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因参加维权行动及揭露汶川大地震豆腐渣工程，而被当局以煽动颠覆罪判监5年的“四川好人”谭作人刑满。8时许，据谭作人好友冉云飞推特透露，谭作人已被释放返家，但尚处于剥权期，不便接受采访与探访。 @ranyunfei：坐五年监牢的谭作人兄已出狱，正在回家的路上。我代王庆华大姐发此消息，并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一直对他的关心。由于才出来，加之处于剥权期，因此不便接受各方面的采访与探访。请大家理解。再次深深铭感朋友们的关爱。 现年60岁的谭作人是异议者、环保志愿人士，曾参加民间反对彭州石化项目的和平保城示威抗议行动。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谭作人起草512地震伤亡调查报告，呼吁对地震遇难学生校舍工程质量进行调查，并自主调查遇难学生名单。2009年3月28日他被刑事拘留，后被以煽动颠覆罪判囚五年，在四川雅安监狱服刑。 来源：苹果日报 相关： 冉云飞：灾难不会放过我们：一评谭作人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冉云飞：国家永不会被颠覆：二评谭作人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罪 冉云飞：你不是一人在战斗：三评谭作人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冉云飞：荒谬绝伦的起诉书：四评谭作人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冉云飞：王丹回国出庭作证：五评谭作人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冉云飞：讲政治的法律判决：六评谭作人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猜你喜欢 社会主义为我做主 “种族隔离制” They can’t kill us all 死婴产业链 反腐反日皆游戏也

中宣部：国新办副主任李伍峰意外死亡一事，各媒体一律不得擅自报道。网络媒体要尽快删除有关猜测或攻击性评论。...

被中央巡视组曝出问题的三峡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双双换人，公司所有招投标资料也被封存备查。 (南早中文网讯)...

记者在网上搜索有关“删帖”的内容，找出不少与之相关的广告。网络截图...

近日，中国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子胡海峰仕途上再添新职，此前已担任浙江嘉兴市委副书记一职的胡海峰，再任该市政法委书记一职。网民调侃：“终于明白了中国合伙人的意义” （德国之声中文网）浙江嘉兴地方官媒《嘉兴日报》3月21日报道称，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子胡海峰，继去年5月以该市市委副书记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后，再担任嘉兴市政法委书记。该市政府官方网站上公布的信息显示：胡海峰担任嘉兴市委副书记，协助市委书记分管党建工作；分管市委政法委、市委统战部（侨办、民宗局、侨联）、市委农工委、市农办、市委610办公室等十八个部门。 2013年5月24日《嘉兴日报》曾报道，浙江省委副书记王辉忠在嘉兴市调研，胡海峰第一次以该市市委副书记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随后官媒“人民网”子网站“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以“胡海峰任浙江嘉兴市委副书记”转发了该新闻。浙江卫视新闻中出现胡海峰清晰影像。此条高官后代从政消息曾引发中国网民热议，网友当时再创网络新语：“涛声依旧，让海峰吹拂了五千年。” 中国门户网站之一的网易，将胡海峰兼任嘉兴政法委书记新闻置于靠前位置。网友“跑步青云”评论道：“网易有点意思，把这个新闻放在首版，一个地级市的副书记没必要吧，这不是就想让人去搜索这位是谁么？” 胡海峰为胡锦涛之子，1970年出生，北方交大毕业，清华大学EMBA。胡海峰早年任职中粮集团，后成为威视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2008年1月成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2010年4月任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党委书记。据英媒《每日电讯报》早前报道，2009年7月，威视卷入“纳米比亚贪腐案”，网民曾发出：“胡海峰你爸爸喊你回家吃饭”，以表示对官员家属经商的不满，此事件也成为当时官方屏蔽的敏感内容。 网友：涛声依旧 “ 中国合伙人 ” 2008年6月，与其姐姐李小琳共同掌握中国电力命脉的 李鹏之子李小鹏弃商从政 ，辞去华能电力集团董事长一职，同月成为山西省副省长；2013年1月，正式成为山西省省长。 2013年，不断有媒体曝出中共“红色后代”及官员后代得到快速提拔的消息：2013年5月2日， 邓小平之孙邓卓棣被任命为广西百色市平果县副县长 ；同年5月9日，另一位“红四代”——叶剑英之孙叶仲豪当选为中国共青团团中央十七大代表和广东云浮团市委书记；5月13日，中国官媒新华社发布一条简短新闻公示，中共人大前委员长吴邦国之子 吴磊拟任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 。网友“山残雪剑”表示：“我终于明白了合伙人的含义。” 对此中国学者、国务院前秘书俞梅荪向德国之声表示，近年很多网民对官员后代、红色后代经商或从政表达的不满愈加强烈。与普通公民不同的是，他们依靠家族强大的政治资本及衍生出的社会资源，握有直达仕途的“船票”，成为一种延续下来的“官员世袭”。与之对应的是底层的公众，很难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向上通道，这也是社会缺乏公平的一个重要表现。 1989年的“天安门学运”，大学生提出民主自由、反腐，反官倒诉求，赵紫阳到广场上与学生对话 “ 有政治地位才能保住他们的经济利益 ” 俞梅荪回顾他任职国务院期间，正值上世纪80年代的赵紫阳、胡耀邦执政时代，在1989年“学运”之前的1985年，赵紫阳的政治班底委托国务院办公厅参考包括日本等国在内的反腐法规，制定和发布了《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但令行未止，官商现象成为现今中共执政下普遍现象。 商而优则仕，近年再起“红色后代”弃商从政风。俞梅荪认为对于这些红色后代和官员后代来说，从政实际上是比分割经济利益更重要的事情，因为掌握和巩固政权，就会不使利益旁落他人：“中国是个人治的国家，有政治地位就能保住经济利益。” 俞梅荪认为，要想打破这种官员后代握有“直达车票”的现象，就必须启动政治改革，但利益联盟阻力重重，视“民主、宪政为大敌”的习近平时代，改革难行，“世袭制”亦难打破。 作者：吴雨 责编：石涛

国信办：全网立即查删1，“声援、营救唐吉田等失踪律师”的相关信息， 2，鼓吹港人“自救”的科幻短片“香港将于33年后毁灭”相关视频、文字等。...

在一名中国男子近距离拍摄一名为父亲作证的女子的照片后，联合国禁止了该名男子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人权理事会(Human Rights...

最近一段时间，有多名医生在微博上呼吁，还医师自由执业的空间。虽然，从中央到地方都已经出台文件，鼓励医生开办私人诊所，但在实际过程中，医生们的感受却是“开个诊所脱层皮”。 从去年9月开始，曾经是协和医院急诊科医生的于莺就计划开办一家全科诊所，可直到今天，这个诊所还依然停留在梦想阶段。她的遭遇让不少尝试开办私人诊所的医生颇有共鸣：在当下的中国，办一个私人诊所太难了。 “想通过正规途径办个正规的诊所怎么那么难” 坐在记者面前，于莺笑眯眯的，但谈起自办诊所的职业规划，满脸的无奈。 2013年6月，于莺从供职了12年的协和医院辞职，一时间网络上沸沸扬扬。但对她自己来说，这样的辞职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壮举。因为“根本就没有找下家，也没想过辞职之后要干什么”。 坚决要辞职的原因是她越来越为医生患者的关系担心。当时，于莺所在的急诊科刚刚搬到了协和医院新落成的大楼，硬件条件更好了，可医患矛盾却丝毫没减轻，反倒越来越尖锐。“对急诊来说，接诊最重要，可留给接诊的只有一层楼的地方，病人来了经常没床位，留观室也没地儿。” 每次看到患者家属在接诊处着急上火大声嚷嚷，于莺眼前都会出现一幅画面：一位重病患者在接诊处死了，躺在地上，家属上来就把医生捅死。 “这让我不寒而栗，所以决定一定要辞职，而且是裸辞。”于莺说。 接下来的3个月，于莺在北京、上海等地方到处跑动，考察了不少民营医院，也接到了很多医疗机构的邀约，但她觉得还是没找到自己想做的。 做了多年的急诊医生，于莺在想，能不能做点全科医疗的事儿。2013年9月底，于莺跨越海峡来到台湾地区，在一家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学习、考察。正是在台湾的经历，让于莺决定回到北京开一个全科诊所。 “台湾的医院大部分都是私人诊所，我很惊讶地看到一个诊所可以以非常简陋的环境呈现。”于莺告诉记者，台湾的医生往往都是选择自己开诊所，诊所就是自己的家，二楼是家人生活的地方，一楼就是为病人诊疗的地方。 台湾的私人诊所，医生一周要工作6天，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他们说一周还有一天的时间可以陪家人。”于莺说，台湾的医生收入很高，医疗服务水平也高，患者的医疗支出也少，基本上，在台湾，看一次病折合人民币才30元，还包3天的药费。 看起来，这是一个多方都满意的事儿。“当时就想，回北京我也在社区开一个诊所，就做那种全科的诊疗和慢病护理。”于莺说。 医保能否覆盖、收费标准该怎么确定是于莺在北京落实开诊所之前所最担心的事儿。但真的行动起来，她就发现，真正的麻烦还不是这些。 2013年12月20日，于莺结束在台湾的学习考察，回到北京之后马上就开着车满大街找地方：为诊所选址。 在北京的朝阳区，于莺选了两个地方，向卫生局递交了材料，结果被直接拒绝。 “理由特简单，就是没有规划，而且说了，北五环到东五环统统没有允许开办私人诊所的规划。”于莺傻眼了。 回到家，赶紧从卫生局的官网上下载相关材料，于莺这才发现，要开一个私人诊所，第一步就是得有规划，除此之外，还有林林总总的问题要消灭，比如如果诊所开在居民楼的底商，那得需要楼上所有住户同意，也还需要旁边的底商同意，只要一家不同意，就无法获得审批。 这些问题已经足够于莺长长地倒好几口气了。北京不成，就换个城市再看看，到了成都，在武侯区看中一个地方，结果一样，也没有开办私人诊所的规划，不批。 有人给于莺支招儿：找找关系。想过之后于莺觉得还是不成，因为即使突破了规划限制，后面怎么办？ 于莺仔仔细细算了一笔账，在北京，房屋租金水平每天每平方米在10～27元之间，以最低的10元钱为例，租一个200平方米的地方，租金一年就要72万元。那单次诊疗费得收多少？“一算吓一跳，如果一个月能有200个病人，看一次病就得收300块，这还只能是把房租填上。公立医院挂个号才5块钱，这怎么竞争？” 顿时心灰意冷，以至于后来在北京市丰台区，卫生局认为可以办诊所，但想想租金和定价，于莺就笑不起来了。 “哪个人大代表帮我反映一下，接受正规8年制医学教育的博士毕业生，在大型三甲医院工作12年的大夫，想通过正规途径办个正规的诊所怎么那么难？”3月3日，于莺在自己的微博上这样吐槽。 “整个申报流程下来，要盖20多个公章” 河南郑州的翟医生也遇到了与于莺同样的困境。 2007年，翟医生结束在美国的学习，回到郑州，成为当地一家医院的普外科大夫。可医学博士毕业的翟医生并不满足于此，他总想着办一个当日外科中心。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发现，美国的医生跟国内太不一样了，他们很多是自由执业，私立的医院水平比公立医院更高，医生的收入也是私立比公立高。“翟医生说，这种收入上的差距让公立医院留不住人，于是美国人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允许公立医院的医生每周拿出半天的时间到当日外科中心行医，弥补收入上的差距。 这种当日外科中心就是用来诊疗那些当天完成手术、不需要住院的患者的地方。但回国后翟医生就发现，设立这种机构在国内基本没有可能，“国内医保制度鼓励住院，门诊不报销需要达到一定的额度，而美国恰好相反。” 这个梦想暂时无法实现，翟医生还想帮助更多的病患。他看到农村的医疗服务缺口大，就想能不能在农村办一个小型的医院。 “有社会资金资助我，房子都盖好了，但办医院的相关手续不下来。”翟医生说。走私人诊所的审批流程麻烦得很，卫生部门的规划中说距离公立医院多少距离之内不能有私人诊所，要有多大的面积，有多少医护人员，还要有消防的审批。 “整个流程下来，要盖20多个公章。”翟医生说，在农村，还有一只拦路虎，只要乡里的卫生院不同意，私人诊所就不能获得审批。因为不能抢了卫生院的生意。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多名代表委员都在关注医生的自由执业问题。在他们看来，医生自由执业的实现将能够解放医生的生产力，实现医疗服务不均等问题的改善。要改革现有的执业医师注册制度，解除医师与医疗机构之间一对一的注册关系，真正实现“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方来英也在两会期间表示，北京市鼓励在职医生开办私人诊所或个体行医，只要政策允许，审批流程会很简单。 其实，鼓励医生开办诊所，并不是近年才提出来的新话题。早在1994年，国务院出台《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条就明确规定，国家扶持医疗机构的发展，鼓励多种形式兴办医疗机构。 但实际上，当申请举办一个私人诊所、医院的时候，这种文件上的鼓励往往显得苍白无力。 在妇产科医生、中国妇产科网创始人龚晓明看来，法律上的鼓励并没有带来实际操作中的方便。他发微博称：法规上是无禁止，但是地方上的“规”门槛很高，要规划，要工商，要消防，要硬件，要人员，开个诊所脱层皮吧！有的企业说花30万元买个诊所绝对值，就是图个牌照，想想就知道玻璃天花板在哪儿。 翟医生计划用来开办农村小医院的房子已经闲置了一年多。他想干脆辞掉现在的公立医院工作，扎根农村，专心把小医院办起来。他甚至都计划好了未来的经营模式：有钱的病人就收费，没钱的病人就免费。 早在2012年12月，国内著名的血管外科专家张强就从上海市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辞去血管外科主任一职，离开公立医院体制。他选择在上海沃德医疗中心、北京和睦家医院开办自己的门诊。 张强曾在自己的公共微信账号中写过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中国医生自由执业的种种代价，但他认为这依然无法掩饰自由执业的魅力，因为这样能做一名纯粹的医生，追随内心的梦想。 于莺依然对开办个人诊所有信心，她在等待时机转变。前段时间，她的一个朋友去社区医院，发现门诊空荡荡的，这样的照片发到微信中，于莺的第一反应是：我能不能去承包？ 政府该填补空白，而不是通过规划抢市场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医生都是自由执业，私人诊所、民营医院是医疗机构的主体。在我国大陆，鼓励社会办医、鼓励开办私人诊所已经喊了多年，但一直未能取得好的效果。 “过去的尝试为什么没有效果？”北大光华卫生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恩告诉记者，长期以来，我国内地卫生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医疗市场需求得不到满足，原因就在于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总是试图通过规划来解决问题。多年的教训已经证明，市场需求是无法通过几个官员冥思苦想的一个规划来满足的。 在刘国恩看来，如果想让一个地区的医疗资源更好地满足需求，只有把市场打开，让市场来调配各种资源。区域卫生资源不是不可以规划，但这种规划只能是针对公立医疗机构的规划，而不能是针对非公立医疗机构的规划。 “在这个问题上，政府要做的是填空，在那些非公立医疗机构不愿去的地方，政府应该开办公立医疗机构来满足需求，不能通过规划的方式把非公立医疗机构挡在市场外。”刘国恩说，如果民营的医疗机构进来后把公立医疗机构的饭碗抢走了，那反倒是好事，这样公立医疗机构就可以退场了，政府就能把开办公立医疗机构的资金用于别的民生问题上。 如今中国内地医生面临的自由执业困境，其实是别的国家和地区经历过的阶段。 上世纪70年代，在台湾地区的医疗体系中，公立医院占80%，医疗资源不均衡、医疗保障弱、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等等让人头疼的问题都存在。去年，台湾一个医疗卫生代表团到北京访问，这个代表团的团长就向记者如此描述那个年代的台湾。 也就是在那个年代，台湾开始鼓励民营资本投入医疗行业。1976年，台塑大王王永庆投资创办长庚医院，试图以患者为中心走出一条医院管理的新路子。 经历几年的亏损期后，台湾长庚医院最终获得每年15%的利润率，成为台湾最赚钱也最令病患满意的医院。正是因为非公立医院的竞争，台湾的公立医院市场份额不断下降。到2011年，私立医院占比已经达到90%。 在刘国恩看来，包括于莺在内的内地医生难以成功开办私人诊所，除了政府的规划外，对医生的管理体制更是大麻烦。 刘国恩说，公立医院依然挂着行政级别，行政级别背后则是资源和权利。事业单位编制也造成编制内外医生待遇上的巨大差异。基于这两点形成的科研、教学体系，也让公立医院的医生难以下决心走出去。 在刘国恩看来，如果不在医生的管理制度上做根本性的变革，大部分医生都将难有动力走出去实现自由执业，鼓励医生开办私人诊所的愿景也将无法真正实现。 来源：http://news.sohu.com/20140324/n397079960.shtml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在中国当自由撰稿人，得做好的心理准备 自由需要争取，个人坚守权利才能令社会更自由 钟南山：全世界医生都靠技术吃饭，中国医生靠卖药吃饭 镜头里的中国图腾！ 《龙斌大话电影》：私人定制 无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