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轻易地和高大夫的意见不一致，但是在“刘宾雁良知奖”该不该给她这个问题上，我和她的意见不一致（注：高耀洁医生曾谦虚地表示这个奖项应该给别人），我还是认为她是非常合适的受奖人。...

转发此新闻: 中共十八大后最大规模的解放军中高层人事调整告一段落，得益于此，军队的全面改革和调整已成定势。在此期间大规模上位的红二代群体受到最多的注目，部分分析者着眼于他们与习近平等决策层共同的红色背景，认为是军队反腐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依仗。据查，红二代虽然绝对数量很少，但在军中的分布颇有玄机，很有可能确实是出于一种有意的整体安排，以实现习近平所代表的中央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外界很多观者对于红色后代集体在党政军商系统的全面上位始终较为排斥，这是一种自然反应。因为红色身份会始终使其具有某种特殊之处，且很容易转化为特权，而其上位或许就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这种特权。而且如果红二代也涉贪的话，将成为后代的反腐和权力收束的难题。不过，红色后代现今位居中国权力和财富顶端的场景终将是昙花一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红二代们总归要退出舞台，而三代或四代们虽然也免不了受到特权的某些益处，但也将因为中国制度体系的完善而泯然众人。也就是说，红色基因终将没落，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红二代解放军分布密码在2015年前后的军队中高级别军官大调整中，红二代的上位可谓盛况空前，即使是官方也不再掩饰这一点，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主动披露现任军队高层中的部分当红红二代。包括总装备部部长张又侠、空军司令马晓天、总后政委刘源、海军政委刘晓江、武警司令王宁等一大批人物。随着春节的到来，此次调整暂告一段落。从结果来看，红二代目前的分布颇有玄机。总装备部是红二代分布相对最集中的区域。除了上面提到的张又侠，原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之子刘胜任总装副部长，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之子刘卓明与原中共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之子陈再方同任总装科技委副主任，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之子迟兴北任总装科订部政委，原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冯洪达之子、冯玉祥将军之孙冯丹宇任总装军兵种装备部长。总体来看，外界观感之中红二代群体数量十分可观，但是相对于军队高层集体，其绝对值仍然很小。但这并不妨碍其作用的发挥。可以发现，红二代在军中的分布很分散，或者说是很平均（像在总装备部的密集分布情况在其他区域极为罕见），如此能实现红二代群体在军中最大范围地布局。比如，在中央军委层面有两人：张又侠和马晓天，一个身在陆军，一个身在空军。武警方面是从南京军区新晋升的王宁。在大军区层面，总政副主任是原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长王克的女婿殷方龙，总后政委是刘源，总参三部部长是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刘昌毅之子刘晓北，中共国防大学政委是活跃于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的刘亚洲，不久前退役的张震之子张海阳曾任二炮政委。红二代在大军区的分布同样如此。在北京军区有副司令员黄汉标（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女婿），在南京军区有副司令员秦卫江（原中共国防部长秦基伟之子），在广州军区有副司令员郑勤（原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之子），在成都军区有副司令周小周（原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之子），在吉林军区有司令员陈红海（原沈阳军区副政委、冶金工业部长陈绍昆之子），在甘肃省军区有司令员陈知庶（原中共国防部副部长、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之子）。另外，军中父子、兄弟或其他亲属关系共同服役的现象也非个例，其中有几个家族的“枝叶”较为“繁茂”。刘培善两子刘晓榕和刘胜，一人担任总后副政委，一人担任总装副部长；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两女婿黄汉标和王晓朝，一人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一人担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原国防部长秦基伟两子秦卫江和秦天，一人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一人担任国防大学科研部长。来源：多维转发此新闻:

“同志们很关心这个（指google声明将退出中国），我就我了解的情况，和大家谈谈。
现在正在谈，双方在谈，那边（指google）要求开特殊字符限制，以及公开过滤机制；咱们这边要求它转移资料，要在北上广或其他城市假服务器，差距很大。其实呢，注定谈不成的。那边在挑战我们这里的网监体系，这是政策基点的问题，没有一丝可能性。

相声演员就如同相当多的新闻工作者一样，乃至于像大部分人文社科工作者一样，在回炉改造中，从被动的自我阉割，自我净化，到下意识的主动的自我阉割，自我净化，完全不懂得不明白如何从小人物的视角中去批判权势、批判坑民、害众、毁国、败家的丑恶现象。

春节吃喝玩乐之余，也抽空读了些史书。忽然发现邓小平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使得“伟人”称号和他无缘。 这个秘密是指邓小平对待反右和文革两场运动的不同态度。从这不同态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窥见邓小平的微妙心态和自私心理。 先说反右。1957年开始的这场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迫害程度史无前例。发起者毛泽东自己曾洋洋自得地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毛泽东离世5年后，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给反右运动定性为：“这一年（1957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再来看看文革。中共对其的态度是完全否定。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从上可见，中共对待反右和文革是两种态度：反右总体方向是正确的，只是在具体执行环节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文革则彻头彻尾是错误的，没有一点积极意义。 缘何如此？盖因背后有邓小平。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擒拿，十年文革结束。1977年7月邓小平官复原职，并且很快就在叶剑英、胡耀邦等人的支持下取得实际上的最高权力，并最终迫使华国锋“主动”辞去最高领导职务。 也就是说在中共给反右和文革两场运动定性时，邓小平的话语权已经非常大了。坚持认定反右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既因为这场运动冲击的是知识分子而非高干，更因为邓小平本人就是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 而之所以要彻底否定文革，则因为毛泽东发起的这场运动直接目的是要打倒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反毛势力，结果刘少奇被惨死，邓小平被流放，成千上万的高级干部被打倒。 邓小平在两场运动中的不同角色和遭遇，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共中央对两场运动的定性。为了证明“反右总体是正确的，只是执行过程中扩大化了”，最后还保留了将近100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 也就是说，是邓小平的“私心”决定了这两场运动的历史结论。在后来的89问题上，同样如此。邓是下令开枪者，江泽民则是最大受益者，他们都不可能推倒重来。而胡锦涛是邓隔代指定的接班人，且终其10年任期未曾实际掌握最高权力，无论从道义还是能力上都不可能“平反”89。 习近平会吗？有朋友保持乐观的期待。他的理由是，习与那件事毫无关系，不负有历史包袱，而平反它却会给自己带来莫大的历史清誉。 对增进自己利益（权力和名誉）的事情，积极推动之；对有损自己利益的改革，则积极阻扰之。这是古今中外几乎所有政治人物的行事逻辑。习近平当然也不会例外。当下进行的“打虎”行动，只是对少量官僚的惩处不会招致集体反弹，且有助于提升自己的形象扩大自己的权威，是一定会坚持下去的。但官员财产公开、党内民主以及依法治国，则有可能波及整个官僚集团和捆住自己的手脚，因此是不会完全贯彻执行的。 具体到89事件上，平反之顺乎大势民心，一定会令主导者名垂青史。但是习近平也有自己的一本账要算：承认向人民开枪是错误的，会否激发民间要求清算和审判的高潮？会否如多米骨牌，民众进而要求彻查中共历史上的欠债，进而导致中共的垮台？ 作为红二代、红色江山的守护者，我认为习近平的“私心”应包含两重：第一是确保自己的权力地位不动摇；第二是确保红色江山不在他手中变色或垮掉。而我那位朋友所言的“历史清誉”大概只能排在第三位甚至更后了。 由此观中国，许多人期待的政治体制改革前景并不令人乐观。政治人物的“私心”对于历史进程有着不小的影响，关键时刻甚至会令历史开倒车。邓小平便是前例。 关键字: 政治人物 政改 栏目: 新颖视角 首页重点发表: 精品导读 作者: 章文

作为一个在异乡工作生活的人，最怕飞机落地是在黄昏。提着行李箱走在空港，世界一片寂静空旷，看见夕阳就会想着要回家。但是天地茫茫，去向何方？ 人们说，在外面漂泊得越久，所谓家乡的概念也就越是淡漠。我想这话多半是真的，你会去新的地方，认识新的人，品尝新的菜式，凭借现代交通拼凑出一个只属于你自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你最喜欢的咖啡厅可能分别在巴黎和加德满都，你最爱去的书店可能在北京和台北，你最吃的餐馆分别在东京、香港和上海。你在这个世界里撷取无数碎片，连缀出自己可以惬意栖息的小世界。不是一座城市，一条街巷，一栋楼宇，甚至不是相同的一张床。 有时候航班在午夜抵达，第二天早起，迷迷糊糊下楼去想去最爱的那家早点铺。推开公寓门，冷风扑面而来时才想起，它远在两千公里之外，在昨夜之外。身处这样一个消弭了空间距离的时代，家乡究竟是什么呢？或者我这样问：既然你可以随时动身前往一座2000公里外的城市，为什么你不时常返回故乡？ 因为谁也没有办法在地理上走进回忆。故乡与其说是处所，不如说是河流。无论欢喜悲忧，它总要向前流淌，不断改变形貌，只有沉积在水底的几块石头能让你想起它的旧日模样。如果你一直沉浸在河流中，昨天、今天和明天都是连贯的，你没有生分，甚至不能觉察，因为你也属于这个变化的一部分。可惜你游远了，你要回去的家乡，是十年、二十年前那天下午的水光。 还有那个没人会公开说出口的理由：当初驱使我离开的理由还在。人们眼眶湿润只是因为回忆里的感觉，并不是为了真实重历那样的生活。关于远方的想象并没有随着岁月凋残，对于自我的选择依然顽固坚定。回忆并非是为了自己反对自己，在故乡最深处，依然埋藏着某种抗拒。它当年驱使你背转身离去，今天在抵御着你的亲近。仿佛蒲公英对种籽说：飞远点，再飞远一点。 我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搜集的诸多碎片里，一定有许多是带着家乡的印迹。就像一个云南人在台湾桃园中坜市会发现正宗的家乡味道，不带添加剂，仿佛回到了简单朴素的童年；他也会在南法看着蓝天白云怔怔发呆，因为那几乎是一样的颜色和温度，夏日清爽的凉风吹拂在此刻此身，也同时吹拂在彼时彼身。甚至是你无缘无故看了一眼之后觉得亲切的人，大概也是记忆中的笑容在此刻的投影。 在故乡之外更容易找寻故乡，在我所乐意的世界里做故乡的拼图，我以为这是许多人共同的命运，他们在出生那一刻就是个异乡人。从前慢，因为是单摆而非日晷、滴漏定义了什么是一秒，个人的存在感由于对时间的精确切割而强化到无以复加；年味淡，是因为美好的村落早已不复存在，再没有可以共同供奉的社神，也意味着让我们可以从宗祠和族法下得以逃脱。 为了自由选择，你必须忍受苦痛。 每年春节，我们终究还是会踏上回乡路，回到已经成为异乡的故乡。不是为了热泪盈眶，也不是为了渲染苦难，更不是让一处和一处分出高下，让选择和选择成为对立。故乡是此时此刻自己世界的起点，那里有美好的记忆，有等待的家人，还有当初离开的缘由。故乡也终究成为未来自己世界的边疆，让每一次出发都变成回归。 异乡人，祝你一路平安！  

羊年春晚已经落下帷幕，央视宣布所谓“多屏收视率”达到29.60%，但媒体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吐槽的比看的多。对于其中节目，人们普遍感到失望。特别是两个反腐小品和相声，很多人更是觉得失望之极。春晚创始于1979年，收视率最高曾经达到60%以上，后来逐年下滑，到2013年仅11.36%。一方面是中国人的娱乐方式多样化了，央视春晚已经没法垄断人们除夕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是节目说教色彩越来越强烈，人们上当受骗的感觉年复一年，越来越多的人惹不起躲得起。至少，很多人觉得相见不如怀疑，让学教者进行自我教育去。我必须承认，我并没有认真看这台春晚，只是出于职业的需要，看了下两个反腐节目，但非常失望。巧的是，有卫视转播了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音乐会2014”，我别无选择，一下子被深深地吸引了。诺贝尔和平奖自然有它的“政治性”，音乐会动用了拉蒂法女皇、劳拉‧穆拉等大批明星，但真的没有说教的成份，而是一场音乐艺术的盛会。央视说教的一个核心概念，是“主旋律”。所谓主旋律，用江泽民的总结就是，“用先进的思想武装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高尚的情操陶冶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不仅是对春晚、舆论的要求，而且是对“大文化”的要求。在毛泽东时代，文化的使命有一种说法叫“为工农兵服务”或曰为人民服务，而说穿了是为政治服务。江时代以来，党已经回避旧的“左”的提法，完全摒弃“工家兵”、“为政治服务”之类的概念或提法，而改采“政治正确”，建立一个“政治正确”的体系。党确立一套“政治正确”的标准，是因为“政治正确”在一些西方国家也说得过去，算是一个“国际惯例”。简言之就是，既然美国讲究“政治正确”，中国依样画葫芦，西方就应该无话可说。“政治正确”落实到中国，就是高扬主旋律，作为主旋律前提和基础条件的是一套严格的政治审查。文化人在实践中将主旋律发展成两类东西：一是正面歌颂，对象是党和军队的光辉历史、改革开放、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先进典型的先进事迹等；二是刻画抗日历史、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模范人物等。而且不是艺术地表现，而是赤裸裸地说教。随着政治审查的加强，当代文化实际上已走入一条死胡同，自由思考的灵魂动辄得咎，只有极端平庸才能畅行无阻。拿影视剧来说，中共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审查制度，第一步是报选题，选题通过才能报剧本，剧本审查通过才能投拍，剪辑好了还要报送审批。很多年以来，中国影视剧先是流行武侠剧，后来流行宫廷剧、古装戏、辫子戏，然后是神话剧、最近几年流行抗日剧，总而言之是跟中国的当下生活无关。出现这种“厚古薄今”的情况，根本原因是这类节目政审容易通过，而如果你拍一个当代题材的东西，很可能触犯时忌，即便剧本政审通过，让你拍了，也可能在电视台或院线排片时被枪毙。结果就是各种类似“手撕鬼子”的抗日神剧充斥中国，虽经广电总局行政干预，抗日神剧仍然广受投资者和创作班子的青睐。春晚，只是在政治审查的夹缝中求生的中国文化的一个标本，其中有几多无奈。一方面是创作人员不知如何是好，另一方面是广大观众“惹不起躲得起”，两方面都觉得春晚成了鸡肋。羊年春晚安排两个反腐节目，据说是上面授意，甚至由陕西省纪委提供素材，但反腐题材的文艺节目都要中央“特批”，这不是太过荒谬了吗？两个反腐节目，实际上都在掩饰中国官场的腐败，这真的是太低估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了。遗憾的是，党对政治对中国文化的戗害熟视无睹，任其继续发展。报纸越办越没有读者，电视越办越没有观众，说教越来越没有学生和市场。他们反对西方价值观，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却投入西方国家的怀抱。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他们以为人民群众会愚蠢到相信的地步。最后我们不妨看一看，谁比谁更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