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根据中国经济研究人员 陈勤提出的实验模型...

李光耀符合大多中国人在其政治教育中接受的好领导人形象：精明能干，廉洁自律，在困境中带领国家走向繁荣富强。在他去世之后，中文网络中对他怀念有加，投射了人们对政治强人的眷恋心理。西方媒体的报道，在描述李光耀集中高效的经济政策之后，也不会忽略他的威权专制形象。他对反对党的打压、对言论自由和集会游行的限制，他主张的过于苛严、有辱人格的鞭刑等法律，权力的家族化控制，以及由此而制造出来的充满自我审查的谨小慎微的社会生活，都与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价值观有冲突。中国媒体淡化这些争议，首先是因为这些议题本身，不允许在媒体进行深入的讨论。其次，批评中共政权的人士，认为中共能够学习新加坡模式，已经是人民的万幸了。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毫不谦虚地夸耀自己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功绩。1978年邓小平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谈新加坡时，李光耀给了他改革开放的建议，并鼓励他说，相信中国可以比新加坡做得更好。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向新加坡学习。他主张学习新加坡的“经济秩序好”，但是同时强调“他们管得严，我们要借鉴他们的做法，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管得严”的好经济秩序，确定了中共学习新加坡模式的基调。随后的几代领导人，都在重复这个调子。这是自中共建政以来，除苏联、朝鲜之外，最高领导人点名学习的惟一国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共每年都派遣大量官员前往新加坡学习，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国官员培训班甚至被成为“海外党校”。但是他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呢？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带给中共官员两大兴趣点：一是一党执政也能、甚至更能搞好经济；二是高薪养廉。官方喉舌媒体也一再通过新加坡的例子教育民众，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儒家文化更能成功。批评政府的学者和媒体，利用各种机会指出，新加坡的一党执政，与中共的一党专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尽管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以各种手段打压反对党，但是反对党在新加坡从来都能合法存在，而且执政党也从来都面临选票的压力。其次，新加坡1994年才开始实行高薪养廉制度，在此之前反腐败已经卓有成效。高薪的目的不是养廉，而是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政。2011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失去了近四成选票，举国震惊，也让中国的这些争论沉默下来。中共官方对学习新加坡模式失去了兴趣，当局并不想冒有一天只有六成选票支持的风险；宣传机器也不再需要用新加坡的例子来证明威权有利经济，而是直接宣称中国自身经济发展就是解释中国特色的最佳证明。倒是有一些亲共学者，还在继续进行过时的游说。根据报道，2007年习近平访问新加坡与李光耀见面时，还曾表示按照邓小平号令学习新加坡。随后，李光耀在新书中回忆这次会面时，称赞习近平“1969年到陕西插队，一步步往上奋斗，从未有过牢骚或怨言。我想，他应该属于纳尔逊·曼德拉级别的人物”。这番称赞大概会让曼德拉和习近平都觉得莫名其妙。曼德拉大半生为民权奋斗，岂止“有过牢骚或怨言”，而是一直都在为正义呐喊抗争。而习近平既没有作为政治反对派的经历，也对民权毫无兴趣。这显示中共与新加坡的学习关系渐行渐远。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必然会沿着2011年大选开启的政治抗争意识继续前行，而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连在街头反对性骚扰的女权行动者也要抓捕。

新加坡的体制，是地球上的一个奇异点，混合了十九世纪末以至二十世纪初的君王以至皇帝，以及一个表面符合普选定义，却没有民主之实的议会；表面拥有民主与法治的新加坡，却没有自由以至非常受限的人权，如此奇怪的体制，却缔造出亚洲四小龙的奇迹，在香港被中共吞噬之后，更在经济上超越香港，人民活在一个成功的儒家式的大家长体制之中，在现代社会不但前无古人，更是后无来者。中国共产党想学习李光耀专政独裁的秘密，却不得要领，第一点就是李光耀在真心为新加坡方面，是身体力行的，和那些家人拿外国护照，不断移民走资的中国共产党员，根本是两回事；第二点是在李光耀是真儒家，在其家长威权制度与英式（或他所推崇的日式）行政管理的统治下，消灭了华人各种丑陋的文化，如“脏、乱、吵”，甚至不惜切断语言的连系（捧英文，贬华文）。反观中国由毛泽东时代以至开放改革三十多年，中国人民质素不但没有任何改善，甚至每况愈下，走出国门随处大小二便，不但没有羞耻之心，更反过来恶人先告状，指控别人歧视；中国人变得愈来愈自私，更随着经济成就而变得财大气粗，中国不但错失了政治改革的机会，甚至想改善国民质素也变得千难万难。李光耀独特之处，就是其有弹性的现实政治思想，以开明专制统治，有如全世界第一个实行福利制度的——德意志帝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李光耀为国民建设很多地方羡慕的福利制度，如香港人最羡慕的“组屋”，然而这些改革，以至保留议会，不是因为他们相信民主制度，而是认为一个容纳反对派的议会，比起完全的独裁专政，能够自我完善执政者的错误，而加强政权的稳定性。在这一面，李光耀其实和英治年代的各位港督别无二致，两者都是透过吸纳社会各方面的精英，以至是反对派的精英，去自我完善社会各方面；英式政治艺术的秘密，就是面临政敌攻击，即使对方是恶意的，也会从对方的反对之中，抽取合理的部份，自行实现改革，令对方失去反对下去的舞台；反过来，中共继续维持中国式的政治思想，即把所有问题简化为“敌我矛盾”，毛泽东思想阴魂不散——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不容任何反对的声音，认为反对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扑灭一切异见，结果就是不会再有改革，余下的只有革命。李光耀是历代华人幻想的“圣人”，把国家的命运交给这些圣人贤者专家，然后不理政治只顾经济；这种想法，最终还是一厢情愿，因为即使新加坡，也无法找到另一个李光耀；其晚年隔代传位于子，家族生意备被受批评，吻合了Lord Acton的名言：“权力令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令人绝对的腐化”；新加坡未来需要的，其实是台湾开放党禁取消戒严的蒋经国，以至真正民主选举以至达成政党轮替的李登辉。

广西上万水电站移民，近日联名举报当地官员贪污截留移民补偿款、抓捕维权代表。有村民表示，他们还曾因接受外媒采访，遭警方威胁指控“勾结境外势力”。据“民生观察”网站周一发布的消息称，广西龙滩水电站建设侵占农民土地，当地移民工作管理局涉嫌截留、贪污补偿款，还抓捕了为此上访的维权代表韦亚尼。近日，当地上万人联名上书中纪委讨说法。联署人之一的陆贻讨周一告诉本台：“腐败官员欠我们人民好多钱，我们上访他们就来拦截，抓人去关、劳教，电站征了我们几千亩地，上面按政策给补偿款，但他们不给，藏起来。”记者：“他们一共截留你们多少钱？”陆贻讨：“3个亿。”记者：“你们有证据说明当地官员有贪污截留的行为吗？”陆贻讨：“有《桂移发【2006】7号》文件，我们去上访都找不到中央领导。记者了解到，在对移民补偿做了详细规定的《桂移发【2006】7号》文件中，写明机耕路补偿标准，应给付补偿总额6000多万元，但天峨县移民局只补偿了174万元。其后民众又发现，当局还截留、贪污县库区的生产用船补偿款158万元、县下老乡集镇生产开发路补偿款3476万元、县农村人行道补偿款650万元、县外迁移民安置费2795万元，遂引发全县万人声讨。陆贻讨还说：“上万人去讨公道，原来比这更多，但好多人怕了，不敢了，被镇压了，找政府的时候腐败官员找警察打散了我们。”记者：“你们都到了哪里上访了？”陆贻讨：“我到过北京中纪委、中央信访局，广西也上访过，都没有解决。”他还表示，上万人推选了多名维权代表驻京上访，其中一名叫韦亚尼的人被天峨县检察院以诽谤罪判刑3次，已经入狱5年了。记者：“韦亚尼现在在哪？”陆贻讨：“被关在天峨县公安局，他被关了很久，先是两年，又判了两年，现在又被关了差不多一年了，整整5年了。我跟你们联系，有政治影响，说我们跟外国联系就是犯了勾结境外的罪。”记者就此致电天峨县政府，一名值班人员承认政府曾截留了村民的补偿款，但官员并未贪污，截留是为了水电站的建设，现已经全部按照征用村民土地亩数支付赔偿款。记者：“政府有没有截留移民补偿款？”县政府值班人员：“有截留补偿款。”记者：“为什么要截留？”县政府值班人员：“建龙滩水电站。”记者：“那不是应该把补偿款全都给农民吗？县政府值班人员：“都给了，移民都发过了，很早的事了。大部分都没问题，只是个别人对补偿不满意。一般信访案件我们都有记录的，他们不满意，就往上告，政府不可能贪污移民款，是按政策发放的。”记者：“那他们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这样说？”县政府值班人员：“他们的土地有多少要测量的，是按这个来补偿。”对于官方的说法，另一名联署人王振吉告诉记者，当地政府在测量时，故意减少淹没土地面积，从中贪污补偿款：“他们说的话你也信吗？龙滩水电站移民每人只拿了3万块，肯定有猫腻。如果他们按照政策来量，我们就不告了。”王振吉还表示，原天峨县移民局工作人员韦显章、谭基富、黄汉军等人，在做完移民工作以后经济发生巨大的变化，抽的烟是高级香烟，常常到高档宾馆消费，在县城购买、建造多栋华丽的房子，开名牌轿车，但以科级公务员的工资，根本无法负担这些开支。(特约记者：忻霖 责编：胡汉强/嘉远〉

3月23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去世，享年91岁。《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一书浓缩了李光耀40多年的国家治理经验以及对全球各国的观点。以下内容选摘自该书第一章《辉煌与...

官方对知青的解读多止于历练青春等，对其危害也只是注重对国家经济，人才培养等方面。可一些关于知青的小说文献却不止于此，如天浴。另一些也只是有只言片语的提到，如黄金时代（上面派人来调查男知青被殴打女知青被逼婚的情况），穗子物语（边防站士兵打压了多起知青起义）等。但在网上却很难再找到更细致全面翔实的资料了。那么在知青时代里大多数知青的个人生活经历究竟是怎样的？他们在当地遭受了怎样的对待？关于他们所受伤害的国家政策都有哪些应对？最好有过来人真实的经历，谢谢。

3月20日，国家统计局就《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未公布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数据一事作出了回应。回应称，此举是考虑到该数据年度间变化很小，故而将其由每年发布改为隔年发布。统计局同时给出了具体的数据值：2013年中国50岁以上农民工占农民工总人数的比重为15.2%，比2012年提高了0.1个百分点。增幅虽少，基数却大。根据此前报告给出的“2013年全国共有26894万农民工”来推算，2013年中国50岁以上农民工数量约为4088万，比上年增长了120多万。结合2010年的数据来看，仅仅三年，50岁以上农民工数量便增加了近千万。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增强，这一数字在未来仍有可能持续走高。高龄农民工处境窘迫。一方面，该群体的基数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其竞争力却越来越弱。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的数据，老一代（1980年前生人）农民工中有三成从事建筑业。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对应的数字仅为14.5%，不及前者的一半。后者大部分流入了制造业，如电子产品代工厂等。老一代农民工则难以在这类行业中立足，由于文化水平低、技能掌握能力差，他们中的大多数仅能从事建筑工地工人这样重体力、低技术的工作。

中国政坛女高官并不多，但她们的问题却要比男官更多，其背景也更复杂。最新出版的名星杂誌披露，前中纪委副书记马馼，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还有北京市委副书记吕锡文，因...

令完成潜藏美国，并非仅仅為自己跳出罗网“叁十六计，走為上”，更是可进可退、亦攻亦守，甚至是以退為进、转守為攻的杀手鐧。习、王现在时刻担心他将掌握的中共最高层情况透露出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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