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总量动态表”中可以看到，临夏回族自治州1959年总人口为89.48万人，至1961年降低至84.33万人；从“人口死亡率”表中可以看到，1960年的死亡率高达55.08‰，为其他年份的数倍至十几倍。两方面的数据证明，当年临夏回族自治州发生了严重的非正常死亡。（图表采自：《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198页） 　　 林强《天灾乎？人祸乎？——福建“大跃进”运动再认识》（《福建党史月刊》2001年第1期）一文部分内容。 　　 1982年人口塔图 　　 孙经先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上发表了《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的长文，又发表了《人口统计学中的虚拟人口理论及其应用》，声称“用科学分析”和“严密的数学方法”。论证出“饿死三千万是谣言”。我于2012年写了《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也采用他那种“严密的数学方法”，按他所设定的条件，否定了他的结论。最近，他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连续发表文章，不仅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人”是重大谣言，还说“《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本着对历史真相负责的态度，我再次回应。 　　 对孙经先各项指责的回答 　　 孙经先说：“我们反复阅读了《墓碑》，并对该书提供的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都逐一进行了查证和分析。”注1《墓碑》长达90万字，写到死亡人数的地方有上千处，他们“反复阅读”，对“每一个”重要之点“逐一查证”，可见工作量之大，投入之多。“我们”当然不是孙经先一个人。他们“反复阅读”、“逐一查证”的“成果”是：“发现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极为荒谬的数据”。为了证明这个结论，他从《墓碑》全书的上千个数据中找出了十个证据。且不说这十个证据是否足以证明上千个数据“都是虚假的”，仅就这十个证据而言，孙先生也未必站得住脚。下边，我先引用孙先生这十条证据的原文，然后逐一回答。 　　 一、《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经查证《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 　　 这是《墓碑》第10版第390页的内容。《常熟市志》1990年版，第1029-1030页有各年人口数据的记载。《墓碑》391页已写明：“据《常熟市志》1030页数据计算，三年非正常死亡11000人。”孙先生是教数学的，根据《常熟市志》提供的数据，做四则运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数。数据已经摆在那里，具体的计算方法也不妨讨论，怎能断言无此记载？ 　　 二、《墓碑》说：“《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经查证，《溧水县志》没有这一记载。 　　 这是《墓碑》第10版第390页的内容。《溧水县志》有这个县1949－1985年的人口变动统计数据。我在《墓碑》中已经指出，“据《溧水县志》1990年版第94页数据推算，三年间有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孙经先们在“反复阅读”“逐一查证”中或许又没有查到，或者查到了不肯推算。如果孙先生愿意再次查证，建议多翻两页，在《墓碑》第10版第393页上，还引用了江苏省委、镇江地委溧水工作组1960年10月19日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指出了溧水县饿死人的严重情况，可以作为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的佐证。 　　 三、《墓碑》说：“《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经查证，《高邮县志》没有这些记载。 　　 这是《墓碑》第10版第391页的内容。《高邮县志》1990年版第161、160、162页有这个县历年的人口数据，用这些数据可以算出1959、1960、1961年三年死亡6.28万人，其中3.78万人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第162页说：“1959年至1961年，死亡人口中72.5%为成年人，27.5%为儿童”，即1.727万是儿童。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墓碑》第10版第391页至392页，引用江苏省档案馆保存的调查报告，介绍了比上述三个例子更为严重的死亡数字有十多处，孙先生却没有“逐一查证”，或者查证之后不肯“举证”。孙先生举证当然可以十里挑一或百里挑一，但是，即使真挑出了错误，也不能断言“《墓碑》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那叫以偏概全。 　　 四、《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由此可知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是伪造的。 　　 这是《墓碑》第10版第575页举的一个例子，是引用著名作家郑义的《大跃进时期农村的悲剧——江口事件梗概》，该文发表于《争鸣》杂志1993年1月号。郑先生的数据是否准确可靠，可以讨论。说我伪造数据，这近乎诽谤，而不是学术讨论。如果孙先生愿意做学术讨论的话，我这里可以补充一个证据：当年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的晏乐斌的文章注2中也提到1959－1961年贵州省饿死250万人，江口县饿死近一半人口。 　　 五、《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经查证，《临夏市志》记载的该市这两年合计死亡1230人。《墓碑》把死亡人数扩大了32倍以上。 　　 这是《墓碑》第10版第146页中的一个数字，引自李磊的遗著《悠悠岁月》。李磊是早年徒步到延安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她多年担任甘肃省妇联主任，大饥荒年代她任临夏州委书记处书记。李磊在这本书中说，这个数字来自“中央派到临夏的工作组1961年3月18日的报告”。 　　 李磊可能把临夏回族自治州误写为临夏市。临夏市是自治州人民政府驻地，是一个县级市，以城镇人口为主。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第197页人口变动表里，可以查到1959年、1960年全州总人口、死亡率。将1957年的12.36‰作为正常死亡率，可算出1959年、1960年两年非正常死亡4.96万人。我没有将李磊的数据和两个地方志核对，这是我不细致的地方。孙先生的批评促使我核对。再版时将作改正。还有一个来源可靠的证据是：1961年3月，中共临夏州委向甘肃省委的专题报告中说：自1959年1月至1961年1月，全州农村正常、非正常死亡65193人，占1958年初总人口的7.93%。 　　 六、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提交的报告中说：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不仅如此，杨继绳201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又进一步把上述数据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 　　 他说的是《墓碑》第10版61页第2行的数字。由于官员的隐瞒，随着调查的深入，信阳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他在“逐一查证”时没有看到同一页第5行的死亡549171这个数字，也没有看到同一页第11行的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60年12月6日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的“整个死亡数字还在增加，800万人死了八分之一的样子”，他还没有看到同一页第15行“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100万人，可能更多”，更没有看到《墓碑》第71页中央调查组李坚、李振海花了三个月调查得出的105万的数据。李坚还健在，住北京万寿路，我曾经两次访问过他，他当年的调查报告还存放在档案馆里。徐子荣、李坚等当年的调查，是揭露大饥荒的严重后果，他说的“死亡数字”不可能是包括“正常死亡”的“总死亡人数”，这一点，李坚已向我当面说过，105万就是饿死的，他还对我说，地方官员为了减轻责任，总是把基层报上来的“饿死人数”说成是“死亡总数”。 　　 我要肯定孙先生在总死亡人数与非正常死亡人数之间所做的区分。两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在当年记述大饥荒严重后果的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孙先生如果多读几份这样的调查报告，就会明白。 　　 七、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1961年2月《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死掉60245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陈振亚说：“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饿死60245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 　　 他们说的在《墓碑》第10版第266页。陈振亚的《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是揭露凤阳大饥荒的严重后果，在陈振亚讲话那个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并不包括正常死亡。正常死亡人口没有什么可检讨的。孙经先们在“反复阅读”时不愿意看到，在《墓碑》第266页第1行：1990年，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省凤阳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注3即9.5万人。孙经先们还不愿意看到，《墓碑》第266页第14行，在陈振亚的《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有“全县死绝8404户，占总户数的3.4%”的记载。 　　 八、安徽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6278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饿死86278人”。 　　 这段内容在《墓碑》第10版第285页，这个数字引自杨金声写的《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载《炎黄春秋》2002年第7期。按大饥荒时代的语境，在总结大饥荒的教训时，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杨金声不是伪造，我也没有篡改杨金声的文章。根据《无为县志》记载的人口数据粗略计算，该县1958年至1960年的非正常死亡数为10.97万。谢贵平在《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2期上发表的《安徽省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一文中说，全县饿死20万人。 　　 如前所述，孙先生一再强调总死亡人数和饿死人数的区别，这并不错。我也再次强调，在我引用的史料未做区分之处，我只能照录原文。更何况所引史料又得到了其他证据的支持。这种态度是否属于孙先生一再断言的“篡改”，敬请读者评判。 　　 九、福建省《宁德县志》记载，该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 这段出自《墓碑》第10版第591页。首先应该指出，孙经先先生说“《宁德县志》记载”是错的，因为记载该内容《宁德县志》，我在国家图书馆想找到孙先生所说的《宁德县志》，(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共和国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0627.html

蒋方舟 /文 2013年的中国以一个“梦”开头。年初，领导人提出“中国梦”的概念，地方成立了“中国梦办公室”，中宣部说：“要让‘中国梦’进教材、进课堂、进入学生的大脑。” 这让人想到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的小说《梦幻宫殿》，他虚构的国家中，有一个叫做“梦境管理处”的部门，用以搜集、解析、审查人民的梦，以防有对国家不利的潜意识出现。 人们被规定做梦，却不知道该梦些什么，四顾心茫然。直到5月份，各大网站上出现一篇《专家解读中国梦区别于美国梦的七大特征》的文章，指出：“美国梦是个人的富裕，中国梦是国家的富强。” 人们才恍惚明白过来：我有一个梦，不过它和我没什么关系。 在梦的笼罩下，这一年过得“像雾像雨又像风”。世界变得破碎了，人们的经验不再连贯，人们的记忆变得模糊。 2013年并非是不热闹的，发生过四川雅安地震、H7N9疫情、石油管道爆炸、济南中院的世纪审判，然而人们对它们遗忘的速度前所未有地快，讨论的热情前所未有地低。公共议题的讨论，随着微博等公共话语空间的萎缩，迅速地黯淡下来。 2013年是矛盾的。胡萝卜和大棒齐飞，威吓与让步共存。人们分不清是该失望，还是该再度燃起希望。各种政策与趋势似乎是朝着好的方向，然而生存的焦虑又确凿地存在着。一头雾水中，沉默的人成为了大多数，另一部分的人，学会了隐蔽的双重表达： 喜（rén）大（jiān）普（bù）奔（chāi）， 城市生活的失败 2013年11月22日，青岛黄岛的中石化地下输油管道发生爆燃，一共造成了62人遇难。 在随后发布的新闻照片里，爆炸后惊魂未定的老百姓神情焦急询问着每一个外来者 ： 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泄露？为什么爆炸？是否还会有爆炸的危险？ ——在看似稳固而沉默的水泥地下，到底有多少错综复杂的线路？它们隐藏着怎样的危险？青岛居民在石油管线爆炸事件中表现出的恐慌，只是人们无知的一个缩影。这是一个不能细想的问题：我们对于自己已经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到底知道多少？ 我们的父辈，当年如摩西出埃及，厌倦农村生活的简单而单调，跋涉至城市，换来的是城市生活溃败与风险。 焦虑最大的来源是未知。雾霾今年由华北蔓延至半个中国的国土，波及25个省份，100多个城市。 对于确切的污染源是什么，专家没有统一的认识；雾霾会对人体造成怎样的危害，暂时没有权威的报告解释；如何能够抗霾，人们当下能抓住的唯一救命稻草，来自卖空气净化器的厂家。 在无可奈何的阴翳之中，人们只能从冷嘲的幽默感，以及患难以共的共同体中找到些许的安慰。 治理霾本身也是一团雾霾，它涉及利益集团、地方、企业、公众情绪等诸多因素。虽然如此复杂，但政府治理雾霾的动力依然很大，除了平息公愤以外，另外一个治理动力在于：雾霾甚至导致了国家管理危机。 1 1月，香港《南华早报》发新闻称：北京斥巨资建起全国性监控网络，使警方得以监控主要城市的每一条大街。但随着雾霾天气出现得愈发频繁，监控头甚至无法穿透漂浮物。这引起了很大的治安危机：老大哥看不清你啊！ 在真正的改变来临之前，人们寄希望于每一次大风，心中存在侥幸：“霾很快就会过去。”愚蠢的事情并不会因为其愚蠢而消失，不合情理的事情，也不会因为它的不合情理而绝迹。或许我们应该珍惜“雾霾”仍然是关键词的日子，当它正式跨入生活的门槛，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时，或许那才是真正应该感到恐惧的时刻。 不要小看遗忘的力量——年初，黄浦江上漂浮900多头死猪，人们在淡忘这个新闻之前，依然不知道到底是谁把猪们逼上了绝路。 环境问题在2013年集中了所有的公众不满，但是暂时没有一种变为公民运动的契机。成都作家西闪因为环境问题批评成都市政，导致多次被警方问询，最后只能从家乡移居。成都从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变为了“你批评了就得走”的城市。 ——或许是因为这样，让市民们觉得闭嘴、戴上口罩才是最好的选择。 恶棍列传 2013年，公众愤怒被分解，成为了个人恐怖主义元年。 这是城市底层的绝望与疯狂爆发的一年：从“厦门BRT公交爆炸案”的嫌疑人陈水总；到纵火烧了黑龙江敬老院 、 致死11名老人的王贵；再到成都公交杀5人的李年勇。 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没有生活来源，有严重的心理和性格障碍，孤独、贫困，一身病、一身债。选择成为个人恐怖主义者，是因为他们的绝望，不是通过“冤有头、债有主”的报复就能够平复的，而是要摧毁整个由仇恨和屈辱构建的环境。 生无可恋，是因为无以为生。贫民谋生之路，除了打工，就是摆摊。在中国，摆摊这条路被城管这样一个模糊的执法机关堵住，今年，城管和小贩之间的暴力升级，湖南临武城管打死瓜农，广州城管执法被砍7刀 ，沈阳杀城管的夏俊峰在今年被判处死刑。 在杀与被杀的循环当中，仇恨是唯一的增量。而城管与小贩，只是城市生活中紧张与对立关系的极端体验。除此之外，外地人与本地人、“杀马特”和“洗剪吹”与城市白领和精英、无权者与有权者，都是对立的存在，是彼此的恶棍——前者企图融入城市生活，后者拒绝他们的融入。 这是一场看不见的 、 缓慢进行的战争。 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环境中，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如同在北京井底生活了10年的王秀青，人们看不见他的悲惨，就侥幸地以为那并不存在。 中产与底层保持着谨慎的距离。向往稳定生活的中产，敏锐地从底层无法挣脱的困境中间嗅到了不安定的暴力气息。 中产阶级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社会阶层中，金字塔尖的人有30多套房，20多个身份证，10多本护照，因为有众多的选择而无所担忧。金子塔底的人，被微薄的收入困于生活的牢狱之中，无从选择。而金字塔中最庞大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则处于最尴尬的位置：选择还是被选择，这是一个问题。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Tyler Cowen称，经济衰退时，60%的失业者属于中产阶级。那么，在经济结束衰退开始复苏的时候，新增就业中有73%属于低收入工作。 中产阶级发现自己面临一个可悲的事实：无论是稳定和混乱，自己都无法从中获益：稳定的社会现状，他们面对的是经济衰退、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的压力；社会变革，他们担心“打倒土豪分田地”的幽灵重现。无论哪种情况，他们都无法保全自己积攒的财富。 于是，一时间，移民取代了房价，成为了饭桌上的第一大话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与故土一拍两散。或者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重归故里，来到一个更接近理想中精神故乡的地方。 一走了之、一拍两散，并不像表达上那么容易。人并不是那么容易地在一片崭新的土地上重活一遍，而更加有可能的是在社会当中丧失位置的失落。你消失在人群当中，不再重要，孤独而疏离。 大多数人在自己不符合移民条件的情况下，选择让自己的子女出生在国外，铤而走险，自己如侧畔千帆过的沉舟。 精英离去，其势滔滔。若移民潮继续下去，那留下坚守的，就只有既得利益者与无从选择的社会底层，社会的不公并不会消失而会愈加巩固，越发让人丧失信心，焦虑与失败感越发深重，如同一块早已不适宜耕耘的贫瘠土地，种了一茬又一茬的庄稼，总有什么也种不出来的一天。 年底，各大门户网站猛推网文《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也不是》。然而，更多人的心态类似于昆德拉语：“我们的脚正在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反转剧 2013年，许多调动大众情绪的案件，进入了“最终季”，那些主角：薄熙来、王书金、丁书苗、李天一、夏俊峰，也都迎来了各自角色的大结局。 在“the end“的字幕出现之后，有时仍然会有出乎意料的反转。 因为女儿被逼卖淫愤而上访，被送去经劳教的悲情母亲唐慧，起诉湖南永州劳教委，她获得胜诉之后，《南方周末》发文，斥责唐慧的谎言与偏执，妨碍了司法公正。 同样遭到质疑的，还有另外一个悲情的女性：夏俊峰的遗孀张晶。质疑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认定夏俊峰儿子的画是抄袭或者代笔——这些画曾经作为儿子怀念父亲的载体，提供了对夏俊峰温情与同情的慰藉。另一部分，是遗孀张晶转发的一条微博，照片上被标为“夏俊峰”的人实际上是击杀城管的退伍兵小贩崔英杰。 随着质疑声浪提高，舆论也发生了偏向。人们怀疑遗孀张晶在欺骗舆论，一夜之间，人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利用，而迅速收回了自己的同情。 人总在寻找一个完美的受害者来寄托所有的同情：冤屈、诚实、高贵。而真实的情况 可能 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受害人眼里只有一个抗争的对象，他们同意忽略的事实是：观众同样在审判着他们的人性。受害人一旦被挑出道德瑕疵，那么他们就不再有伸冤和控诉的权力，而必须首先澄清和证明自己。 公众一旦觉得受到利用和欺骗，便迅速倒戈。 2013年最后的反转剧，是10月《新快报》以头版大字“请放人”“再请放人”为其被抓的记者陈永洲请愿，获得了海内外的一致支援和同情。3天之后，剧情一转，陈永洲承认收50万元的贿赂。 这件事背后的真相到底如何，如今已经无法得知。人们忽略了办案过程中的程序正义这些“小节”，而沉浸在“原来他才是坏人”的恍然大悟中。 记者曾经是掌握着提问这个神圣权利的人，如今，他们丧失了提问的道德正义，变得灰头土脸。 从唐慧到陈永洲，2013年对于舆论场中的“弱者群体”与“受害者”，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分野。从此之后，他们在呼召公众同情之前，首先面对的是严格的道德检查和质疑。 2013年，对于公知与媒体人来说，也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分野：从此之后，煽情、问责、发表异见，都变成一件要承担多重压力，且吃力不讨好的差事。 过于喧嚣的沉默 2013年，是公共议题的讨论热情迅速黯淡的一年。 关于公共议题的讨论，定格在5月份，微博关于“宪政”问题的讨论上。自此之后，大众娱乐、绯闻、商业营销占据了重要的版面。    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公共空间或许和私人生活存在着某种此起彼伏的关系：当人们不再依赖虚拟空间时，朋友与家人的重要性或许得到凸显；当人们不再谈论生活的时候，他们在真正的生活。 当人们逐渐回归电视、家庭、正能量的时候，异见人士们正在经历一个最漫长的寒冬。 组建“公盟”的许志永博士7月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拘禁，并被正式起诉。商人王功权以同样的罪名被逮捕。 被以强硬姿态对付的，不仅有这些以理性、耐心、建设著称的“温和派”，还有以言论为生的“大V”们。八月，千万粉丝的@薛蛮子 因嫖娼被抓。大V的厄运由此开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被抓的被抓、被封的被封、生病的生病，失业的失业。剩下仅存的大V们，皆如惊弓之鸟，噤若寒蝉。 1970年中期，哈维尔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后门世界”中：他发现自己以及一系列有名气的作家和艺术家（也可以被叫做大V），从来不曾被捕，而另一些不那么有名的人却受到当局迫害，他公开发言，拒绝这种特权，并于1977年因《七七宪章》被捕，成为唤醒公民意识的转折点。 如今的大V被抓，自然不能与30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相提并论。然而，天真的知识分子期盼着，它或许可以类比“美丽岛事件”：把自己投掷，换取平静水面上溅起的水花以涟漪。 令人失望的是，这些事件并未引起如想象中大的震撼，反而加速了公共议题的边缘化。不仅没有刺激公民社会的孵化，反而加速了它的瓦解。 大V的退场，并不使普通人成为英雄，“谣言转发500次被拘”发令的发布，把所有普通网友都放置在和大V一样的恐惧之中。 被动的缄默，成为主动的缄默。 伊朗女作家阿扎尔·纳菲西在其自传《我所缄默的事》中，把缄默分为不同的形式：“专制国家强迫百姓所保持的缄默，不但窃取他们的记忆，改写他们的历史，还把国家认可的身份硬塞给他们。或见证者的缄默，他们选择忽视或保持不说出真相。或被害人的缄默，他们的默契，有时反而使他们成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罪行的共犯。” 回忆起过去一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名少年。甘肃张家川的初三学生杨某，因为发微博经质疑该县一名男子非正常死亡案件有内情，被公安拘留，成为“转500次”被抓的第一人。幸运的是，他在被关押后不久获释。 我们无须在这个少年身上加诸太多溢美之词。对美德的过分赞美，反而会成为对罪行的间接歌颂。对他人勇气的夸奖，其实是为自身怯懦找了托辞。 杨某获释当天，他的父亲说：“你没做错事，干嘛表现地像犯了罪，把头抬起来！”把头抬起来，尊严的恢复，或许是对抗恐惧的一个解药。 一锤定音 11月7日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为《为何说中国可能在本周末永远改变》。文章把将要到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看做几十年来中国可能出现的最大事件。 根据文章的分析，改革并非没有动力。官民双方有着共同的不满：对贪污腐败和道德沦丧的不满是共同的；对环境污染的不满更是共同的，还有，无论官民，都缺乏安全感。 官员的没有安全感，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比百姓更甚。济南中院对于薄熙来的审判直播，是一年下来全国收看率最高的剧集：桃色、谋杀、腐败，甚至连里面 “ 一块昂贵的、可以生吃的肉”都成为了人们好奇的词。 根据最高检察院公布的报告，从1到8月，129名官员被立案侦查，平均2天，一个厅局级以上的官员落马。 9月，河北省省委班子连开几天大会相互揭发和自我检讨，开得热火朝天，开得涕泗交流。 对贪腐的惩治既是对百姓的安抚，又是政治需要。而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是一次协商与让步。 “废除劳教”“单独二胎”“自贸区”这些决策，让许多“改革派”的知识分子把这次大会的重要性、改革力度之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比较。 本次改革，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有顺应历史潮流的举措。但目的不同，上次改革启动了经济上的腾飞，这次改革，考虑 的 则是如何平滑 地 着陆。上次改革解放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而这次改革之后，很多知识分子都被销号了。 在社会发展的火车上，老百姓关心的是往左拐还是往右拐，知识分子关心的是打左灯还是打右灯。而开车的人清楚：他不能同时满足两类人的要求。 “中国梦”照进现实并非在路边立几个招牌画那么简单。改革空间是狭小的：既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来巩固的统治基础，同时又要控制通胀、戳破泡沫，来赢取稳定的社会秩序。既要打击利益集团，又不能放松对社会的管理。 矛盾与撕裂显而易见。 傅高义在今年出版的《邓小平时代》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很多中国领导人显然认为，邓小平把经济的快速增长与老百姓拥护的增强联系在一起是正确的，但他们也担心一个终极的“假如”：假如在增长步伐放缓之前，他们无法在解决个人自由、更独立的媒体和司法、惩治腐败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那将会发生什么？” 在2013年底，与其等待着如何改革，或许回答傅高义的问题更为迫切：然后呢？ （“拇指博客”客户端已登陆苹果app store，百大名博，一手掌握）

作者：章立凡 编者按：12月26日是中共前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诞生120周年纪念日。 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就任一年多来，整治党风、推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等等，习执政中的毛元素屡见不鲜，其意图和实质则各有评说。 BBC中文网特推出系列报道，分析评论毛泽东对今日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 中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神化在文化大革命年代达到顶峰，改革开放后，这种对毛泽东的神化和崇拜逐渐被抛弃。 然而近年来毛泽东再度成为一种政治诉求的符号被高举和颂扬，中国国内对于毛泽东是非功过的争论日益激烈，论战不断。 这种论战中，自由派人士站在一边，左派和所谓毛派人士站在另一边，观点针锋相对。 毛泽东的拥戴者称毛泽东带来了今天中国的稳定和统一，毛泽东时代代表着“公平”、“清廉”；而反对者则强调毛泽东给中国社会、人民和国家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创痛。 毛泽东诞生120周年之际，BBC中文网采访了中国国内代表截然不同观点的两位学者，中国现代史学者章立凡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乌有之乡网站发起人之一韩德强。同这两位学者的访谈分两天发表。今天登载同章立凡先生的访谈。 中国历史学家章立凡在其推特上说要“还原历史” 章立凡：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负资产 章立凡是中国历史学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章乃器之子。章立凡称自己是“五毛公敌，说破皇帝新衣者” 。 今年6月章立凡在中国网上发起了一个对毛泽东的投票。投票持续了4个月后被封。这个投票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否定了毛泽东中国将天下大乱。第二个选项是，否定了毛泽东，中国的明天更美好。结果是在参加投票的18000多人中，投第一个选项的有约20%，有80%则是支持第二个选项。 章立凡认为毛泽东中断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进程，把中国引入了阶级斗争，一党专政的死胡同。他在同BBC中文网访谈中首先谈到中国目前对毛泽东的评价为何会出现如此针锋相对的争论： 正反两方面意见各自有其不同原因。所谓‘毛粉’们的观点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体制的肯定。他们其中有相当多的人其实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被边缘化的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受害者。这些人没有别的参照系，所以他们认为平等就只有回到毛时代。这些人实际上并不赞成现在的这个体制，只不过他们的解读方法不一样。通常来讲，民粹主义往往是在被边缘化了的人中会有市场。然而他们是一群很可怜的人，被卖为奴还帮着数钱。 中共领导层一方面说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前的30年，但另一方面，对于公开大唱毛的赞歌也加以限制，如何解读中共的这种做法？ 在这一问题上，他们处于一种非常纠结的状态。一方面，毛泽东实际上是中共的一个负资产。但这个负资产他们又不能丢弃。因为是毛泽东带领中共建立了这个政权。如果否定了毛，他们担心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敢舍弃毛。 毛泽东毫无疑问是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可以说是决定性影响的一个历史人物。您如何评价他的功过？过去中共对他的评价是三七开。后来又有传记说应该是倒三七开。 我认为毛的罪恶在于他中断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进程。他把中国引入了阶级斗争，一党专政的死胡同。 章立凡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导致大饥荒 中共在获得政权之前所有的民主和宪政的承诺都被他背弃了。这是在政治方面。在经济方面，毛泽东本来承诺要发展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但在建立政权4年之后他就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把经济上的承诺也推翻了。而后，毛泽东搞土地改革，用一种均贫富的办法来获得农民的支持，得到了政权。但最后受害的还是农民。他用农业合作化的方式，又把这些土地收走。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通过对资本家改造和农业合作化，中共变成了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的资本家。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现在。 而由此造成的经济灾难就是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政治灾难就是从反右到文革，把全中国人拖入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之中。 您讲到毛泽东将中国拖入灾难，但毛泽东作为一个开国元勋，他对中国是否也有功劳？ 我想不出有什么功劳。对共产党毛泽东是有功劳的，但对老百姓来讲我想不出他有什么功劳。我看到的记载都是他所带来的灾难。 有一种说法是，大跃进，文革等灾难并非毛泽东的主观意愿，而是他在探索中国道路上的失误，不能说是罪。 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是一个最迷恋权力，最喜欢玩弄权力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最自私的人。为了能够保住他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不惜把全国老百姓都拖入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和血海之中。因此毛泽东也是一个最无情的人。 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把毛泽东同中国历代的君主比较，您能得出什么结论？ 毛泽东同历代的君主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还不如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开国君主。一般来讲开国的君主，他建立的这个王朝只需养活君主的一家人和政府。但是毛泽东建立的王朝是一个集体的君主制。中国的老百姓不但要养活政府，还要养活党，养活一个集体的君主。成本要高得多。此外，我们看历代的君主，一般不会对前朝所用的人有过分的报复，一般是加以利用。而毛泽东上台以后，镇反运动一下子就杀了7、80万人。毛泽东对以往的前朝或政敌的报复毫不手软，非常血腥。再有，毛泽东通过文革造反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和道德。他通过党化的细胞完全置换了中国原有的家族和宗法社会的细胞。中国社会发生的这种惨烈的巨变都同毛泽东的统治有极大关系。这点直到今天，虽然我们在毛泽东逝世后走出了计划经济的牢笼，我们还是没有走出斯大林主义的牢笼。 按照您的说法，毛泽东掌权将中国人推入了灾难。但俗话说得人心者方能得天下！ 欺骗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毛泽东用自由民主的一套手段赢得了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支持；然后他又用给农民土地的承诺得到了农民的支持。毛泽东还说无产阶级要做国家的领导从而获得了工人的支持。然而我们要看的是毛泽东取得政权后的表现。其实，这些阶层都是被毛泽东所利用了。他们并没有得到毛泽东所承诺的好处。 对于今天的执政者来说，毛泽东的遗产究竟是什么，如果说毛泽东有任何遗产的话？ 真正的遗产就是毛泽东所建立的这个政权。所以目前的执政者所要追求的根本不是什么历史的正义，他们的目的就是保住这个政权。为了保住政权，当政者就必须要保住毛泽东。然而要保住毛泽东，他们就不能清算毛泽东的那些历史罪恶。 结果是，毛泽东所建立的这套体制的弊病就依然在这个政权中存在。毛泽东是令共产党无法自我解脱的一个魔咒。 如果说去掉这个魔咒，否定毛泽东的话中国又会出现什么情况，会不会出现大乱？ 中国目前的执政者担心会这样。他们认为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在共产主义世界引发了地震。而戈尔巴乔夫公开性的结果是使苏联共产党失去了政权。中国共产党只是从负面吸取这种历史教训，他们实际上关注的只是这个党的私利，而不是国家和民族的公共利益。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数次强调不能以改革开放的后30年否定毛泽东执政的前30年。但同时继续走邓小平的经济路线。对中国民间赞扬毛泽东的声音也时有限制。如何解读这一做法？ 我认为从‘红二代’来讲，他们是在毛时代的教育下成长的。因此毛泽东对他们的影响巨大。也许他们的内心都还有一个毛泽东。此外巨大的权力诱惑是很难阻挡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们本人或家庭成员都曾是毛泽东的受害者，但他们还是把毛泽东奉为神。这就造成了他们的一种历史局限，令他们只是站在中共党的角度，而无法站在全民和国家利益 的角度来看待毛泽东 。至于说中国目前执政者对所谓‘拥毛’或‘毛左’人士有所打压只是一种平衡术。他们知道如果高调纪念毛泽东会非常不得人心，因此就只有采取抹稀泥的办法，一方面不许讲毛泽东的罪恶，另一方面也不希望那些高调纪念毛泽东的人能够成为一股势头。因为那样对政权也有威胁。 你认为中国国内对毛泽东功过评说的争论今后会不会更加激烈？ 由于毛泽东的很多问题都没有说清楚。没有反思，那么毛泽东遗产中的这些负资产就会继续存在并且在这个体制内发生作用。这种争论也就会继续下去。 相关日志 2013/12/18 — 鲍彤：且看建设现代市场体系和纪念毛泽东如何同台演出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17 — 马列主义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17 — 从毛泽东的言行看毛泽东的人品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17 — 冷战谍魂：皮特逊同志蹭饭记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15 — 宋石男：我的家族“土豪”痛史—— 我爷爷与1951年镇反运动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1/26 — 鲍彤：习近平以毛风格走邓路线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1/21 — 再探林彪事件幕后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07/22 — 李洪林：理论求真 风云图辩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2/11/06 — 中共中央全会闭幕 确认开除薄 习主修党章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1/12/09 — 编程随想:如何解读朝廷要员的盖棺定论？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