东，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促成鸦片战争。   东西方对于膝盖功能的看法向来迥异。   司佩尔提亚斯和布里斯拒绝向薛西斯匍匐跪拜时，声称哪怕自己被头朝下栽倒也绝不下跪，他们没有向凡人下跪的习俗。而周党拒不谒拜刘秀时，博士范升大怒，上奏谴责周党骄横无理，应当处死。刘秀倒没计较，赐布帛四十匹送其返乡。   朱元璋撰文《严光论》说：“…大礼茫然无所知…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在他眼里，读书人不为朝廷所用，便是敌人，他当政期间，读书人遇征召而不仕则死刑伺候。   统治者如此想法倒也罢了，就连大思想家王夫之也在其《读通鉴论》（卷六）中痛斥周党“忿驚之氣，施于君臣禮法之下。”且认为：“故君子者，以仕爲道者也，非夷狄盜賊，未有以匹夫而抗天子者也。”   一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竟然也如此“脑在水中央”，把仕途视为读书人的唯一之道，在天子面前膝盖除了下跪别无功能。船山先生的见识与其600年前的司马温公相比，可谓天壤云泥——“臣光曰”：光武帝善待周党是为了激发廉耻之心、净化风俗，不该像范升那样诋毁、指责。   其实，从三皇五帝到辫子军入京，从“文革”忠字舞到市政府衙门千人跪，中国文化中的膝盖，其主要功能一直是下跪。即使物理上的膝盖不再弯曲，精神上的膝盖也未必伸直。若说“天地君亲师”中，对天地之跪可算信仰之跪，对亲之跪可算对血脉亲情之敬愛，对师之跪可算对知识之敬畏，那么对君之跪，尤其是对官之跪，只能算是对特权、等级、权力之顺服与摇尾了。   其实，即使是对亲之跪、对师之跪，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也都带有强烈的等级色彩，好在西学东渐以来，至少在成人之间，跪亲师的原有等级含义逐渐淡化以致消亡。   半个世纪前，一身傲骨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节，直斥“大跃进”：“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人人‘一起发疯’倒是真。”然而，每逢春节他却要到陈寅恪先生府上行三跪九叩大礼，“文革”中，他甚至欣然求批斗以代年逾古稀的陈先生，并视为荣耀。其所斥者权力的荒诞颟顸，所跪者陈先生代表的大人格与大学问。   张思之大律师一生多舛，其傲然卓立的风骨已是法学界人所皆知，江平先生盛赞他“一身胆气，不畏权势，只向真理低头”。数年前，张先生奔母丧，谈及此事，他说：“在母亲坟前，很自然的，我腿一软就跪下了。”他所鏖战者法之正义，所跪者亲情至愛及生之怅惘、死之敬畏。   可见，现当代部分国人私人宅第跪拜于亲、师之前，荒郊墓地跪拜于先祖灵前，可归于纯粹的血脉亲情及敬畏真理之严肃。刘节们的傲骨与下跪具有统一的精神内涵：自由与敬畏。   然而广宇洋洋、万目睽睽之下，石狮钢门官衙前下跪求恩，绝非自由与敬畏，而是自甘奴役，人格自贱。权力本应是人民的仆从，而主人竟然向仆从下跪，全因仆从成“僭主”欺凌蹂躏故主，这跪的源头还在中国古代家产官僚制下的官本位传统，其眼前之因则是当代缺乏分立制衡导致的权力侵犯人权后无法救济。   希伯来、希腊文明传统下西方文化中的膝盖，一直警惕世俗的恐吓与侵蚀，只谨慎但虔诚地跪拜于其神圣的上帝或三位一体的耶稣面前，通常只跪彼岸不跪此岸。如司佩尔提亚斯和布里斯所言，他们没有给凡人跪拜的习惯。希腊人、罗马人跪拜的是超越尘俗之上以宙斯（朱庇特）为首的奥林匹斯山上诸神，不跪国王，不跪执政官。基督徒跪拜者尚有耶稣圣像，而尤太人、穆斯林则只跪不可有形象的上帝。这些传统都导致了他们信仰眷顾的人格自守、人格平等的自由精神。   在奔赴薛西斯营帐的途中，一位亚细亚沿海居民的统帅叙达尔涅斯劝司佩尔提亚斯和布里斯鼓动斯巴达向波斯投降，他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如果你尝过自由的味道，那你就会劝我们不单是用枪，还要用斧头来为自由而战。”   司佩尔提亚斯、周党、马戛尔尼们用自己的膝盖诠释自由、尊严和平等，刘节、张思之们则以膝盖诠释它们原本一体、无分轩轾的另一面：深情与敬畏。膝盖的物理功能，历史赋予以其精神的意蕴。   2010年7月2日於追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