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议】请各位朋友谨慎言行
@克拉玛依发布:由于昨夜风大,克拉玛依大西沟等地段发生火灾,请各位朋友谨慎言行,切勿在朋友圈、微博等发布有关视频、图片各类信息。目前,克拉玛依区已对受灾群众妥善安置,并安排专门地点和人员进行帮助。 3月25日 11:01 来自 微博 weibo.com 相关新闻:新疆克拉玛依火灾致6人死亡 编辑注:目前,该消息已被删除。 以下为数字时代编辑摘自网友评论:...
阅读更多2015年3 月24日
@克拉玛依发布:由于昨夜风大,克拉玛依大西沟等地段发生火灾,请各位朋友谨慎言行,切勿在朋友圈、微博等发布有关视频、图片各类信息。目前,克拉玛依区已对受灾群众妥善安置,并安排专门地点和人员进行帮助。 3月25日 11:01 来自 微博 weibo.com 相关新闻:新疆克拉玛依火灾致6人死亡 编辑注:目前,该消息已被删除。 以下为数字时代编辑摘自网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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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中国普通百姓最早接触且印象深刻的日本品牌当署索尼和松下的电视机。80年代后期,日本彩电企业凭借其技术优势品牌优势抢滩中国市场。当年不少家庭购买的索尼电视,不仅显像质量高,而且用了十几年甚至更久都不坏,同时也树立了国人对日本制造地第一印象——耐用、质量好。图为1985年,上海,大量民众趴在橱窗外观看索尼电器。CFP 除了电视机,越来越多的日本家电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包括夏普、东芝、日立、三洋等众多日本品牌被中国消费者所熟知。而索尼公司的电视转播技术,更是几乎每一个电视观众离不开的日本制造。图为1985年,北京,一中年女子扶着三轮车上的进口夏普电器经过北二环。 1980年12月4日,日本索尼公司在山西省太原市举办电化教育技术交流会。展出的产品包括闭路电视、广播电视、语言实验室设备和一般民用电子产品等四大类360多件。这次交流会,除接待参观外,还给中国培训了技术人员,传授了有关技术,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图为日本索尼公司内田洪三(前左)先生,给中国技术人员讲解电视广播专用录象机的构造和使用方法。新华社/王文学 1987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旁,一男子骑着雅马哈摩托车经过,身旁的几名男子注视着这辆摩托车。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汽车相对奢侈,百姓接触的摩托车大多数都是日本制造,日本四大著名摩托车生产企业本田(HONDA)、铃木(SUZKI)、雅马哈(YAMAHA)、川崎(KAWASAKI)几乎垄断了整个日本摩托车生产行业。近些年,中国摩托车产量虽然早已跃居第一,但日本摩托车的出口量一直处在世界第一位。 1997年7月13日,9岁的女孩朱莹(音)在北京一家百货商店试用电子宠物。1996年日本万代(BANDAI)公司的蛋形玩具电子宠物在日本于首次发布后引起轰动。AP Photo/Greg Baker 2000年8月13日,北京,索尼促销展台前,售货员在帮助一名中国军人试听索尼CD随身听。索尼在1979年7月开始,盛田昭夫的主导下推出了Walkman(随身听),盛田昭夫将Walkman定位在青少年市场,并且强调年轻活力与时尚,并创造了耳机文化,1980年2月开始在全世界开始做销售,并在1980年11月开始全球统一使用“Walkman”这个不标准的日式英文为品牌,直到1998年为止,“Walkman”已经在全球销售突破2.5亿台。 不管是家电、玩具、数码还是汽车行业,日企大都重视科技研发。图为1984年4月11日,日本本田技研工业公司首次研制成功将喷气式飞机上使用的惯性航行装置应用于本田牌汽车导向。这种汽车导向装置又称电视导向显示器,安装在驾驶盘左前方。司机可通过储存在导向装置内的特制路线图,从荧光屏上看到汽车所处的位置,并迅速选择行车路线。新华社/刘文玉 1998年12月23日,98中国重庆汽车摩托车工业展览会在重庆隆重开幕,来自国内的180余家汽车厂商参加。图为广州本田第六代雅阁轿车吸引了大量参观者,这也是本田首次在中国生产的车型。随后,第七代雅阁搭载当时全新的i-VTEC发动机上市,创下连续19个月同级车销量冠军的纪录;5年后的第八代雅阁曾连续4年同级别车型销量第一。在中国消费者眼里,省油、皮实、保养便宜成了日系车的代名词。新华社/杨磊 2001年6月19日,上海车展上,一男子在仔细查看日本日产蓝鸟汽车。同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政府承诺将在2006年之前将汽车进口关税由80%~100%削减至25%。REUTERS 2014年,世界汽车品牌销量前7名中3个是日本企业,分别是丰田、日产、本田。且自2008年起,丰田汽车公司取代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汽车生产厂商。图为2013年12月15日晚,天津市政府通报自12月16日零时起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采取控制总量和适当限行的双重措施。当晚,天津市南开区长江道一本田4S店销售火爆,附近各店的库存车均已基本售罄。IC 2004年的12月,索尼PSP游戏机登陆日本市场,初始售价24800日元,第一天的销量为二十万部。2005年3月,PSP登陆北美市场。初始发售价大约为250美元,两天的销量为五十万部。索尼仅用了十个月就卖出了一千万台PSP游戏机,这是Playstation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图为2004年12月12日,日本东京,索尼推出新掌上型主机PSP正式上市,大量年轻人排队购买。Kyodo/Photocome/CFP 比索尼的游戏机影响更为广泛的当属日本动漫产业,几乎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儿时的记忆。据悉,日本动漫产业占日本GDP的比重超过10%,成为日本第三大产业,世界60%的动漫作品来自日本,同时,日本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动漫产业创作输出国。图为上图依次为:美少女战士、聪明的一休、哆啦A梦、铁壁阿童木。中图依次为:海贼王、火影忍者、名侦探柯南、千与千寻。下图依次为:足球小子、灌篮高手、圣斗士星矢、时间飞船。 1917年创立TOTO公司(东洋陶器株式会社)主做卫浴类产品,已清洁,科技,环保,节能为目标TOTO现已成为星级酒店的标配。相比老式马桶,TOTO改进的超漩式洗净冲水方式,不仅省水而且安静高效。在中国地标性建筑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央视新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等均可见TOTO的身影。图为2005年2月20日,上海,陈慧琳(Kelly)为日本浴室用品品牌TOTO拍摄广告。向阳/CFP 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再加上日本欲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事引起了中国多地愤青们的抗议,部分地区发生了打砸日本车和日本商店的事件。图为2005年4月9日,北京抗日游行现场,一名参与者阻止抗议者接近日本料理餐厅。当月,中国多地爆发抗日游行,数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高呼口号,焚烧日本国旗,要求抵制日货。Photo by Guang Niu/Getty Images 2010年10月16日,日本右翼围攻中国驻东京大使馆。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举行内阁会议,欲将钓鱼岛国有化,先后2次激起中国民间反日示威。图为2010年10月16日,成都春熙路商业街,大量抗议者举起横幅“抵制日货”走上街头,抗议日本政府在钓鱼岛归属问题上的言论。同时抗议的城市还有西安、杭州、郑州等多地。REUTERS/Jason Lee 国内的几次抗日游行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产品在中国的销量。但无奈国企不争气,科技产品突破不了研发壁垒无法填补市场空白,低端产品质量把控不严继续自己人坑自己人。在经历过地沟油、苏丹红、金华火腿以及三鹿奶粉事件后,原本牢固的低端食品市场也开始松动,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选择进口食品。图为2011年3月16日,香港,民众大量购买日本奶粉。核泄漏影响到日本进口产品,因担心日本以后出口的奶粉含核辐射物质,香港和内地的大批民众紧急抢购日本奶粉。Bloomberg/Getty Images/CFP 多次抗议后,原本过上万的赴日旅游大举降价,团费价格甚至不及之前的一半,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赴日旅游人数的大量增加。图为2011年2月10日,日本东京,大量中国游客进入秋叶原的一家电器商店购物。当时正值中国春节,该店铺挂起了带有中文“春节快乐”字样的条幅。AFP PHOTO/TOSHIFUMI KITAMURA 日本的高速铁路系统于1964年10月1日东京奥运前夕开始通车营运,连结东京与新大阪之间,是世界第一条投入商业营运的高速铁路系统,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高速铁路,曾运行40余年无重大事故。该铁路的地震预警系统会在地震时紧急控制列车刹车,使得日本的新干线在2011年的9级大地震中也未发生脱轨事故。同样处于地震带的台湾也引进成熟的日本新干线技术,兴建的台北至高雄高铁于2007年2月1日开始营运。图为2011年8月27日,高雄,乘客乘坐从高雄左营站前往台北站的台湾高铁。张向阳/CFP 在工程机械领域,日本的小松(KOMATSU)、日立(HITACHI)、神钢(KOBELCO)等品牌的挖掘装载机械更以用钢强度高、省油耐用而著称。1956年小松进入中国,截至1978年,小松累计向中国出口各种重型工程机械3000余台,为建国初期中国打破西方封锁开展基础建设做出不小贡献。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小松河合良一社长时,曾以“吃水不忘挖井人”来表达中国人民对小松为中日友好所作贡献的感谢。图为2014年6月13日,济南蓝翔技校,蓝翔挖掘机课堂,几名学生坐在日立挖掘机下面等待上机练习。李隽辉/CFP 日本因把持着全球37%的半导体生产设备和66%的原材料供应,311大地震后,多企业停产殃及了世界各地的通信业、智能家电以及其他使用半导体材料的厂商。苹果公司产品iPhone总供应链成本的34%属于日本制造,如每一代iPhone的摄像头是由索尼公司提供;iPad2的超薄电池,虽是苹果的子公司Apple Japan制造的,但需要日本先进的生产制造技术;东芝公司是生产iPad 2 NAND闪存的公司之一。除此之外,AKM半导体的指南针,Elpida Memory公司生产的DRAM内存卡以及Asahi Glass公司的触摸屏外层玻璃都是日本制造。图为2012年1月13日凌晨,北京,人们在苹果门店外通宵排队等待购买早上7点发售的苹果iphone4s。Feng Li/Getty Images 2012年5月25日,北京,第十五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日本制造的安川首钢机器人在现场演示怎样将魔方调整成统一色调。刘元睿/东方IC 2013年9月30日,优衣库上海最大的店铺开业促销,大量顾客走进店铺购买衣物,门前的保安手拉手维持秩序。从大型机械到小商品,日本制造无处不在,全世界几乎每两个拉链里就有一个是吉田工业生产的YKK拉链。AP Photo/Eugene Hoshiko 在数码相机领域,全球90%的市场份额被日本企业占领。图为2013年1月29日,香港佳能公司展厅将一台佳能高端相机1DX抹上泥沙后展出。Bloomberg/Getty Images/CFP 2015年中国两会,摄影记者席上,清一色的日本制造。相机不是佳能就是尼康,摄像机不是索尼、松下就是JVC。(上图)2015年3月8日,北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邀请外交部长王毅回答中外记者提问,现场摄影记者将镜头对准主席台拍摄。(下图)2015年3月5日,北京,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媒体摄影、摄像记者将镜头对准主席台拍摄。 2015年初,国人赴日抢购马桶盖、电饭煲、大米的新闻引发了广泛关注。随后被曝马桶盖杭州造、大米盘锦产、优衣库广东制等,更有网友吐槽日本人属于贴标“骗钱”,但岂不知,无论在哪制造都是按照日本标准生产,遵循标准才是日本制造品质的保证。图为2015年3月9日,浙江杭州,松下电化住宅设备机器(杭州)有限公司,工人们在电子坐便盖生产线忙碌。日前,松下公司证实了最近风靡的“日本马桶盖”都是在这里生产的,同时,全世界所有的松下品牌的马桶盖(“洁身器”),其实都是在中国杭州生产的。陈中秋/CFP 2014年1月19日,日本放宽对中国游客的签证条件后,有媒体报道称,当地的百货商店、酒店都挤满了来自中国的游客。图为2014年11月17日,日本东京银座购物中心,一位中国消费者在商店门前查看一个拉杆箱的标签,该店的售货员站在门前拿着中文提示牌在招揽顾客。AP Photo/Shizuo Kambayashi 2015年3月16日,因4月是日本樱花盛开的季节,大量中国游客申请赴日旅游,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被曝赴日签证纸用光,大陆多家旅行社的旅行团已爆满。图为2015年2月20日,日本东京银座购物区,大量中国游客从旅游大巴下车后等待进入免税商店购物。吸引游客的不仅仅是美丽的风景和日本制造,诚信的日本人也已深入人心。Photo by Chris McGrath/Getty Images 来源:http://news.163.com/photoview/3R710001/86798.html#p=ALFBO9E43R710001 您可能也喜欢: 一口气看完日本史 2014 日本最佳电视广告合集 日本 2014 年「最富有公司排行榜」中,有哪些是名震日本但在外国无人知晓的? 被日本网民无限吐槽的国际小姐日本代表 在日本生活一生需要多少钱? 无觅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博海拾贝 » 日本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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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郭文贵,因为方正与政泉一场“恶斗”被更大范围地知晓。他曾扳倒过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建成了地标建筑盘古大观。在这里,他搭建了一个被称为“盘古会”的政商网络,已落马的原国安副部长马建等赫然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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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3月24日发布消息,称已经对昆明火车站袭击案三名组织策划者执行死刑。 昆明中院于周二在官方微博帐户上发布简短消息:“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今日(3月24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3·01’昆明火车站严重暴恐案中犯有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的被告人依斯坎达尔·艾海提、吐尔洪·托合尼亚孜、玉山·买买提3名罪犯依法执行了死刑”。 公告没有提及具体执行时间、地点以及行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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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谷歌官方安全博客报道,谷歌发现CNNIC颁发了多个针对谷歌域名的用于中间人攻击的证书。这个名为MCS集团的中级证书颁发机构发行了多个谷歌域名的假证书,而MCS集团的中级证书则来自中国的CN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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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導讀:提起新加坡,你會想到什麼?或許是乾淨整潔的市容,也可能是口音怪怪的新加坡式英語,還是難以想像的鞭刑和罰款,但還有一個人絕不能遺忘—這個全台首長都搶著觀摩學習的國家,若是沒有傳奇政治人物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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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掀起新一轮军职人事调整潮,南北战略要地近期均有高级军官变动,其中拱衞京畿的北京衞戍区,下辖警衞三师师长吴爱民大校日前升任衞戍区副司令。守衞中国南大门的海军南海舰队,原参谋长张文旦近日调任南海舰队副司令,而前海南三亚海军基地司令郭玉军则转任海军南海舰队参谋长。内地官媒报道,北京市民兵预备役工作会议在上周三召开,衞戍区副司令吴爱民总结部署民兵预备役工作,同日出席会议的还有北京衞戍区党委第一书记郭金龙、衞戍区司令潘良时、政委姜勇等,会上显示原任衞戍区警衞三师师长的吴已升任衞戍区副司令,由正师级军官晋升为副军级,按惯例将晋升为少将军衔。报道指,至少从二○一二年起,吴爱民就开始担任北京衞戍区警衞三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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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珠海——十四岁那年,我因为逃课被老师逮住了。这位老师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彪形大汉,而我当时只是个小矮子。他揪着我的衣领,把我从宿舍一直拖回教室,不时在我后脑上扇一巴掌,同时大声斥责我的无耻行径。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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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符合大多中国人在其政治教育中接受的好领导人形象:精明能干,廉洁自律,在困境中带领国家走向繁荣富强。在他去世之后,中文网络中对他怀念有加,投射了人们对政治强人的眷恋心理。西方媒体的报道,在描述李光耀集中高效的经济政策之后,也不会忽略他的威权专制形象。他对反对党的打压、对言论自由和集会游行的限制,他主张的过于苛严、有辱人格的鞭刑等法律,权力的家族化控制,以及由此而制造出来的充满自我审查的谨小慎微的社会生活,都与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价值观有冲突。中国媒体淡化这些争议,首先是因为这些议题本身,不允许在媒体进行深入的讨论。其次,批评中共政权的人士,认为中共能够学习新加坡模式,已经是人民的万幸了。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毫不谦虚地夸耀自己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功绩。1978年邓小平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谈新加坡时,李光耀给了他改革开放的建议,并鼓励他说,相信中国可以比新加坡做得更好。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向新加坡学习。他主张学习新加坡的“经济秩序好”,但是同时强调“他们管得严,我们要借鉴他们的做法,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管得严”的好经济秩序,确定了中共学习新加坡模式的基调。随后的几代领导人,都在重复这个调子。这是自中共建政以来,除苏联、朝鲜之外,最高领导人点名学习的惟一国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共每年都派遣大量官员前往新加坡学习,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国官员培训班甚至被成为“海外党校”。但是他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呢?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带给中共官员两大兴趣点:一是一党执政也能、甚至更能搞好经济;二是高薪养廉。官方喉舌媒体也一再通过新加坡的例子教育民众,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儒家文化更能成功。批评政府的学者和媒体,利用各种机会指出,新加坡的一党执政,与中共的一党专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尽管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以各种手段打压反对党,但是反对党在新加坡从来都能合法存在,而且执政党也从来都面临选票的压力。其次,新加坡1994年才开始实行高薪养廉制度,在此之前反腐败已经卓有成效。高薪的目的不是养廉,而是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政。2011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失去了近四成选票,举国震惊,也让中国的这些争论沉默下来。中共官方对学习新加坡模式失去了兴趣,当局并不想冒有一天只有六成选票支持的风险;宣传机器也不再需要用新加坡的例子来证明威权有利经济,而是直接宣称中国自身经济发展就是解释中国特色的最佳证明。倒是有一些亲共学者,还在继续进行过时的游说。根据报道,2007年习近平访问新加坡与李光耀见面时,还曾表示按照邓小平号令学习新加坡。随后,李光耀在新书中回忆这次会面时,称赞习近平“1969年到陕西插队,一步步往上奋斗,从未有过牢骚或怨言。我想,他应该属于纳尔逊·曼德拉级别的人物”。这番称赞大概会让曼德拉和习近平都觉得莫名其妙。曼德拉大半生为民权奋斗,岂止“有过牢骚或怨言”,而是一直都在为正义呐喊抗争。而习近平既没有作为政治反对派的经历,也对民权毫无兴趣。这显示中共与新加坡的学习关系渐行渐远。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必然会沿着2011年大选开启的政治抗争意识继续前行,而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连在街头反对性骚扰的女权行动者也要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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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体制,是地球上的一个奇异点,混合了十九世纪末以至二十世纪初的君王以至皇帝,以及一个表面符合普选定义,却没有民主之实的议会;表面拥有民主与法治的新加坡,却没有自由以至非常受限的人权,如此奇怪的体制,却缔造出亚洲四小龙的奇迹,在香港被中共吞噬之后,更在经济上超越香港,人民活在一个成功的儒家式的大家长体制之中,在现代社会不但前无古人,更是后无来者。中国共产党想学习李光耀专政独裁的秘密,却不得要领,第一点就是李光耀在真心为新加坡方面,是身体力行的,和那些家人拿外国护照,不断移民走资的中国共产党员,根本是两回事;第二点是在李光耀是真儒家,在其家长威权制度与英式(或他所推崇的日式)行政管理的统治下,消灭了华人各种丑陋的文化,如“脏、乱、吵”,甚至不惜切断语言的连系(捧英文,贬华文)。反观中国由毛泽东时代以至开放改革三十多年,中国人民质素不但没有任何改善,甚至每况愈下,走出国门随处大小二便,不但没有羞耻之心,更反过来恶人先告状,指控别人歧视;中国人变得愈来愈自私,更随着经济成就而变得财大气粗,中国不但错失了政治改革的机会,甚至想改善国民质素也变得千难万难。李光耀独特之处,就是其有弹性的现实政治思想,以开明专制统治,有如全世界第一个实行福利制度的——德意志帝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李光耀为国民建设很多地方羡慕的福利制度,如香港人最羡慕的“组屋”,然而这些改革,以至保留议会,不是因为他们相信民主制度,而是认为一个容纳反对派的议会,比起完全的独裁专政,能够自我完善执政者的错误,而加强政权的稳定性。在这一面,李光耀其实和英治年代的各位港督别无二致,两者都是透过吸纳社会各方面的精英,以至是反对派的精英,去自我完善社会各方面;英式政治艺术的秘密,就是面临政敌攻击,即使对方是恶意的,也会从对方的反对之中,抽取合理的部份,自行实现改革,令对方失去反对下去的舞台;反过来,中共继续维持中国式的政治思想,即把所有问题简化为“敌我矛盾”,毛泽东思想阴魂不散——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不容任何反对的声音,认为反对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扑灭一切异见,结果就是不会再有改革,余下的只有革命。李光耀是历代华人幻想的“圣人”,把国家的命运交给这些圣人贤者专家,然后不理政治只顾经济;这种想法,最终还是一厢情愿,因为即使新加坡,也无法找到另一个李光耀;其晚年隔代传位于子,家族生意备被受批评,吻合了Lord Acton的名言:“权力令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令人绝对的腐化”;新加坡未来需要的,其实是台湾开放党禁取消戒严的蒋经国,以至真正民主选举以至达成政党轮替的李登辉。
阅读更多2015年3 月23日
广西上万水电站移民,近日联名举报当地官员贪污截留移民补偿款、抓捕维权代表。有村民表示,他们还曾因接受外媒采访,遭警方威胁指控“勾结境外势力”。据“民生观察”网站周一发布的消息称,广西龙滩水电站建设侵占农民土地,当地移民工作管理局涉嫌截留、贪污补偿款,还抓捕了为此上访的维权代表韦亚尼。近日,当地上万人联名上书中纪委讨说法。联署人之一的陆贻讨周一告诉本台:“腐败官员欠我们人民好多钱,我们上访他们就来拦截,抓人去关、劳教,电站征了我们几千亩地,上面按政策给补偿款,但他们不给,藏起来。”记者:“他们一共截留你们多少钱?”陆贻讨:“3个亿。”记者:“你们有证据说明当地官员有贪污截留的行为吗?”陆贻讨:“有《桂移发【2006】7号》文件,我们去上访都找不到中央领导。记者了解到,在对移民补偿做了详细规定的《桂移发【2006】7号》文件中,写明机耕路补偿标准,应给付补偿总额6000多万元,但天峨县移民局只补偿了174万元。其后民众又发现,当局还截留、贪污县库区的生产用船补偿款158万元、县下老乡集镇生产开发路补偿款3476万元、县农村人行道补偿款650万元、县外迁移民安置费2795万元,遂引发全县万人声讨。陆贻讨还说:“上万人去讨公道,原来比这更多,但好多人怕了,不敢了,被镇压了,找政府的时候腐败官员找警察打散了我们。”记者:“你们都到了哪里上访了?”陆贻讨:“我到过北京中纪委、中央信访局,广西也上访过,都没有解决。”他还表示,上万人推选了多名维权代表驻京上访,其中一名叫韦亚尼的人被天峨县检察院以诽谤罪判刑3次,已经入狱5年了。记者:“韦亚尼现在在哪?”陆贻讨:“被关在天峨县公安局,他被关了很久,先是两年,又判了两年,现在又被关了差不多一年了,整整5年了。我跟你们联系,有政治影响,说我们跟外国联系就是犯了勾结境外的罪。”记者就此致电天峨县政府,一名值班人员承认政府曾截留了村民的补偿款,但官员并未贪污,截留是为了水电站的建设,现已经全部按照征用村民土地亩数支付赔偿款。记者:“政府有没有截留移民补偿款?”县政府值班人员:“有截留补偿款。”记者:“为什么要截留?”县政府值班人员:“建龙滩水电站。”记者:“那不是应该把补偿款全都给农民吗?县政府值班人员:“都给了,移民都发过了,很早的事了。大部分都没问题,只是个别人对补偿不满意。一般信访案件我们都有记录的,他们不满意,就往上告,政府不可能贪污移民款,是按政策发放的。”记者:“那他们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这样说?”县政府值班人员:“他们的土地有多少要测量的,是按这个来补偿。”对于官方的说法,另一名联署人王振吉告诉记者,当地政府在测量时,故意减少淹没土地面积,从中贪污补偿款:“他们说的话你也信吗?龙滩水电站移民每人只拿了3万块,肯定有猫腻。如果他们按照政策来量,我们就不告了。”王振吉还表示,原天峨县移民局工作人员韦显章、谭基富、黄汉军等人,在做完移民工作以后经济发生巨大的变化,抽的烟是高级香烟,常常到高档宾馆消费,在县城购买、建造多栋华丽的房子,开名牌轿车,但以科级公务员的工资,根本无法负担这些开支。(特约记者:忻霖 责编:胡汉强/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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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中国发生一个荒唐的故事,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中国公民冯正虎被上海当局八次拒绝回国,于2009年11月4日起露宿于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92天。每天睡在长椅子上,没有洗澡,最初几天没有食品,只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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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去世,享年91岁。《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一书浓缩了李光耀40多年的国家治理经验以及对全球各国的观点。以下内容选摘自该书第一章《辉煌与...
阅读更多2015年3 月22日
官方对知青的解读多止于历练青春等,对其危害也只是注重对国家经济,人才培养等方面。可一些关于知青的小说文献却不止于此,如天浴。另一些也只是有只言片语的提到,如黄金时代(上面派人来调查男知青被殴打女知青被逼婚的情况),穗子物语(边防站士兵打压了多起知青起义)等。但在网上却很难再找到更细致全面翔实的资料了。那么在知青时代里大多数知青的个人生活经历究竟是怎样的?他们在当地遭受了怎样的对待?关于他们所受伤害的国家政策都有哪些应对?最好有过来人真实的经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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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2月19日21点08分,邓小平去世,结果新华社在20号凌晨2点44分发出电讯稿,是在路透社发出邓小平死讯的2分钟之后,这时候,距离邓小平去世,已经相差5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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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国家统计局就《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未公布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数据一事作出了回应。回应称,此举是考虑到该数据年度间变化很小,故而将其由每年发布改为隔年发布。统计局同时给出了具体的数据值:2013年中国50岁以上农民工占农民工总人数的比重为15.2%,比2012年提高了0.1个百分点。增幅虽少,基数却大。根据此前报告给出的“2013年全国共有26894万农民工”来推算,2013年中国50岁以上农民工数量约为4088万,比上年增长了120多万。结合2010年的数据来看,仅仅三年,50岁以上农民工数量便增加了近千万。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增强,这一数字在未来仍有可能持续走高。高龄农民工处境窘迫。一方面,该群体的基数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其竞争力却越来越弱。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的数据,老一代(1980年前生人)农民工中有三成从事建筑业。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对应的数字仅为14.5%,不及前者的一半。后者大部分流入了制造业,如电子产品代工厂等。老一代农民工则难以在这类行业中立足,由于文化水平低、技能掌握能力差,他们中的大多数仅能从事建筑工地工人这样重体力、低技术的工作。
阅读更多2015年3 月22日
杨斌的说话更像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语录。广州检察院检察官杨斌女士近日辞职,广州媒体对于这个体制内敢言人士给予了热切报道,网易搜狐等南方系旧部所在的商业新闻网站也尽力转载、扩散。45岁的杨斌在2011年就被剥夺了办案资格,原因当然是她讲过那么多真话,被认为与体制抵触。她讲过什么话呢?她评价反映文革的电影《归来》:“无望的等待、残缺的结局令人伤痛。再回味,确实不应该有完美的结局,一个从未真正地忏悔和反思过的民族和政党,凭什么归来,又凭什么有未来?”她讽刺执社会热点事件:“贪官反腐,嫖客扫黄,宇宙教打击全能教,都是奇葩。”“其实我觉得最需要查摆的是组织,个体吃药没用。”评公车改革:“个人认为,公车使用管理制度不仅不应该是秘密,而且应该广泛宣传,广而告之,以方便纳税人监督。”她评执政党:“没有人能活到一万岁,同理,没有一个政党能永远执政。自诩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我们,昨天不能面对自然常识,今天不能面对社会和政治常识,后文革时代。”如果事先不知道她的工作身份,很难相信这些话是一个检察官说出来的,更像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语录。这一方面证明,大陆公共知识分子不是一种身份,不过是知识分子的角色承担;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这位从30名检察官中遴选出来进入市检察院的女性,确有独立思想。杨斌成为媒体的公众人物,是因为在2000年为溺毙孩子的母亲辩护,认为这位周姓母亲之所以做出犯罪举动,与背后的男权压迫与社会漠然不无关系,请求法院予以轻判。周姓母亲刑满释放后,回广州找杨斌跪谢,一时间,“良心检察官”杨斌成为广州公共舆论中的重要人物。这个案件对杨斌的改变,还在于她就此关注犯罪人员的现实困难,开始在治罪之外,对他们进行人道救助,从而引导杨斌创办了一家公益机构,专司从实际困难与精神辅助上给犯罪人员提供救助。杨斌在2011年被剥夺办案资格,调入了档案室做管理员。这是体制内对知识分子最为流行的惩罚方式,令其闲置,以磨蚀其心志。然后,杨斌继续在社交媒体上评议社会事件,此风不改,愈发取得社会大众的认同,在体制内也有暗地里的喝彩。“环境是环境,个人是个人。”认同这句话,虽然我也经常抨击体制之恶,但作为体制人,我依然认为,我们还是可以选择的,毕竟,不作恶不同流合污,最大的代价也就是没仕途没前途,坚守良知底线就得丢工作乃至坐牢丢小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大陆体制内尤其是司法单位,也有少数异类,在微博上发表公知言论,获得一些赞美。但是这些男性与杨斌不一样的是,一旦领导问罪下来,这些人就会立刻熄火,明哲保身起来,终于导致“竟无一人是男儿”。而杨斌则比她的男性同行更有勇气,更有担当,也走得更远。杨斌之所以能有今天的美誉度,当然与广州前些年开放的言论环境有关,她与媒体彼此成就。如果在内陆省份,很难想像会有这么这个一个司法体制内的“异见人士”,所以,能够让杨斌抒发情怀,甚至以职业捍卫情怀的,与前些年广州发达的市民社会息息相关。但广州到底是在大陆,所以杨斌的这一切遭遇,前半程是幸好在广州,后半程则可惜仍然中国。这像是一种宿命,逃不掉,却让杨斌这样的人挣扎着要去脱离和超越。正如她对“暴民论”一针见血的见解:“今日社会之困境,公权是始作俑者。制造愚民,就得接受刁民暴民,因为他们一脉相承。开启民智,呼唤人性,培育真正的公民,才是解困的钥匙。”可以想见,辞职后的杨斌会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她失去的不过是枷锁,得到的是自由,这是弥足珍贵的。体制内当然不乏辞职出走的人,但像杨斌这样,社会公众和体制中人都在默默思考这位女性的出走:这不是另一位娜拉的出走,因为杨斌不是为了反抗男权,而是为了争取心灵的自由。我们也不该担心“娜拉出走后”怎么办?毋须为杨斌担心,最该担心的是那些仍然做着出走梦、却始终不能迈出腿的人,体制纵有千般好,不如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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