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称，四川阿坝若尔盖县一名18岁喇嘛星期六（7月20日）自焚身亡。 这名自焚的喇嘛名为贡却索南，是若尔盖县唐克乡索仓寺的喇嘛，他在寺庙内自焚。 西藏流亡政府表示正在寻求途径证实有关事件。 贡却索南是2009年以来第121位选择以自焚方式抗议中国西藏政策的藏人，也是唐克乡今年第六位自焚抗议者。 自由亚洲电台引当地居民称，贡却索南自焚前高呼西藏自由的口号。 报道称，贡却索南自焚后，当地数百藏人聚集在索仓寺与喇嘛们一起抵抗当地政府索要贡却索南遗体的努力。 喇嘛们为贡却索南进行超度法事后为他举行了水葬。 自由亚洲电台还引居民表示，原唐克乡党委书记因关注藏人自焚事件以及准许藏人进行宗教活动在藏人中民望很高，但在6月被调往阿坝州环保部门任职。 当地僧人还对自由亚洲电台称，当局从去年10月其给部分寺庙的住持以及经师发工资，条件是寺庙不能搞政治活动以及僧人们必须忠于中国政府和中共。 （撰稿/责编：伊人）

据最早从现场发出消息的网友@mild_luna 微博描述，“一分钟前，机场T3B口到达一个人拿着炸弹，就在我眼前爆掉了。他拿着炸弹在出口嚷了很久都没有人理，一直到把炸弹外面包着的白色塑料打开，周围的人发觉不对劲，保安才匆匆跑过来，说了不到2句话，炸弹就爆了。” 该用户还配发了多张现场照片，前两张照片显示，一名身穿浅色衬衫和深色长裤的男子坐在轮椅上，双手高举，左手持一个白色包裹；第三张照片显示，一名保安上前询问，周围有旅客和工作人员围观；第四张照片中，炸弹已经爆炸，现场白烟弥漫；随后的照片中显示白烟扩散，现场能见度很低，但仍有保安在爆炸点附近救助当事人。 不过根据网络上流传的其他现场图片显示，爆炸时也出现了熊熊火光。 事发时，四川省政协委员，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碰巧也在T3航站楼，他当时发微博称，“在京T3侯机返川，听到一声爆炸，声音很大，后见窗外有警车、消防车、救护车等，爆炸位置比我这儿低一层楼。我们飞机延误了，不知是否这个原因。整个机场的运转，看起来比较正常，似乎事态已经控制。” 第一报告人@mild_luna的微博文字和照片很快遭到屏蔽，但是此前已经有大量复制转发，因此仍然在各网站和论坛上传播。同时也有观察者注意到，微博管理者的屏蔽行为通常只针对草根网友，而各大媒体帐号引用的同一来源照片却免于审查。尤其当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网的官方微博正式通告后，这一事件宣告“脱敏”。 事发不久，就有网民找到疑似当事人的博客。新浪博客上名为“冀中星的BLOG”发表博文《出门打工 残遭广东东莞“恶治安员”殴打致终生残疾》，文中自称“冀中星，男，汉族，1979年12月1日出生，住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富春乡大冀庄村，小学文化。” 这和警方披露的信息高度一致，而博文发表时间显示为2006年9月5日，因此伪造的可能性较低。 当本台查证时，相关页面显示“此博客已被关闭”。不过博文内容已经在网上被大量复制。 据博文介绍称，2005年6月28日凌晨2点，冀中星骑摩托车搭乘客去厚街新塘，图中遇到警察巡逻查车。警车一直将冀中星追到厚街新塘治安队门口，当时已经有七八名治安队员手持钢管在那里守候。其中一名治安队员冲上前来用钢管打在冀中星头部正前方，一下将他和乘客都打得摔下车来。冀中星当即昏迷不醒。其他治安队员一拥而上，又将两人暴打一顿。经医院诊断查明，冀中星身受多处重伤，尤其是腰椎体暴裂性骨折导致完全性瘫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另一篇博文则称，得知冀中星被打成重伤住院，他的哥哥和家人从山东老家赶到东莞。他们找到新塘治安队说理，对方却反咬一口，说冀中星是流氓地痞打的，要不是被他们发现及时送医院抢救，连命都没了。为给冀中星治伤，家中欠了10多万元外债。 另据原《公益时报》驻河南记者站记者吴贤德透露，他曾经于2005年采访过被打伤致残的冀中星。事发前冀中星在东莞开摩的，经常晚上在歌舞厅外等活拉客。当时东莞治安很乱，当地交通规定不准骑摩的带人。因此冀中星载客时，有警车鸣笛追上来，但冀中星认为自己没有违法，且路面较窄，就没有停车。结果遭到治安队员殴打，当场昏死过去。 由于臀部严重化脓，而家里又实在太穷，冀中星被打伤后没有能力到医院治疗，结果导致下身溃烂，并造成终身残疾。吴贤德曾经通过网络求助，但没有太大反响，东莞方面也没有什么动静。当时有两位律师为冀中星代理诉讼，但可能是迫于东莞市司法局的压力，后来也不敢多说话了。 吴贤德表示，这次听到爆炸的消息很震惊，认为冀中星“是对这个社会彻底感到绝望了，那是肯定的。” 这一事件再次引起了网络公共舆论的对立，一种观点认为，无论有什么样的冤情，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合制造爆炸，激发恐慌情绪，都是不能原谅的，是“恐怖主义”行径。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冀中星自制炸弹用的是黑火药，声音大而威力弱，而且在肇事前大声叫喊，警告路人远离，显示出他并不存心制造伤亡，更多的是以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来抗议。 还有观点认为，这种做法虽然不可取，但个案折射的问题值得更深入检讨，其中反映出地方治安管理、外来人口融入、医疗保障、信访渠道疏通、司法独立等诸多问题。社会戾气上升到新的高度，如果政策不采取调整，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后果。 正如樊建川在后续微博中表示的，“历时八年，问题未得解决，生活无着，痛苦不堪，以至如此。……我相信这是一记警钟。”

据央视新闻微博消息，今天18点25分，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2层国际到达出口外10米发生爆炸。记者从北京警方初步了解：该男子名叫冀中星，1979年生，山东菏泽人，当时他引爆了制作鞭炮的黑火药。目前没有...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有两个案子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与激烈争论。即7月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的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受贿和滥用职权案，最终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另一个案件是7月12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湘西非法集资案主犯曾成杰执行死刑，该案因未通知当事人家属而被认为是秘密处决、暗藏黑幕。 民间普遍认为，刘志军案和曾成杰案所呈现出的是中国当下的法律尤其是刑法执行上的不确定性以及存在巨大模糊地带。人们用一个新的词语讽刺这种因犯罪主体身份不同而造成的审判结果迥异的现状——死刑双轨制。 至今，从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直到最高人民法院对此事的解释不但漏洞百出互相矛盾，而且在立法与司法层面普遍认可了非暴力犯罪不处以极刑的原则的前提下，曾成杰仍然被执行死刑，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 而如果我们将观察视角超越个案的话，便会发现，基于身份之不对等形成的不同结果已经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落空，“罪刑法定”也因人为原因变得模糊甚至扭曲。 如果再联系到去年同样因为“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缓刑二年执行的吴英，法学家们会进一步怀疑对于同罪异罚导致的“罪行相适应原则”也已经徒有其表。吴英是原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2007年3月16日被逮捕。2009年12月18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但在死刑复核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受害人造成重大损失，同时严重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危害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吴英归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并供述了其贿赂多名公务人员的事实，综合全案考虑，对吴英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而同样因为非法集资罪名获罪且被认为危害特别严重的曾成杰就没有吴英那么幸运了。中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但从吴英和曾成杰不同的命运看，“罪行相适应原则”并非一个刚性的原则。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极少数保留了死刑的国家之一。即便是在保留了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等，对死刑的适用与执行也大都非常严格和慎重。中国保留死刑的最大理由被解释为震慑暴力犯罪与惩戒贪腐行为。不过，由于缺乏透明度，中国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一直是一个谜，且被视为国家机密。 近些年，在废除死刑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中国于2011年2月25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中，包括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等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死刑罪名被取消。当时法学界还就集资诈骗罪是否废除死刑进行了争论。支持废除集资诈骗罪死刑的学者一致认为，此罪虽然参与的人数较多，但被害者群体比较特殊，他们抱有投机心理，本身具有一定的过错，且与其他诈骗类犯罪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如集资诈骗罪保留死刑，则刑罚不平衡。此后，这一死刑并未被撤销，但学界对撤销此项死刑的呼声很高。吴英案的判决结果令舆论再次期待中国能废除这一死刑，可以更多采用死缓等手段惩戒犯罪者。 而死刑缓期执行作为中国特有的刑罚种类，虽然在法理上仍然属于死刑，但在实践中，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其实际效果可被视为是对死刑的变相否定。这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减少死刑的作用。因为按照中国的法律实践，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25年有期徒刑。一般情况下，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都会在缓刑期间有良好的表现，争取改判。 但在中国，死缓这种特殊的刑罚在量刑中经常面临不确定性和模糊地带。比如在打击官员腐败犯罪过程中，由于犯罪主体的特殊性，不可避免地在裁决过程中夹杂了政治和人为的因素。仅就刘志军案和曾成杰案的审理为例，就能看到中国在死刑犯罪审理过程中存在着的巨大模糊地带。 刘志军案仅经过了一审判决，就快速结案，仅以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致使舆论哗然。海内外普遍认为，这对于犯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犯滥用职权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刘志军来说，不得不令人质疑存在枉法行为。 确实，如果我们仅从刑法的角度，即使可以理解曾成杰被判处死刑的原因，但也无法理解执行其死刑的方式，因为法院的最初解释为曾成杰在被执行死刑前没有提出会见家属的要求，而后来解释为法院没有曾成杰家属的联系电话。在法院都难以自圆其说的情况下，不得不令舆论怀疑这其中必有隐情。也最终使得舆论批评中国司法之不公，更难以避免有些舆论质疑直接指向了更高的权力阶层。 当然，另一方面，因为长沙法院在未通知到家属的情况下就对曾成杰执行了死刑，并在事后解释中漏洞百出,导致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执法方式的探讨上，而忽略了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与成长原罪，尤其是罪与罚的关系。若不分析清楚这些问题并加以解决的话，今后仍然会有无数个曾成杰遭遇类似的命运。 与之前的吴英案类似，曾成杰案也基本能勾勒出一幅大致的图景：最初，追求GDP但缺钱的地方政府鼓励民间融资，而民营企业最初也甘愿与地方政府勾肩搭背，一起把“雪球”越滚越大。根据2008年《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刘建锋的长篇报道《湘西非法集资事件内幕大揭秘》,可以看出，曾成杰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替罪羊的角色，而不少地方官员参与了集资，且大赚一把，并能在危机到来前金蝉脱壳，毫发无损。但随着当地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发生变化，“雪球”滚不下去了，地方政府瞬间变脸，把最初默许的民间集资定性为“非法集资”，曾成杰成了“替罪羊”。 曾案的发生无疑是当下中国金融管制与垄断的必然产物，一如改革开放之前的所谓投机倒把，一旦管制松绑，即成合法行为。当然，这并不是说曾成杰本身没有欺诈或诈骗的主观恶意，而是说客观方面的法律制度决定了他的行为是在“犯罪”。这也突显了民营企业的生存困境，既需要依附于权力，又随时有被权力吞噬的危险。 在曾成杰案件中，我们要思考的除了法律和执法本身的问题，还有法律与权力、权力与商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很多现实的案例说明，中国目前的上述诸关系处于混乱之中，这些混乱关系最终传导为司法的不公正。 在法治国家，法律与法治的尊严不但在于立法的严谨与合理，也来自于执法的严格与有序，更来自于司法的严肃与公平。但在当下之中国，司法却不严肃，更加不独立，经常沦为权力的工具。这是很危险的，长此以往，权力会进一步侵蚀法律空间和商业空间，法治也会更加被污名化，而所谓“法治中国”也只会渐行渐远。 王进文是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

南华（早报）＋马云
南华＋编辑部声明
南华＋刘怡
马云＋六四
马云＋64
马云＋八九
马云＋89
（“八九”、“六四”、“89”、“64”均可以单独搜索）新闻背景：马云专访风波：记者、报社、阿里巴巴连发声明

另附：南华早报编辑部声明（已在新浪微博遭到大面积删除）：

2013年7月13日, 南华早报中文网刊登记者劉怡采写的与马云的专访。刊登一段时间后，劉怡未经授权擅自进入系统，对已由编辑同意刊发的最后定稿进行删改。删改后的版本將受访者马云对六四的言论刪除。这与采访的录音原始记录不相符。我们发现后，马上恢复文章的原貌。同时，我们暂停该名员工的工作，并展开全面内部调查。就在调查期间，劉怡却于7月19日提出辞职。但是南华早报对该报道的真实性确信不疑。南华早报将继续按公司员工纪律规定，进行调查。

7月13日开始，南华早报中文网一连四天分四次刊发了其记者刘怡对马云5月底的专访内容。 没想到招来巨大的非商业风波。...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安徽异议人士张林被警方拘留。（网络截图） 安徽蚌埠异议人士张林周五（7月19日）被警方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名刑事拘留。 张林的家人发布微博说，周五上午10点，张林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羁押在蚌埠市第一看守所。 有消息说，从周五上午到晚上8点，蚌埠市蚌山分局、蚌埠市国保支队带领派出所、居委会、民政局、妇联等机构数十个工作人员多次来到张林家中，其中两次强行闯入抄家。 周四，山东律师刘卫国以受委托代理律师身份要求会见日前被拘捕的新公民运动倡导者、北京律师许志永，但遭到看守所拒绝，数小时后也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刑事拘留。 刘卫国4月份曾为维护张林的10岁女儿张安妮重返合肥琥珀小学读书的权利，和中国其他一些维权人士接力绝食绝水。 1980年代以来，张林多次因发表文章和参加民运活动而被判刑和劳教。张林因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在2005年7月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5年徒刑。 （撰稿：立行 / 责编：董乐）

7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的文章《人民社会为何优于公民社会》，传递继官媒新国父论、宇宙真理论、党性基督论、宪政属资论、天命论等“理论自信”的又一“成果”，文章提出“人民社会”...

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近期，网上热卖品“实习盖章”再一次论证了淘宝的神奇。进入暑假以来，很多高校学生为“实习报告”苦恼，淘宝卖家顺势推出“盖章”业务：只要10元，报告寄过去，盖章寄回来。有些卖家月销过百件，售后服务甚好，甚至负责应付学校抽查。 　　华西都市报记者调查成都多家高校，发现不少学生都存在应付实习的情况。实习走偏锋，原因何在？ 店家：盖章绝对真实 　　昨天，记者在淘宝网上搜索“实习盖章”，共出现205个“宝贝”，价格不等，最低报价10元。记者挑选了一家月销量157件的店家，以学生身份与店主交流。店主只要求把实习报告寄过去，剩下的他们全权负责。 　　店主为记者提供了4家公司作选择，有传媒、软件、贸易等。在记者对印章真实性表示质疑后，对方说“绝对真实，这都是亲戚朋友的公司。”店主还表示，如果学校打电话来抽查，他们会负责应付。 　　记者查看商品评论，很多买家都大为赞赏，其中一个网名叫花花的评论说：“实习报告拿到，心中大石落地。” 调查：实习岗位不多 　　小蒋是成都某高校大三学生，他说，很多同学因为准备考研、考公务员，没有时间去实习，所以存在应付现象。“当然，也有人是自己犯懒，趁着放假好好玩玩。” 　　小李是成都某传媒公司职员，他们部门暑期已经来了6名实习生。“这些还都是托人进来的，人多很乱，单位领导已经通知大家实习岗位已满。” 　　成都人才市场相关负责人说，实习问题或许和“最难毕业季”有关。“很多用人单位需要有工作经验的人，而学生只能靠在校期间积累工作经验。暑假一来，各大单位也迎来实习高峰。”调查中，记者也收到不少反馈，并不是学生不想去实习，而是找不到实习单位。 高校：不实习难毕业 　　昨天，记者采访了多家高校相关负责人，发现这种现象理科院校较为少见。西南交大教务处阎处长告诉记者，因为专业特点，学生实习都是由老师带队出去，“例如地质专业，有指定的实习单位，学生是不能偷懒不去的。” 　　川师教务处杨老师说，他们学校对实习也有严格规定。“学校有人才培养方案，实习是其中一项，占到全部学分的15%-20%。”杨老师说，如果没有完成实习学分是毕不了业的。杨老师坦言，大多数学生比较自觉，“但，毕竟上万名学生，不可能每一个都监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