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际，台湾军方正因陆军下士洪仲丘疑似虐死案而形象受重创，急需重振士气，也正逢台湾军队进行征兵制度改革的关键时刻。但先是有原国防部长高华柱引咎辞职，接着新任防长杨念祖才上任6天就闪电辞职，三军统帅马英九总统真有如《屋漏偏逢连夜雨》，民调声望急剧下降。 综合中央社及中国时报等台湾媒体报道，杨念祖请辞国防部长的消息来得很突然，在他周二晚间宣布辞职前，当天中午，台湾立法院还曾火速三读通过军事审判法修法，洪仲丘桉件将可尽速移交司法审理。 临危授命在8月1日接任国防部长的杨念祖，正面临带领台湾军队走向改革的关键时刻，却因遭检举主编专书《决战时刻》署名撰写的论文涉嫌抄袭，而宣布请辞。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李佳霏周二说，总统马英九与行政院长江宜桦讨论后，同意国防部长杨念祖请辞，由副部长高广圻代理。 据悉，本案是由民进党立法委员管碧玲提出来的，她周二表示接获检举，杨念祖涉嫌抄袭中国军事专家所翻译的一篇中国军事现代化文章，约2/3的内容照抄，身为中华民国的国防部长抄袭中国军事专家的文章，这是非常不得体的事。 杨念祖6日晚间也召开了临时举行记者会宣布请辞，并亲自说明，国内一位大学教授检举他在2007年2月主编的一本书《决战时刻》，其中一篇署名杨念祖的文章涉及抄袭。 杨念祖说，他在检视后发现这篇文章是他请朋友、也是他的同事所代写，才晓得这名朋友代写的这篇文章的确是抄袭一些由中国大陆某杂志出版的一篇编译外国学者出版专文的内容。他强调，这是个人的错误，已影响政府、国家的荣誉，应负起责任，因此辞职负责。 具体来说，杨念祖请辞原因是遭检举主编时英出版社出版的《决战时刻》一书中，亲自署名所撰《全球军事革新和科技化对解放军战略的影响》论文涉及抄袭。 杨念祖原为中华民国高等政策研究协会（CAPS）秘书长。 该协会 在学术界对研究军事战略、国际安全和解放军颇负盛名。 这个协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研究计划》小组针对中共军队和西太平洋的情势，陆续提出多篇专题研究报告，其内容引起多方瞩目，由于每篇个别印刷数量十分有限，小众分发造成许多民众无法获得此书，许多读者纷纷建议成集出版。因此在2007年集结出《决战时刻》一书。 此前，台湾军方形象因洪仲丘命案而受重创，导致前国防部长高华柱去职，副部长杨念祖临危受命接下部长重担，却在6天后因文章剽窃辞职下台，创下任期最短的文人部长纪录。 杨念祖是总统马英九任内首任文人部长，原本高层打算借重杨念祖的学者个性与专业长才全力改革国防部。 陆军义务役下士洪仲丘案发生后，舆论压力排山倒海而来，3万名台湾网友包围国防部，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杨念祖亲赴火线处理。 杨念祖展现出办事的身段柔软，面对军中弊案和各项政策推动，多次亲上火线与民众和立委沟通协调，这次在处理洪仲丘案，更扮演吃重角色，可看出高层对他的信赖和倚重。 杨念祖今年58岁，是一名军事研究学者，1980至1984年曾留学英国。他曾经担任台湾国防部军政副部长，2009年9月获委任为国防部副部长。 洪仲丘军中命案后，杨念祖8月1日刚从原任国防部长高华柱手中接棒。 马英九正想借助杨念祖的个性及文人作风改革军中风气。杨念祖的请辞很出人意料之外，他也成了继前国防部长蔡明宪任期3个月，任期最短的国防部长。据悉，当初马英九推荐他接棒高华柱的国防部长职务时，杨念祖的意愿并不高。 国民党团书记长赖士葆周二说，对国防部长杨念祖请辞感到震惊且可惜；国民党籍立委林郁方也说，相当错愕。他表示，以杨念祖的学、经历，外文能力及与美国的关係，杨念祖可以成为不错的文人国防部长，短短6天就请辞下台，《很可惜》！ 高华柱及杨念祖的相继辞职，正值台湾进行军事改革关键时期，台湾政府预计于2015年放弃职业军人制度，而改为募兵制度，希望能鼓励更多青年人投笔从戎，并给予更好的军事训练及甄选更好品质的军人。不过，第一批招募结果令当局感到失望，因为自今年一月起，只有1847名年轻男子报名从军，而当局原本希望能够招募到6000人。台湾军队人数目前有275000人；在与对岸中国关系紧张及冷战时期，人数最多时高达60万人。 不过，台湾与北京关系自2008年马英九当选总统后关系缓和下来，主张两岸关系正常化的马英九于2012年连选连任。 在台湾军队经常传出虐待《菜鸟》新兵案，一些冤死桉也至今不了了之，让民众及舆论反感，而且承平时期是否使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军中违规案，以及军人不知为何而战的困扰都是台湾军方急待解决的问题。 值得称道的是，台湾立法院周二已经火速三读通过军事审判法修法，让非战时、承平时期现役军人所犯刑案回归一般司法体系审理、侦办。在修正案正式公布后，包括凌虐部属等罪立刻移交普通法院审理，那么类似洪仲丘的案件将可尽快移交司法审理，这可算是台湾政府对民间与舆论愤怒的火速回应。  

在不久前官媒持续密集倒宪之后，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再刊文，大倒”美国宪政”，评论人士认为， 一系列”倒宪”文章题中之意即为”确保中国不变颜色。” （德国之声中文网）8月6日，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栏目中刊登了署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钟成的文章”美国宪政的名不副实”；文章延续不久前官媒齐倒”宪政”风格，指”美国的宪政之’名’，完全不符合宪政之’实’，这种宪政概念体系是美国迷惑人民大众，维护自身专制统治的神话，也是美国垄断资本寡头及其在华代理人用来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信息心理战武器” 、”中国宪法与其完全相反，无产阶级治理国家的逻辑和方式与资产阶级根本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借鉴美国宪政的结果，只能给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打开缺口。戈尔巴乔夫搞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因为以西方宪政为蓝图而彻底失败” ；8月5日，马钟成已经在该栏目撰文《”宪政”本质上是一种舆论战武器》：宪政只属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无法兼容。 盘点近期中国官媒”倒宪”文章，左风扑面而来。5月21日，多家官媒转载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晓青在《红旗文稿》上的文章，指”宪政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5月22日，《环球时报》发文称”宪政与中国《宪法》对立”；5月22日，《解放军报》发表该报副总编孙临平的评论文章称”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5月30日，《党建》杂志发表署名 郑志学 文章”认清宪政的本质” ； 7月19日，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在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文章《人民社会优于公民社会》。文章称”与西方公民社会相比，人民社会更具优越性”；8月1日，新华网发表署名王小石的文章《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文章言辞激烈抨击自由知识分子为”西奴”，指责他们唱衰中国和推崇民主宪政，指俄罗斯民众后悔前苏联解体。 “反对宪政，就是否定人类政治文明” 中国政论人士邓聿文对此评论道：”《人民日报》连续发出马钟成批美国宪政文章，显然是有备而来，只是这种阶级分析的老套手法早就抛到历史垃圾堆里.美国宪法不保护人民利益,只保护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我们的宪法倒是保护人民利益–可惜那只是一个抽象的人民，而且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我们的宪法才真正保护权力垄断者的利益。” 另一位中国知名公共知识分子、独立学者赵楚将其微博评论同时发给美国驻华使馆和《人民日报》新浪微博官方账号，他表示：”海外版文章称中国当代的宪政思潮和向往是贵国中央情报局颠覆中国的阴谋产物，这项指控是严重的，对于中国普通人民认知中美关系的现实与未来有重大影响。意图危害中国国家利益是中国人民不能容忍的错误政策。我要求你们对此做出正式说明。” 中国社科学院社会学者于建嵘也发出评论：”反对宪政，就是否定人类政治文明。宪政的核心价值是保障民权，限制公权，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规则，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反对宪政就是在为滥用公权张目，就是在为贪腐背书，就是在为回归封建专制造舆论，就是企图把中国引向社会动荡。” “他们的用意是确保中国永远不改变颜色” 每篇”倒宪”文章都几无例外地引来很我学者和网友的批评。中国知名历史学者章立凡和另一位中国学者姚监复，早前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都表示，官媒发表的御用学者密集的违背常识的言论背后，传递出一种危险的信号，有一种”第二次文革”到来前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迹象。也表明已经上位的红二代领导人，傲慢地关上了真正的改革之门。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近日撰文《吓人战术的效用和极限》，指王小石文章《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这样一篇信口雌黄之作，能在官媒和中国各大网站上同时亮相，没有高层的命令是不可思议的。他也指这些文章的主旨即为”坚持一党专政，把法定的公民权废掉，使百姓只能逆来顺受，不可能监督官员，不可能要求公平、公正和公开，就可以确保中国永远不改变颜色，永远是特权者和腐败者的乐园。” 鲍彤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也表示，不管这些御用学者的声音是来自上层统一指令，还是他们揣度圣意而为，既然中国《宪法》中规定”言论自由”，官媒允许”倒宪”和质疑”美国宪政”声音出台的同时，是否可以让那些”支持宪政”者发声？”这是他们的想法和愿望，他们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 作者：吴雨 责编：苗子

8月6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在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则消息称：一大批官方媒体在微博开通帐号后在突发事件和敏感议题上引导舆论，初步夺回了互联网上的“麦克风”，并公布了一组详细数据。“微博国家队”、“引导舆论”、“夺回麦克风”……不少网友对这条消息意识形态化的用词表达了不满，认为这是官方将“魔弹论”等宣传理论奉为圭臬，将意见不同的网友视作“假想敌”，不改阶级斗争、敌我对抗的旧思维。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中国和日本一项最新的联合民意调查显示，双方被访者对彼国印象不佳都高达9成，创下该调查2005年实施以来的最坏记录。 这项星期一（8月6日）发表的民意调查由日本一间非盈利组织“言论NPO”和《中国日报》合作进行。 日方对中国印象不佳的被访者比去年调查时增加5.8%，达90.1%；中方对日本印象不佳的被访者同比增加28.3%，达92.8%。 造成印象不佳的最大理由双方都是钓鱼岛（日称尖阁诸岛）主权纠纷，日方被访者占53.2%；中方被访者占77.6%。...

中国官方传媒报道了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5日在北戴河出席活动的消息，间接证实每年一度的北戴河暑期高层秘密会议已经召开。 新华社报道，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委托，刘云山5日在北戴河看望参加今年暑期休假活动的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广大专家等各类优秀人才，表示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北京——最近我做了这么件事——拖着一个装着12盒奶粉的袋子和装有两套空气过滤器的纸箱通过旧金山国际机场(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Airport)安检。我刚结束一个公差，正要回北京的家，带回去的是在中国父母那里最抢手的两样东西，也是我自己的家里迫切需要的。 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其发展的巨大成本正变得越来越明显。迅速发展的城市中的居民，以及越来越多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开始质疑他们呼吸的空气、喝的水、吃的食物的安全。就好像他们正住在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或福岛核事故灾区一样。 在被派往中国之前，我在伊拉克做了三年半的记者。在那里，外国记者们不停地谈论各种可能造成人死亡的方式——汽车炸弹袭击、正面交火、被绑架后遭到斩首。我在这些威胁中活了下来，却发现现在自己开始思考：生活在中国是否正对我和我的家人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这里存在大量的环境危险，而且，其后果可能会在数年甚至数十年内都不会展现出来。对幼小的儿童来说，这些风险更为显著。对于要决定是否在北京居住的外籍工作人员来说，这些因素在其权衡中将占据很大份量，其重要性可能超过最近几十年的任何时候。但目前而言，在中国做记者还是有很大价值，所以我还会再坚持一段时间。我的妻子陈天香(Tini)也是，她已在亚洲当记者十多年，也学习了中文。而这就意味着，我们将自己9个月的女儿置于同样的风险之中——这些风险让中国北部所有城市的居民感到恐惧——而同时，我们也在和这么做带来的罪恶感作斗争。 和他们一样，我们采取防备措施。在北京，高科技空气净化器和豪华轿车一样令人垂涎。在2008年被派到北京不久后，我就架起几台之前驻站记者使用的欧洲产空气净化器。4月初，我对其中一个净化器进行了首次检查：里面累积的灰尘和森林地面上的苔藓一样厚。这让我恶心。我订购了两套新的空气净化器，要在旧金山提货；这些产品在美国要便宜得多。我的同事艾米(Amy)告诉我，2月份春节期间，她家的一个朋友从加利福尼亚州给她丈夫捎来一台重35磅(约合15公斤)的空气净化器，此前，她的华裔丈夫被一家大型美国科技公司派到其位于北京的办公室。在收到空气净化器之前，艾米的丈夫已考虑搬到苏州，一个水渠纵横交错的小型城市，因为他已无法忍受北京的污染。 每天早晨起床时，我都会看看手机上的一个应用程序，上面显示美国大使馆监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美国大使馆的监测设备就在我家附近。我想看看是否需要打开空气净化器，我和妻子能否把女儿带到户外。 大多数时候，她只能待在家里。中国环境保护部周三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上半年，60%以上的时间里，北京的空气质量都被认为不安全。而全国的平均指数也令人沮丧：同样是在2013年上半年，该指数在近一半的时间里都是达不到安全标准的。环境部长周生贤在接受共产党喉舌《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我国大气环境形势严峻，污染物排放总量远超过环境容量。” 我希望女儿成长的过程中能欣赏到户外的美好事物——日落、鸟鸣、青草芬芳，或者云朵的形状。但如果我们继续在北京生活几年，这将不可能成为现实。即使有个成年人的肺，我也会限制自己待在户外的时间。虽然我在巴格达时会在底格里斯河畔跑步，搬到北京之前还曾跑完两个马拉松，但在这里我不愿再做那样的长跑锻炼。 我不愿放下的一件事是骑自行车，即使它意味着比坐车或乘地铁吸入更多危险空气。考虑到这里可怕的交通——其本身也是造成空气污染的一大元凶——我会骑自行车往返办公室、餐馆、以及在北京胡同里那个带院子的家。刚过去的冬天，我买了一个英国产的口罩。之前，一些地区空气中的细颗粒物含量在1月份创下历史新高——达到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所建议的接触限制的40倍。外国人将其称为“空气末日”，而越来越多的人也正因为雾霾或要求雇主支付艰苦工作地点薪酬而离开北京。 一位在北京的美国医生给他襁褓中的儿子弄了个口罩。我的口罩用黑色织物制成，它表面光滑，还带有几个塑料旋钮。带上它，我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亚洲版的达斯·维达(Darth Vader)。但是这总比少活几年要好。 今年春季，首先发布在《柳叶刀》(The Lancet)上的《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10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披露，2010年中国的户外污染共造成120万人过早死亡，占世界总数的40%。7月发表在美国某著名科学杂志上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因为北方广泛使用煤，中国北方居民比南方居民平均少活五年。 在中国，癌症发病率也在飙升，甚至连中国官方媒体也在调查这种现象与空气污染之间的关系。同时，中国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在妊娠期暴露在高浓度污染物下的儿童会表现出较慢的智力发育，并有可能出现行为障碍。在洛杉矶进行的研究表明，处于污染环境中的儿童还存在永久性肺部损伤的风险。 在中国北方，区别每一天的就是不同的灰度。妻子和我有时会根据能看到多少蓝天来选择去哪里度假——所以我们近期去了托斯卡纳和阿马尔菲海岸。我再也不会认为享有这种蓝天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仍然无法不注意到这里的天有多么蓝，”一位美国外交官的夫人在乔治敦的一次晚餐上告诉我，夫妇二人当时已经从北京回到华盛顿半年多了。 食品安全是另一个让我们头疼的问题。我们已经听说了火锅店用老鼠肉充当羊肉，有地沟油，以及用被工厂的重金属或废水污染的土壤种植农作物的故事。对于中外父母而言，食品安全方面最令人震惊的灾难就是2008年的毒牛奶事件。在饮用了被有毒化学品三聚氰胺污染的奶制品后，共有六名婴儿死亡，至少还有30万儿童生病。从那以后，很多新生儿的父母都开始竭尽全力把国外生产的婴幼儿奶粉带入中国，以满足替代母乳喂养的需求。 从旧金山回来几个月后，妻子和我都意识到我们的奶粉不多了。于是，我们开始给可能马上来中国的朋友发邮件，问有没有人自愿帮我们“运”奶粉。本周，我们的朋友亚历克莎(Alexa)从纽约飞过来，带了两盒奶粉。还有两位朋友承诺会在今年夏天带更多奶粉过来。 最近，我和一个在北京的女子聊了聊，她叫赵俊。她付钱给生活在欧洲的中国学生和家庭主妇，让他们给她寄英国的牛栏奶粉(Cow Gate)。她说，“我们一直很担心，所以希望能从海外找到历史悠久的好品牌。” 由于中国人从国外购买奶粉的现象十分普遍，所以至少在六个国家引起了奶粉短缺。香港甚至还对被海关官员称为“犯罪集团”的奶粉偷运组织进行了打击，这些组织都在将外国产奶粉运往中国大陆。 需要担心的并不只是牛奶。我们的女儿已经开始吃固体食物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找寻食物方面面临着更多的问题。我们还要继续在我家附近小巷的小商店里买水果和蔬菜吗？还是要到以外国人和富裕中国人为目标消费者的比较贵的商店里买呢？或者从当地的有机农场里购买？上周末，我和一个朋友拜访了位于北京东北方向的一个农村家庭，从这里开车到北京需要一个小时。他和他的妻子希望能把这里租下来，周末的时候过来住，但我更感兴趣的是看能不能在这里的园子里种植自己的蔬菜。我在这里认识的一些人已经这么做了。 “在食物问题上保护自己很困难，”公社园艺倡导者、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理事会成员李波说。“我从没有想过我会变成一个素食主义者。然而在2011年，在听说过动物饲养行业的诸多不法行为之后，我觉得自己受够了肉。” 在北京度过的每一天，都让我更难以分辨大惊小怪和谨慎之间细微的界线。六年前，当我回到位于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的家乡，收拾东西准备搬到中国时，母亲递给我几支牙膏。那年夏天，她读到了关于中国制造的毒牙膏的报道。当时，我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第一次离家去上大学的时候。我把那几支牙膏放回了父母的浴室。现在我回家的时候，母亲有时还会给我牙膏让我带回北京，我总是会毫不犹豫地把它装进包里。 黄安伟 (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谷菁璐、陈柳 纽约时报中文网

新西兰乳品集团恒天然集团（Fonterra）早前向新西兰政府通报，其生产的浓缩乳清蛋白粉检测出受到细菌污染，可能导致肉毒杆菌中毒。内地几家主要饮料及婴儿奶粉生产企业发现曾使用受污染的产品，中央政府已停止从新西兰进口奶粉。 恒天然集团是全球最大的乳品出口商。 新西兰贸易部长蒂姆·格罗泽（Tim Groser）向当地电视台表示，中国当局已停止从新西兰进口奶粉，包括经澳大利亚船运的奶粉。 他形容此举「绝对适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