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知名的英国时政杂志《经济学人》近日发布十年来首份中国商业报告，《中国经济2015》。报告总的基调虽然肯定中国经济的发展，认为前景没有像有些人说得那么糟， 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依赖国有企业改革和私营企业的壮大。针对逐渐放缓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目前西方看空的人和机构总的来说要多于看多的。然而，《经济学人》杂志的报告基本属于看多一方。《经济学人》的报告指出，虽然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但是即使年增长只有5%， 中国实际经济产出也高于2007年时年增长14%的经济产出，因为这个经济体量已经今非昔比。不过，《经济学人》杂志中国财经主任兼上海分社社长范思杰表示，“推动现代中国经济崛起的是私营部门， 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发扬光大私营企业。对此， 美国俄亥俄州退休政治学教授冉伯恭博士星期四表示，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已经认识到问题所在，经济必须转型，但改革迄今还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中国过去改革中行之有效的那一套东西现在已经不合时宜，经济需要改革， 经济需要转型，改革和转型期间肯定还遭遇很多困难。我个人认为， 中国领导人知道经济问题所在， 也提出一些改革办法， 但这些办法的效果不很好。 究其原因，虽然方向没错， 但这些办法不是大刀阔斧的彻底改革，实行的很慢。”冉教授认为，中国改革不敢大刀阔斧地彻底改革的原因是害怕那样会冲击到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和一党专政的制度。英国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吴克钢博士星期四表示，中国政府其实一直都在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但改革的方向不完全是西方所希望看到的：“习近平这一届中国政府的国企改革是要国企将自己的主业做强， 增强国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减少在国内一些领域国营企业与国营企业的竞争，减少在一些民营企业能做的领域与民营企业的竞争。 另一方面，国营企业向民营资本敞开大门， 让其参与其中。这些体制改革迄今已经进行到一定阶段， 不存在国有企业要进一步做大和垄断的问题。 中国这些改革要一步步来， 不可能短平快， 因为那样可能打乱中国经济的整个产业体制。”吴克刚强调，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如何找到和解决瓶颈问题， 如何释放出改革的新能量是难点，中国经济的确在放缓， 改革的确很缓慢，但中国经济的确也不像有些西方学者或机构唱衰的那样：“因为7%也好，6%也罢，中国经济毕竟还在增长， 中国经济基本面还是好的。中国市场的需求虽然较之前两年有所疲软，但消费需求还在那里， 有很多地方还可以改革。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撬动中国国内市场，提高消费市场的信心，让民营企业的经营进入良性循环， 进一步提高效率。”冉教授也认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仍然不错，经济增长即便低于7%也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现在毕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规模的确今非昔比。不过， 冉教授也强调，中国国有经济成分和结构必须改革：“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扶持和扩大民营成分， 尽量减少国家所有和经营的部分。 这样做也有助与政府倡导的简政放权，因为政府管的越多， 政府机构就越多， 政府机构越多， 官僚也就越多。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一定下决心让那些赔钱亏损又不是国家非需要不可的国有企业破产， 退出市场，如果政府继续为那些亏损亏钱的国企输血， 那堵国家和百姓都没有好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第七轮中美工商领袖会议时重申，中国经济有条件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记者:闻剑  责编:嘉华

中国自有电影以来，它就没有摆脱过审查的控制。第一部关于电影的法规《取缔影戏条例》是清朝时候颁布的，规定了男女观众不得同席。 　　曾遇到有人问，中国历史上最严苛的电影审查出现在什么时候?我认为是文革时期，尤其是前期。当时的电影创作受到最高层统治者的直接指示和干预，可以拍摄的内容非常有限，如果创作者「犯错」，受到的处罚也极为严厉，不仅没有创作自由，连人身安全也无法保障。所以文革最严，当无怀疑。 　　八十年代后，电影审查的缰绳稍有松弛，于是又有人把当代的审查尺度和民国时期的审查相比较，发现了许多共同之处。 　　这篇文章就来介绍一下民国时期的电影审查制度，最后和当下略作比较。 田壮壮的《蓝风筝》 　　电影在民国时代是初生不久的新事物，所以对电影该不该审查，要如何审查，没有清晰、完整的概念，一开始是摸索着来的，政策也反复变化，这种情况在欧美都差不多。 　　按照今天世界上的主流认识，电影审查是不应该有的，分级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替代调控方式。但在一百年前，大部分民众并不这么认为，电影被认为要承载道德和教化的任务，所以政府进行内容审查有坚实的民意基础。如果有「伤风败俗」的电影上映，民众或宗教团体会向政府投诉，这种现象当时在全世界都一样。 　　最早时候的电影审查，在没有形成严格的体系之前，有一定滞后性，是事后追究式的审查，比如媒体和民间对某部影片有负面反应，政府再出面来禁片，这和今天多轮严格的预先审查不同。 　　在大一统的中央政府建立前，民国电影审查最初是按地方进行，比如江苏、浙江都有自己的审查委员会。有的委员会执行力度较松，只有建议权，并无执法权，有的委员会力度很大，若不依令删减，恐怕就无法上映了。另外除了查禁坏的影片，有的地方电检机构还有表彰好影片的职能(主要从教育角度衡量，艺术为辅)。 张艺谋的《活着》 　　二十年代末，统一的中央政府权威开始树立，国民党通过了《电影检查法》，这时候的电检开始变得系统和严格。之前盛行的武侠神怪片，和稍后的左翼电影，都是审查的重点。同时对进口影片也实行审查，主要检查内容是看有否伤及风化和辱华。 　　当时的中国对好莱坞来说，也算一块较为重要的市场，好莱坞明显感受到了中国电检的压力，于是迅速调整应对，电影中负面表现华人的元素少了，当然这也和后来二战时期两国关系友好有一定关系。 　　国内电影方面，三十年代中期是电检制度最为严格的时期，政治题材电影陷入低谷，左翼电影被严厉打击。 　　抗战后，大一统的电影审查制度被打断，又兴各地割据之局。抗战胜利后内战时期，国统区又重新建立起统一的电检制度，所有反映时局的影片都无法上映。 姜文的《鬼子来了》 　　和今天的电影检查制度比较的话，我认为，民国时期的电影检查执行力度有所不及。 　　第一，民国政府的管制能力和信息技术发展程度不及今日。 　　第二，对意识形态重要性的认识与控制欲不及今日。 　　第三，昔日时局不稳，制度不易贯彻执行。 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 　　另外，民国时期的电检制度以三年为期，超过之后还要重检。对外国影片主要分苏俄和西方两大类，苏俄主要防止政治煽动，西方主要针对「肉感」的蛊惑。对电影附带广告也有审查，一经审定，不得变动，在这一点上似乎比今天更严格一点。民国时期上海民营电影经济远比今天发达，偷拍、抢拍、打擦边球的现象普遍，这在今天难以实现。但两个时代也有颇多共通之处，在审查内容方面，同样以政治、性和暴力为主要筛检对象，当然年代不同，对道德风化的理解肯定也有很大区别，当今银幕上的性感尺度无疑宽松了。审查程序也基本相同，有针对剧本的审查，也有针对成片的审查。最根本的，无论国民政府时期还是当前，电影审查都属于执政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体制的一部分。

路透东京9月17日 – 索尼电脑娱乐执行长Andrew House表示，尽管中国去年取消了禁止外国游戏机销售的禁令，但严格的审查制度依然限制了索尼PS4的销售。

“我们多少面临挑战，必须应对审查机制。这可能旷日费时，”Andrew House在周四接受路透专访时表示。“挑战在于要和它们的审查限制周璇。”

索尼于3月在中国开卖PlayStation 4，希望能把握14年禁令结束的机会。但中国严苛的审查制度使得游戏数量受限。

陕西省律师协会出台的一份关于律师办理重大、敏感案件的新规，被认为是约束“死磕派”律师。

陕西律协在介绍制定《意见》的背景时称，“有个别律师在参与办理重大、敏感及群体性案件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有的律师打着“维权”旗号，频繁参与、插手重大敏感案件或社会热点问题；有的律师打着维护宪法的幌子，采用抱团、串联、签名、发布公开信，利用网络、微信、微博等大肆炒作，发表歪曲、误导、煽动性言论，向办案机关施压，干扰案件依法处理等。”

《意见》还规定，律师在办理重大、敏感及群体性案件时，不得以发表公开信、鼓动助推舆论炒作、组织网上狙击、围观、声援等方式制造舆论压力和社会影响；还不得鼓动、发起、参与案件当事人或其他人员以非法串联、集会、游行、示威、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等方式表达诉求，以舆论炒作、造谣生事、攻击诋毁等方式干扰案件依法办理。

九月三日，习近平开始期待已久的大阅兵！资料显示，这是创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史上几个之最的一次阅兵。坊间传闻，习近平想通过此次阅兵展示大权在握的威势，震慑国际国内的反对者。但是，阅兵中的习近平神情凝重，没有那种君临天下的气势和踌躇满志的洒脱，而是显得心事重重。若不是有深重忧愁，如此重大场合，以习近平这样的个性，不会在期待和准备已久的重大庆典中如此失态。习近平所忧何事？专制政治的封闭特性使得人们无法完整准确及时洞悉实情，但这个实情又对中国局势研判太重要了。笔者只能根据多方知识和线索冒昧揣摩一番。虽然难以确信解读了习近平的愁虑，但可以作为理解习近平困境的一些线索。习近平作为催化高层权力斗争阅兵式上习近平的反常神色表明习近平的反常心情：烦恼、气愤和忧虑。结合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可以找到理解他的反常心态的线索，这些反常心态来自于他执政面对的三个挑战：执政绩效、权力斗争和国际冲突。作为立志有为的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就位中共掌门以来，其主要作为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权力斗争争取建立名副其实的绝对掌控党国机器的领袖地位；二是推进全面改革方案（二○一三年的六十条）；三是反腐败重建人们对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认同。这三条的哪一条都会为他树立不少政敌，让他面临难以驾驭的挑战。反腐败和整顿政风是习近平执政的最大亮点，然而，这个亮点也为他招致最大的麻烦，这就是各级干部不作为。现在不仅说不作为，而且许多当官的要退出官场。中共与自由民主国家不同，那些国家政府权力很小，政党更是对社会日常管理没权力也不承担责任。中共政党和政府几乎要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这个机器运转缓慢，会导致许多灾难性问题。权力斗争对习近平更是没完没了的挑战。他的权力斗争要完成的任务和日程表很硬：必须在十九大之前拿下多数代表和中央委员，否则他会在权争中失败，他的改革和建设也会前功尽弃。就目前情形看，他通过太子党血脉关系暂时建立的强势仍可保障政治地位安全，反腐也艰难地进行拿掉一些政敌，震慑低层官员抵抗，一些工作小组至少形式上控制着重要决策和党国机器的日常运转。但这些都是权宜之计，只要不能在十九大上对政敌取得多数优势，就可能会被合法程序干掉。按照目前的时间表，习近平很难实现自己的人事布局计划，尽管有反腐败、连坐制和干部选任程序破格提拔作为手段，照目前进度，习近平无法在十九大召开前两年或一年拿下十九大中央委员多数，届时，如果没有几乎政变式的动作或各派大妥协，习近平可能会一败涂地。权力斗争不仅导致官场不少人消极不作为，而且可能进行一些破坏活动。日常管理事故变成执政灾难党政官僚的抵制对中共这样的党国具有如此大权力承担如此多责任的国家绝非小事。由此导致的一般绩效下降，虽不足为近虑，但肯定是远忧。更多的近虑是必然产生的大事故、大灾难，这会严重影响人们对执政者的信心和好感，导致社会政治危机，在局部地区引发大规模骚乱甚至叛乱，进而有发展成大规模政治风潮的可能。这大概就是胆大包天但又世故老到的毛泽东在林彪垮台后不敢全面任用四人帮而是启用被文革打倒的老干部的原因。他害怕他的忠诚的追随者缺乏管理经验和能力导致日常管理事故变成执政灾难。最近发生的股市风波和天津港危险化工品爆炸案就集中暴露出这样的致命弱点。股市或金融市场的管理即使对于老牌的资本主义经济也是难度很大的工作，经常有管理不当导致的各种牵动全球经济的灾难甚至牵动政局不稳。中国发生股市风波以及政府超常规救市失败，立即引发各种政治谣言，表明中国政局脆弱到股市波动与政局不稳之间已经有直通快车。如果股市的谣言还不是针对习近平，那天津港爆炸案引发的舆论简直到了哗变的程度，直接质疑习近平的治理能力至少说危机处理能力。这类灾难对习近平的挑战在于灾难的善后，善后工作主要是问责，谁承担责任和如何改善以后工作。政治谣言中的权力斗争导致灾难也许不是事实，但在权力斗争白热化时易于打动双方，至少会使得权争卷入者利用谣言打击政敌。追究责任，在中国这样权力交错没有人可以全权决策的制度中很难做到，这就使得追究责任其实是谁做替罪羊冤大头的问题。如果灾难善后不当，不论灾难因谁而生，习近平的执政能力都会被质疑，为其政敌向其被问责提供口实和机会。总之，大灾难善后是权力斗争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催化剂。循此思路思考，也许阅兵前习近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及多位在任离任核心官员间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吵。胡锦涛手打哆嗦可能是病或争吵导致的情绪不稳定。危机深化会导致习执政基础不稳股市危机的灾难性后果还引发习近平在国际威信的下降。为了防范股灾对政局的冲击性影响，坊间盛传习近平逼迫国务院强力救市，在遭遇更大灾难后就动用公安机关抓人镇压的方式救市。这样明目张胆地破坏市场规则的做法，引起全世界怀疑习近平是个为了执政不择手段的人，心黑手狠。这种对经济管制的不满，加上习近平执政以来在周边国家的强硬态度和与俄国结盟的战略姿态，使得西方在政治上也对习近平不信任，这大概是大阅兵中主要自由民主国家缺席的原因。这还会影响习近平即将进行的访美之行，不少美国人已经严阵以待，准备质问习近平的各种做法。加上美国两党政治总是在选举期间提出挑衅话题，这不是白宫弱势总统奥巴马能控制的。那些当年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战场的主要盟友缺席中国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庆典，不仅打击习近平的国际威信，也严重削弱他的国内威信特别是官场中威信。许多人不了解的事实是：自邓小平决策开放国门以来，对外关系特别说对美关系的好坏已经是中共执政的重要因素和主要评价标准。虽然习近平因反腐、亲民秀和民族主义的姿态在民间为他建立一定的声望，但牢牢把握民间独立舆论话语权的知识界和公共讨论空间，对习近平钳制人口镇压异议人士早就深恶痛绝。那些空洞虚幻的民望正如人们所说的民意如流水，一个事件就可以导致戏剧性急剧转变。一旦遭遇经济滑坡、重大灾变世故和外交，股灾、政府践踏规则暴力救市和即将发生汇率危机和房市危机，会导致人们对中国市场经济不信任，中国会出现资金外逃，那时经济肯定会滑坡。人们的不满就会爆发。也许这是习近平大阅兵愁绪的另一个来源。《动向》2015年9月号

中国当局周二释放了一家研究所的创始人。三年前，这名创始人在法律活动人士陈光诚逃离住所后，帮助他在美国获得庇护。...

新华网北京9月15日电（记者...

1，彻底承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尝试的失败。我们就是有权才能做大，站队才能赚钱。管你首富什么鬼，只是我的棋子，所谓原罪非罪，罪非显罪，欲加其罪，万事皆罪。
2，彻底断绝了服务型政府的推进努力，明目张胆的回归革命性政党。让你经营让你做大，就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什么，你说守法经营，市场经济？没我哪有你，管你私产党产，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3，公然为泛道德化的文革思维招魂，彻底击穿今上所说依法治国理念。法无禁止，道德审判；道德合理，政治挂帅；政治可靠，原罪难免。总之一句话，别拿法律当挡箭牌，什么市场行为，边去吧!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如果你本科时代没有就读过北大清华复旦上交大的法学系，可能还不太熟悉这个名字：廖凯原，英文名Leo Koguan，一位出生在印尼的美籍华裔。...

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首次回应北京政府驻香港最高官员张晓明所提出的“特首地位超然于三权之上”言论，指责有人对其言论“断章取义，甚至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