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 在社会与职场中四处碰壁的中国女性 狄雨霏, 傅才德 2015年02月23日 北京——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安吉拉·李(Angela Li)对自己在中国光大银行当出纳的工作感到自豪。这份工作或许并不令人兴奋，但却有前途。一年半后，她和一名与自己同时入职的男同事一起申请晋升。那名男同事得以如愿以偿，她却没有。 The New York Times 空调生产企业的董事长董明珠称女性在职场表现得不好。“女性努力得不够，”她说，“她们很乐意离开职场，找一个男人依靠。” The New York Times 董明珠在公司总部与一名同事交谈。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董明珠公司的生产线。 相关文章 结婚总是太难，租“爱”也不简单 从剩女到胜女：单身女性的坚持 中国女性争取如厕平等 女性抗议：我的身体不是职场玩物 “耽美”文学的作者为何多为女性 中国政坛高层女性凤毛麟角 “后来，我们领导过来和我谈话，”25岁的安吉拉说。她的头发梳至脑后，目光沉静。“他说，‘你们女孩子重视工作是好事。但你应该把精力集中在找男朋友、结婚、生孩子上。’”后来她辞职了。“我能在能力上竞争，却无法在性别上竞争，”她说。中国常被亚洲女性当做典范。在共产党执政的头几十年，女性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从毛泽东说女性能“顶半边天”开始，政府便煞费苦心地把女性描述成与男性地位平等。最近，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关于“女强人”的带有欣赏意味的报道表明，中国女性在商业上也取得了成功。官方媒体常会宣传这类女性。经济繁荣一方面为女性创造了机会，但也促进了长期被压制的传统价值观的复苏。越来越多的男性和女性称女性应主内；妻妾制度在当代重现，富裕的男性养起了情人；女性面临着很大的早结婚压力。在职场，社会主义时代的平等主义被公开的性别歧视所取代。在部分情况下，性别歧视甚至被法律加深了。“媒体一直在宣传成功女性的个例，但总体上女性没有在经济领域发展的空间，”中国知名女权主义者冯媛说，“女性的地位并未得到改善，在一些领域还倒退了。”和男性相比，中国劳动力大军中的女性正在节节败退。在职业阶梯每上升一步，她们所占比例会随之稳降。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女性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为44.7%，但“负责人”职位中的女性只占25.1%。在最高层，她们的比例会进一步降低。据《纽约时报》查阅的企业记录显示，在中国的300强公司中，女性董事不足十分之一。这个数字是基于对沪深300指数中各家公司的董事会进行了调查后得出的，明显小于美国和欧洲很多地区的女性董事所占比例。中国的沪深300指数相当于美国的标准普尔500指数(S.&P.

如果机器抓取转发不需负责，那像浦志强案这种主要“罪证”是一些所谓涉嫌“寻衅滋事、煽动民族仇恨、煽动分裂国家”的微博，是不是也可以辩解为“机器自动转发”呢？为什么环球网只“自动抓取”偏向政府的“正能量”言论，而不是诸如呼吁“官员财产公开”这样的文章呢？

假设环球网编辑部对机器自动抓取的选择范围设置了条件，那通过这些条件被自动发表在该站的文章，难道不代表该网编辑部的意志吗？

（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1. @月旨月方女人：昨晚看东方卫视崔永元的脱口秀，结束时感谢2014，第一件便是感谢国家没有让官员公布财产，否则会让马云一类的所谓富豪无地自容……2

现年35岁的万家瑞(Jeremy Wallace)是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的一名政治学者。他的新书《城市与稳定：中国的城市化、再分配与政权生存》（Cities and Stability: Urbanization, Redistribution, and Regime Survival in China，牛津大学出版社）讲述了中国如何避免了发生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状况：城市化引起的动荡。在采访中，万家瑞讨论了为何大城市会给威权政府带来危险，中国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削弱这些威胁，以及目前推进特大城市建设的做法是否会改变这一切。问：你为什么会写《城市与稳定》这本书？ Courtesy of Jeremy Wallace 万家瑞 相关文章 解析习近平的博士论文 中国城市化目标撼动城乡户籍壁垒 东欧“城市化”中留守村庄的人 空气质量与城市化 中国必须采用全新的城市化途径 答：我一直想探究中国是如何避免形成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似乎随处可见的贫民窟的。当开始为这本书做研究时，我听说中国在担心“拉美化” 的问题——它意味着城市规模巨大、不平等和不稳定。同一时间段，政府还在取消以不同形式存在了2500余年的农业税。理解这些事情似乎很重要。问：针对城市的优惠政策通常会伴随着社会动荡，而你在书中讲述了中国如何通过户口制度来避免了这种动荡。答：中国的户籍登记制度把农村和城市人口分离开来。出生于城市的人持有当地户口，因而能够享受各种社会服务；而那些出生于农村的人在迁居城市后也难以享受到这些服务。为了促进发展，并保证城市居民支持政府，大多数贫穷国家的政策都会向城市倾斜。我认为，此类“城市倾斜”政策或许能平息眼前的抗议活动，但也会鼓励更多乡村民众迁居到享有优惠政策的城市。这些大城市往往到处都是贫民窟，可能某天就会内爆。城市里的抗议活动具备迅速颠覆政权的潜力，连看似稳固的政权也无法幸免，比如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对于这种浮士德式的交易，中国的户口制度钻了空子：一方面为城市人口提供便利，另一方面又把农民继续留在农村和小城镇里。问：新的改革会不会改变这种状况？答：去年12月初，中国国务院公布了改革户口制度的计划。新的改革使人们迁居中小城镇变得更加简单，但仍然保留了该制度的核心内容：严格控制大城市的人口。问：对于威权主义政府而言，大城市会造成什么问题？答：大城市很危险，因为这里更容易孕育出使经济和政治发生动荡的抗议。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并没有阻止城市化进程，而是在加以管控。它并不是在反对城市化，而是在反对集中化。就连与特大城市占主导地位的印度相比，中国的城市体系都显得比较扁平。中国有许多不那么出名的大城市。问：为什么集中化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答：较为扁平的城市层级体系本身并不能避免动荡，但是基于这种体系，一国出现强大到足以推翻政府的城市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例如，倘若淄博爆发大规模抗议，中国也不会崩溃。但是，如果一两座大城市在一个国家的城市中具备支配地位，那么大规模抗议就能推翻政府，正如“阿拉伯之春”中的突尼斯和埃及那样。问：这是政权能够长久存在的重要因素。答：对。从共产党统治中国伊始，控制城市化和城市威胁就一直很重要。尽管共产党通过农民军取得了政权，但他们随后旋即转而讨论城市的重要性。他们迅速实施了户口制度，以防止农民组成的“盲流”涌入城市。虽然毛泽东被视为农民的支持者，但他的政府并没有替农民谋取利益。问：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倾斜政策的背后是什么呢？答：首先，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常认为，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需求——价格低廉的食物、住房和教育——有利于保证大城市的政治稳定。为了支付这些福利所需要的费用，政府必须向某些人征税，而这种负担往往会落在乡村地区的务农者身上。此外，中国遵循了重视重工业的苏联模式，认为一个国家只有通过工业化才能实现现代化，特别是通过城市的工业化。不过，中国拥有但大多数国家没有的，就是一个能防止人口涌入城市的制度。控制人口流动使得他们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不产生过剩的就业不充分人口——填满其他国家的贫民窟的正是这些人。问：中国还创造了事无巨细的单位制度，使得在城市工厂里工作的幸运儿能够享受到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服务。答：国家通过城镇务工者的单位对他们进行照顾。单位系统和农村情况的差异突显了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下对城市的倾斜。国家没有为农民提供任何东西，而且实际上还在通过向他们收税来为城市工厂的建设和社会服务提供资金。农民们明白，他们并没有从这种制度安排中受益。他们希望能加入这个城镇工人阶级的行列，并开始迁居城市，但是共产党政权无法为所有流动人口找到或提供工作。所以，上世纪50年代，政府开始根据每个人的居住地来对他们进行登记，随即把城市和农村人口分离开来，最终通过户口制度，限制了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地区。在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只能用票券来购买食物等主要产品，而票券的发放又与家在何处挂钩。问：不过，中国已经背离了计划经济。这个制度是否仍然有用？答：即使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中国依旧在通过户口制度来控制城市化。出生在农村然后到城里打工的人，无法享受到同样的社会服务。这些进城务工者往往被视为二等公民。国家试图促使农民留在乡村或搬去小城镇。许多人都把孩子留在农村与亲戚生活，因为只有在那里，他们才能享受国家提供的免费初等教育，而如果去城里上学，就需要缴纳高额的学费。问：虽然存在户口制度，北京等城市仍在迅速扩张。这是否会给政府带来危险？答：北京的确是座非常庞大的城市，不过它在很大程度上充满了从改革中获益的赢家，这也是事实。他们往往对政权持支持态度，也赞成保持现状。另一方面，这里还存在没怎么获益的外来务工人员。虽然住在城里，但他们并不属于这座城市。由于国家对农民出售土地的能力进行了限制，所以他们往往认为自己不过是临时移居城市。在不久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农民工失去了工作。又因为户口制度，数以百万计的突然失业的务工者离开了沿海城市，分散到了中国内陆的乡村和小城镇。问：为什么有些城市的抗议活动比其他城市更多？似乎有些城市更容易发生抗议。答：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就谈过城市的空间地理。宽阔的大道有利于国家查看并管理它的城市，巴黎狭窄的街道形成了一些瓶颈，这些地方可能会被革命者设置路障阻断。在某种程度上，从乔治-欧仁奥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建造重型火炮能够通过的宽阔大道之后，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出现了。同样地，北京也到处都是可供坦克行驶的宽阔大道。就连北京的房屋也往往采用巨型公寓楼的形式。中国的城市里仍然存在墙。在中国各地的城市里，户口制度本身就一直被称作一堵无形的墙，但在城市内部，就有许多能帮政府维持社会控制的墙。中国的大学生也被推向了离城市中心越来越远的地方。比如在北京，大学的扩张方向更靠近长城，而不是天安门广场。相比之下，香港的情况截然不同。它是一个典型的高密度城市。消息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北京似乎在以一种越发宏大的方式向外延展，六环路就体现了它在体量上的扩大。人们要在交通上花费很长时间。然而在密度更高、更紧凑的香港，抗议活动能够更快地，以更出人意料的方式扩散，就像我们今年秋季在所谓的“雨伞运动”中见到的那样。问：那么应该如何看待政府促进特大城市建设的计划，比如京津冀城市群？答：从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我就听到了中国将取消户口制度的说法，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生。所以，我仍然怀疑这些特大城市的计划是否真的会得到实施。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仍然需要进行权衡。特大城市应该有利于经济发展。如果说塑造城市化有助于政权的长久存续，经济增长显然也颇为关键。或许政府会愿意放弃分散型城市化的政治收益，从而换取特大城市可能带来的持久的经济收益。而且仍然会存在这样一种状况：这些特大城市里，很可能会充满从政府政策中受益的人，所以他们也很可能会对政权持支持态度。张彦(Ian Johnson)是纽约时报记者。翻译：陈柳本文内容版权归纽约时报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或翻译。 打印 转发 寄信给编辑

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察尔齐镇2月17日（星期二）发生警察与维吾尔族人冲突，事件中，维族人用刀具刺死四名警务人员。警察开枪射杀9人。当地人士星期六告诉本台，被警方通缉的一男一女维族人已被捕。十多人被抓。当地人称，拜城上空每天都有无人机侦察。这是新疆五日内发生的第三起可证实的袭击事件。新疆袭击事件接连不断。拜城县察尔齐镇发生维汉冲突事件，据本台维语部报道，本周二（17日），察尔齐镇的一群维族人与巡逻公安发生冲突，派出所所长卡西姆带领武警将一间怀疑藏有10名维族人的房屋包围并冲入屋内抓人，双方发生搏斗，四名警察被砍死，九名攻击者被射杀。其后，有部分人逃出屋外，警方向他们开枪射击。据总部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星期六对本台表示，2月17日，拜城县维吾尔人和中国公安发生冲突，武装人员打死八名维吾尔人，两名公安和两名协警死亡。当局拘捕数十名维吾尔人，并且正在抓捕逃离的维吾尔人。世维会谴责中国武装人员，为完成所谓稳定的政治任务，采取粗暴的手段针对维吾尔人，导致激烈的抵抗。他称，中国当局必须改变目前的新疆政策，避免局势进一步动荡。事发后，拜城县公安局发出通缉令。悬赏30万元人民币通缉一男一女两名察尔齐镇的维族嫌疑人。本台星期六致电察尔齐镇派出所查询。记者：察尔齐镇派出所？回答：是。记者：两个被通缉的维族人抓到了吗？回答：你是谁？记者：记者想了解一下，抓到了吗？回答：我不知道，我只是值班的民警，抓还是没有抓到，我不知道。记者：星期二发生冲突的时候，打死几个人？回答：这件事我讲不得。当地一位汉族居民告诉本台事发过程：“察尔齐镇派出所派出所民警出警的，在乡下排查几个农民，有的人害怕了，有的人说（警察）来抓他们。他们（警察）排查要检查他们（维族人）”。记者：他们就拿刀。。。。。？回答：拿刀，他们没有枪，都是年轻人。当场打死九个人。派出所的武警全都出来了，处理很快。这位居民说，有警察被砍致死：“死了两个还是三个，我不知道，当时我听说的，具体多少人，我不知道”。记者：维吾尔抓了几个？回答：抓了好多。他还说，被警方通缉的两名维族男女已经被抓：“抓住两个，听说都抓住了”。记者：通缉令帖出来就抓到啦？回答：是，抓到了。居民张先生说，当地许多商铺都安装了一键报警电话，当遇到意外时，只要按动一个电话键报警，特警马上就到。还说，目前每日都有无人机在空中盘旋：“你按一键，他们马上就到”。记者：最近有没有出动无人机，去巡逻？回答：正常情况下，每天都有。这是新疆在五天内发生的第三起流血事件。2月13日，和田地区皮山县发生自杀式袭击事件。一名维族青年身绑爆炸装置，抱住一名警察后，引爆自制炸弹。造成近二十人死伤，事后袭击者的十多名亲友被公安带走。16日，在墨玉县普恰克其乡，巡逻武警检查一名维族青年时，遇到持刀反抗，开枪将其打死。连同17日发生在拜城县的袭击事件，当局至今没有发布相关消息。外界有理由相信，新疆当局未来不会再发布袭击事件。拜城县城的一位商人说，事发地距离县城有数十公路，政府不公布这起事件，是因为不原影响内地人前往新疆就业或经商：“这些事，他们（政府）内部消息，也不会告诉我们。公布的话会人心惶惶，反正事情发生了，再想解决的办法就行了。公布了，内地找工作等各方面的人，就不会进新疆了。我们的保安本来是两个人，现在配备了四个”。特约记者乔龙/责编：嘉华

处于实际软禁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诗人和摄影家刘霞的摄影作品展，2月20日在德国柏林马丁-格罗皮乌斯博物馆开幕，展出70多幅目前在海外能收集到的刘霞的全部摄影作品。

据报道，刘霞的一名朋友数年前将她的作品偷带往国外。刘霞曾表示，不想知道何时何地展出，以免当局施压。据介绍，刘霞作品都是阴郁的黑白照片，很多是面目狰狞的娃娃玩偶，也有静物照。

中国流亡作家、法兰克福书展和平奖获得者廖亦武，在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我知道要出事，只能等待”的致辞，称“各种形状的玩偶，来自世界各地，玩偶没有生命，玩偶却是自由的；刘霞有生命，刘霞却没有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