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是否搬离北京核心区，去其他城市设立管理总部，丁秀洪还是没有下定决心。 一年以前，丁秀洪从网易门户副总编辑、视频事业部总经理的位置上辞职，创办了北京云辰科技有限公司( www.morncloud.com )，专注生产大尺寸屏幕的互联网手机。现在他所创立的手机品牌——大可乐手机，已经在大屏幕高性能智能机市场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成为继小米手机之后利用互联网渠道贩卖“移动互联网梦想”的第二个成功案例。与之同时，创业团队也已从最初的十几人迅速扩张到超过100人，“在可预见的一年内，公司的规模很可能超过500人甚至1000人。”这不仅意味着各项管理成本的飞速增长，最现实的问题是丁秀洪没办法在北京找到一个价格低廉又能够容纳得下所有员工的办公室。 房价的高企以及生活成本上升、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原因，还有北京为应对这些问题而提出的计划性限制，这些都导致外来人口逃离北京。早在2010年，国家各部委、央企以及北京各企事业单位的进京指标开始受限，要获得北京户口的成本越来越高；而外地人如果要购车不仅要有5年的纳税证明，而且还要参加摇号等等。 如今这些因素也在挤压着像丁秀洪这样的创业者，因为对创业企业而言，人才和资金是它们生存的必需品。今年4月，前新东方英语教师罗永浩在微博上为其新创的手机系统公司锤子科技招聘软件研发总监时，除了百万年薪外，还特别提到“如果应聘者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上海、杭州或者深圳，锤子科技在撤离北京前，另有每年十万元的PM2.5津贴”。之前，电商公司趣玩网( www.quwan.com )、游戏公司Aruba( www.arubastudio.com )等创业企业已经离开北京。 创业公司数据库17startup(17startup.com)最新报告显示，2012年设在北京的创业公司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2%，而2011年这一比例为49.8%。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传统互联网创业热地，2012年的创业公司总和占全国总量的74%，而2011年这三地创业公司合计数量占全国总量的比重则是80%。截至2012年末，17startup共收录了6560家创业公司。 中国三大经济中心带中的核心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仅以房价为例，据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今年6月，全国100个主要城市中，深圳、北京、上海位居全国房价最高前三位，而另一个核心城市广州的住宅均价则排在最贵榜单的第八位。何况这些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流入，都有这样那样的限制。 那些不选择北京的创业公司又会去哪里？同样来自17startup的报告，2012年浙江、四川、台湾、江苏、福建、香港和湖北的创业公司总和在全国总量中的占比为20%，比2011年大幅提升了7个百分点。中国顶级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也认为，北上广从前作为中国创业中心的位置，越来越受到二三线城市的挑战。据今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武汉、青岛、杭州、天津、成都等都是中国宜商城市竞争力排名前20的城市，尽管香港、北京、上海、广州仍掌控着这个排名前四的位置。中国科学院中国城市竞争力课题组成员李超博士在今年的蓝皮书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所谓宜商城市竞争力，“理想的城市是创业至上的城市”，即在城市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尽可能确保居民自由创业、企业自由发展的条件。 我在丁秀洪办公室见到他时，他的面前摊着一份《优惠政策草拟——天津空港经济区管委会给与云辰科技公司天津项目的扶持政策》，上面所列的条件颇为诱惑，比如至少能得到1000万人民币的一次性资金支持、办公场地租赁费用三年免费；公司所得税、营业税、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都能或减免或退还；当地还能为总部设在天津滨海的企业员工提供优惠购房、解决户籍入托上学等问题。 这些都可以解决丁秀洪的当下问题：如果去天津办公，丁秀洪的公司不仅可以有独栋的办公楼，还能为员工解决宿舍甚至买房问题。同样是异乡人，丁秀洪也需要考虑每个员工在北京面临的许多现实问题。 但丁秀洪依然下不了决心。他说，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科技、教育中心，“可以说要什么资源，就有什么资源；这里高校多，人才多；况且创新创业的氛围非常好，机会也很多。”此前，丁秀洪曾在北京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对北京的创业环境多有抱怨，但还没有出现创业公司大量外流的现象。即便趣玩网将大部分员工从北京搬到了成都，但它在北京仍有分支机构，而且还都是非常核心的部门。 中国一份专注于创业群体的杂志《创业邦》曾经在2012年做过一个调查，寻找中国最佳创业城市，这个调查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名列前五名最适合创业的城市，苏州、天津、南京、无锡和武汉依次在后。这些城市的共同特点，是高等院校相对集中。 北上广对人才的独占性也在悄悄变化。猎头公司罗迈国际(RMG Selection)今年6月发布了《中国人才流动调查报告》(2012-2013 China Talent-flow Report)，这份报告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大约有70%的被调查对象考虑过如果工作机会足够好，将愿意到另一个城市工作生活，他们中的20%愿意去包括二三线城市在内的任何城市。罗迈国际这份报告的调查对象超过2000人，其中超过62%的调查对象目前在北京、上海两地。 天使投资人蔡文胜指出，北京依然是当下中国互联网创业氛围最好的城市，“资源也最多，也是风险投资基金最集中的一个地方。”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总监周新旺认为：“诸多的现实表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吸纳了中国最精华的资源，而这些资源恰恰是创业者必须去整合拥有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创业者受困于北京，但又需要北京。 丁秀洪之前在广州生活和工作了10多年，为什么选择来北京创业？他的考虑是广州虽然是中国的制造业中心，但不是文化传媒和科学技术的中心，对于他想树立的大可乐手机品牌的文化属性，没有助益。 丁秀洪团队中最初的大部分成员是从广州跟随他来到北京。这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互联网基因比较丰富，而传统手机产业的经验相对缺乏，因此他们在北京又招聘了一批前摩托罗拉员工。手机行业在中国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虽然移动互联网的到来使得智能手机的需求井喷，但随之而来的竞争也同样激烈。“所以对于我们这样的创业公司来说，快速反应就是关键。”丁秀洪解释说，沟通和融合是现在公司内部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希望所有员工能在一起工作，这样快速反应才能成为现实。 然而，随着创业团队的迅速扩张，这种及时沟通的诉求越来越无法满足。创业之初，丁秀洪把办公室放在了北京市朝阳区三元桥附近的一个写字楼内，租下了一间仅有100多平米的房间，这里是北京东部的一个交通枢纽。仅过了3个月，他就不得不在旁边的一个写字楼内租下了另一个办公室；3个月之后，他又不得不租下第三个办公室。“三间办公室，三地办公，沟通起来很不方便。” 于是丁秀洪有了整体换大办公室的想法。但跟着房产租赁公司考察了一圈北京写字楼租赁市场之后，他坐不住了。专门从事写字楼市场租赁研究的机构高力国际(Colliers International)的数据显示，2013年第一季度北京甲级写字楼的租金平均价格已经达到每平米327元/月，这比2012年初的每平米246元/月，上涨了接近33%。写字楼租价这种火箭般的上涨速度，是丁秀洪无力承担的；更何况即使他想租，也没有能这么足够大的办公室。 丁秀洪努力扭转这种不适感，他曾一度把目光瞄准了北京的市郊区。他去过亦庄——北京东南郊区的一个工业产业园区；去过大兴——北京正南郊区的一个新媒体产业园区。这两个地方都已经通了地铁，离北京核心区大约30公里；两地的地方政府都愿意拿出政策来支持他。 搬去郊区，还留在北京，看上去是一个折中的理想解决办法，然而也有一系列问题。尽管这些北京郊区政府可以解决办公室的问题，也可以解决政策支持的问题，有些问题却也是他们无法解决的，比如外地来京创业者如何获得北京户口，或者购买属于自己的房子等等实际问题。北京在这些问题上对外地人都有很严格的限制性规定的。 更何况，丁秀洪还要考虑员工流失问题。到北京郊区考察之后，丁秀洪却有种“这里不是北京”的感觉。“热闹的地方热闹，荒凉的地方荒凉。”丁秀洪心里也有各种疑问：搬到那里去，我们有多少员工会流失？去上班的路上要花多少时间？年轻人是否愿意去那看上去很寂寞的地方吗？他的副总裁董晓波也说，“如果全都去那里办公，招人可能是个问题。另外，合作伙伴如果都在城里，那我们其实成本也很高，因为要来回跑。” 这个时候，天津市滨海新区空港经济区管委会的招商人员找上了门。天津空港经济区位于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东北侧，距市区3公里，距港口30公里，距北京110公里。开车一个多小时即可到达，比起北京市内多数地区的上班时间而言，差不了多少。更诱人的是，滨海新区是中国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开发区，拥有相当优惠的政策支持。2006年下发的《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正式批准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全国综合配合改革试验区，在管理、土地、金融、财税等方面都享有先行先试的权力。过去几年中，滨海新区对私募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y)的支持性政策，曾使得大量的基金公司入驻天津。 天津给出的上述优惠条件，丁秀洪不是不动心。然而“逃离”北京之后，公司要面临另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我们现在三分之二的员工可能会走掉。”董晓波说，他们需要估算这可能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此前把总部搬离北京的趣玩网，其创始人周品坦称，在离开的第一个月公司业绩下跌了30%。 更让丁秀洪担心的，是全部搬到天津就意味着必须要离开“创业核心区”，他认为，“互联网公司还是应该呆在有创业氛围的地方，我们还不能离开这个圈子。”天津当地没有领军型的互联网企业，也没有互联网创业气氛。 另一个解决方案则是将大部分的团队迁到天津，但在北京仍旧留下一些核心团队，比如品牌、营销等，那就意味着公司依旧会面临两地管理的问题。“出差费用高企，不同区域员工薪水的差异可能造成团队不稳定，都是问题。”丁秀洪说。 走还是不走？丁秀洪一直在纠结，“如果有选择，我可以逃掉创业；选择了创业，我就逃不掉北上广。”迄今，他还没有做出决定，但是这件事情将会随着公司的扩大，而越来越变成一件亟待解决的紧迫性事情。在丁秀洪对“逃离”北京纠结不已的同时，江西省政府正在北京召开南昌高新区的招商引资活动，而浙江嘉兴、南京建邺区、广东肇庆市等各地产业园招商的优惠政策介绍资料，正躺在笔者的电子邮箱里。 雷中辉为北京起源资本合伙人、早期投资人。

媒体人范炜今日在新浪微博爆料，称之前在QQ空间发布辞职感言的原四川泸州一副镇长已被当地政府“维稳”，并发表了一篇有其签名的“郑重声明”：...

陕西省西安市下属四个区的人民法院星期五就去年九月十五号下午西安保钓游行中发生的涉及日系汽车被砸车主被重伤一案中的十二名嫌犯判处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其中打砸车辆并重伤受害人的河南青年蔡洋被判处十年的最高刑期。 发生在去年九月中旬的西安日系车被砸和司机被重伤一案的十二名嫌犯被一一被判刑, 主犯蔡洋被不仅判处十年的刑期, 而且还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大约26万元人民币.表面上看,罪犯似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正义得到了伸张.西安维权人士马晓明表示,有人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日本有怨愤, 但不能以暴力的方式宣泄。 “正因为是怨愤, 我们应该很理智地对待. 这里可以表现出中国人的素质问题.你反对日本政府或某国政府在某件事情上的政治态度, 怎么反对, 怎么表达, 打、砸、烧这些行为都是不可取的”。 马晓明进而表示， 购买和驾驶日本车没有错； 如果是因为钓鱼岛争端就“抵制日货”，我们在科技文化以及经济利益都引进了许多外国的东西， 难道中国与某国一有争端，我们就砸毁或烧毁从他们那里购买的设备、机器等东西吗？ 不过，深圳杂文家朱建国表示，虽然十二名被判刑的人应该为他们的暴力行为付出代价，受到惩处，但他们同时又是在政府的怂恿的受害者： “从当时的钓鱼岛局势看，官方也是故意地纵民。 你看， 民间其它的什么游行申请都不会批，政府却偏偏把反日马上批准了。与历史事件相比，中国官方对民间的利用就像当年的慈禧利用义和团一样。 最终义和团闹下大事， 慈禧最终又把义和团的首领杀掉， 以谢洋人。由此看来，今天这12个人被判刑也有些冤枉。虽然他们不理性做了错事， 但是根源还是官方故意怂民闹事，在中国国内营造反日情绪， 向日本施压”。 星期五记者在网上看到一位网友针对西安一案评论说，被判刑的12个人是“没脑子的匹夫， 被人当枪使了”。朱先生以上的话具体诠释了这位网友的网帖评论。美联社星期五发自北京的一则消息说，西安因为钓鱼岛问题引发的反日活动中被砸毁的汽车只是日本品牌，其实几乎都是由中国政府拥有的合资企业中的工人制造的。 马晓明表示，如果政府在征地和拆迁等问题上的暴力行为不停止，类似西安的日系汽车被砸人员被伤的暴力事件将来还会发生： “西安砸车伤人事件的嫌犯似乎受到法律的制裁， 但是政府指使的暴力事件涉案人没有受到法律制裁的话，试想那将会对整个社会和国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什么样的作用？”。 当去年九月中旬西安日本汽车被砸，车主被伤一案刚刚发生时，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曾评论说，那是披着“爱国”外衣的犯罪。有些国内媒体披露干脆将事件中的打砸抢者讽刺地称为“爱国贼”。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建议广电总局出文把看过北斗神拳啊希曼啊EVA啊圣斗士啊特种部队啊之类东洋西洋毒草动画的70后80后统统坑杀了… ———— 相关日志 2013/06/30 — 孙旭培：中国错过了新闻法出台的最佳时机 2013/06/27 — 博讯：刘云山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2013/06/27 — BBC:新疆暴力事件 中国政府对内封锁消息 2013/06/19 — 高登的黃昏 2013/06/19 — 警惕中国的“棱镜门” 2013/06/18 — 媒体札记：“棱镜”的反射 2013/06/15 — 《纽约时报》美中两国的网络活动可否相提并论 2013/06/14 — 编程随想:中美政府信息监控的差异——”棱镜门”丑闻随想 2013/06/13 — 自由亚洲:美国“棱镜”项目引发舆论对中国网络监控热议 2013/06/13 — 环球时报:棱镜门，美国欠全球网民一个解释

中国当局加紧对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控制，据中国官媒报道，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过去20天里总共关闭了107个“非法网站”。...

棱镜(Prism)，正式名称是US-984XN计划。它不仅使全球舆论为之哗然，更重要的是，技术的发展使得政府这个“老大哥”无所不在，它对人们的监视也变得更为便利。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他的小说《1984》中曾写道：老大哥在看着你。 今年6月初，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简称NSA）和联邦调查局(FBI)有一项代号为“棱镜”的秘密项目。据美国国防承包商Booz Allen Hamilton雇员爱德华·斯诺登爆料，自2007年起，NSA与FBI就长期通过九大美国科技公司的服务器，秘密收集与分析民众的信息电邮、即时消息、视频、照片、存储数据、语音聊天、文件传输、视频会议、登陆时间、社交网络资料这10项内容。斯诺登的新闻登上了全世界媒体的头版头条。 在棱镜计划遭曝光后的第二天，美国总统奥巴马作出回应，公开承认该计划。但他也指出，首先这得到了国会批准，是在外国情报监视法庭（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简称FISA）的授权下进行的，旨在反恐和保障美国人安全；其次这项计划只是形成了“对隐私的轻度侵犯”。 据新华社报道，由于棱镜计划的曝光，奥威尔的《1984》销量猛增，甚至登上了亚马逊的畅销书排行榜。公民隐私组织对此给予了强烈谴责。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安东尼·罗梅罗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指出，无论多少政府部门支持这一项目，它都侵犯了基本的个人自由权利。 政府是否应该监控民众信息？这并非这篇文章试图去解答的问题，我也无意去讨论监控方法，我只是想说，政府加强监控是种“必然”，而技术的进步则提供了可操作性。今年6月份，维基解密主编阿桑奇(Julian Assange)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 《警惕信息技术成为独裁体制工具》 (The Banality of “Don’t Be Evil”)一文中说道：起初，谷歌只是独立的加州研究生文化的体现——这是一种体面、人道及嬉戏的文化——但随着它进入这个巨大、丑陋的世界，谷歌便开始自动投入传统的华盛顿权力部门，从国务院到国家安全局。阿桑奇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预示着大多数人隐私的死亡，并将世界转向威权主义。 在媒体的喧嚣和知识分子的呐喊之后，这一趋势恐怕不会改变。完善的司法和独立的新闻媒体可能阻碍这一趋势的快速演进，新闻媒体通过披露这种状况引发公众关注（水门事件就是经典一例），再由司法力量介入裁定政府行为非法。然而这也仅仅只能稍稍阻挡下这一趋势，技术进步为政府提供了其他的便利、可行的“可操作路径“。棱镜可能会被废止，但棱镜2.0会飞快地被部署。 回想在通过邮局寄送邮件时代，除了一些特别需要关照的人士，政府很难大规模监控人们的邮件往来——私人邮件不得拆阅不仅是道德伦理上的要求，也缺乏可操作性，一旦邮件被收件人收到，便不太可能被政府查阅到。但电子邮件时代则不同，一方面邮件会有一定的备份，另外一方面很多人习惯使用登陆网页收发电子邮件——即在服务器上保存邮件而不是下载到本地。这使得事后查阅极其方便。私人通讯不受干涉已经成了纯粹的道德意义上的一句空话：没有什么是不能够被查阅的。 美国人一向很担忧政府借用技术来窥探民众的行为。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莱斯格在他的《思想的未来》(The Future of Ideas)与《代码》(Code)两本书中都显示出了这种担忧，即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政府对民众的窥探会更容易，也将更深入。 西方文明信奉：我的家中，风能进，雨能进，但国王不能进。然而在互联网时代，一段监控程序代表国王悄悄进入个人电脑搜寻一番后又悄悄撤离，在不被感知的情况下，“国王”已经在你“家”中肆无忌惮地晃悠了一圈。随着技术发展的深入，莱斯格的担心将更上一层楼，由于大数据、云计算的出现，“国王”访问科技公司服务器就可以窥见所有隐私。《代码》成书于1999年，《思想的未来》则在2001年出版，彼时人们大部分情况下将数据存放于本地电脑。 除亚马逊与Twitter外，棱镜计划囊括了当下所有的重量级科技公司，这足以使得人们不寒而栗。《华盛顿邮报》曝光的政府机密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直接进入微软、谷歌、苹果、Facebook、雅虎等9家公司的中心服务器。谷歌是全球头号搜索引擎；微软，虽然在近来的竞争中暂处下风，但谁都无法质疑它在PC上的绝对优势地位；苹果则是市值高达4000多亿美元的偶像级公司，它的iPhone与iPad所受之欢迎，路人皆知；Facebook则是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已经成为谷歌的劲敌。而Verizon与Skype、Paltalk皆与人们的通讯有关，前者是美国最大的运营商，Skype则拥有全球最大的IM（instant message，即时通讯）用户数量，Paltalk号称是全球最大的声像聊天社区。至于雅虎、AOL（American Online，美国在线）这两家老一代网络贵族，它们今天依然有数量庞大的用户。 理论上，美国政府可以监控全世界，不仅因为这些科技公司的运作范围早就跨出了美国、成为全球运营公司；更因为使用这些技术公司服务的用户数据并不总是存储在用户所在的国家，例如Facebook的隐私条款就表示，所有用户数据都“被转送和存储在美国”。斯诺登此前更是通过香港《南华早报》表示，美国情报部门早在2009年就开始监控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电脑系统。 事后，这些科技巨头都强烈否认参与棱镜计划。Facebook表示：我们不向任何政府机构提供对服务器的直接访问。谷歌则表示，并没有为政府访问用户私人数据设置后门。苹果也声称从未听说过“棱镜”项目。 但这些公司也表示，它们受到政府要求，提供相关的数据。6月14日，Facebook称，政府以国家安全名义要求其提供用户数据；苹果也在此后的声明中指出，在2012年12月到2013年5月期间，该公司收到来自美国联邦、州和地方当局以刑事和国家安全事务为由提出的要求，共计4000-5000次数据要求，涉及9000到1万个账号或设备。雅虎和谷歌也都曾配合过各国政府：雅虎香港曾向中国政府交出了2004年3月至2004年4月的电子邮件内容、IP地址协助政府破案，导致国内媒体《当代商报》记者师涛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罪名是向国外网站发布“国家顶级政府信息”；而谷歌则配合过印度政府。2007年，22岁的印度人Rahul Krishnakumar Vaid在谷歌旗下社区Orkut咒骂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Sonia Gandhi)女士。印度警方要求谷歌交出该人的互联网地址，谷歌不仅照办，还交出了他的邮箱。这位IT从业者被印度警方抓获。 一般民众对“被看”这件事其实并不那么在意。《华盛顿邮报》与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6月9日、10日对超过1000名成人的调查显示，对于棱镜计划，56%的美国人认可国家安全局为发现恐怖行为而秘密监控民众电话记录，41%的受访者反对。民众并无意于反抗这种“观看”。托马斯·弗里德曼在近期为《纽约时报》撰写的 专栏 中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比起侵犯隐私，我更担心“9·11”重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在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解释说，“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一直引以为傲的对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坚持，让位于反恐需要。 这又导致整个数字世界成为美国公共知识分子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笔下“王者机器”的典型案例，他曾指出金字塔只是法老彰显权威的一部分，建造金字塔的劳工们与金字塔一起才构成了法老王者的全部。在当今的技术世界，单个民众只是使用者，在使用云计算、大数据的过程中成了这些事物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为有力者权威的一部分。台湾作家李敖因此认为，现在造反已经相当困难了。在“政治机制、机械能量、批量生产、商业利润和操纵型公共性”的权力五边形之下，我们已经来到了人即程序、人即设备的黑客帝国。 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创建人波斯曼(Neil Postman)早就在他的《技术垄断》(Technopoly: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一书中说过，由于技术的演进要以人类让渡隐私而前提，而为了享受更好的技术人们也会乐于让渡部分因素，未来的人类社会不太可能出现《1984》所描绘的那种情景，人们不会因为被老大哥时时刻刻监控而奋起反抗；而更可能走向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所描述的那样：老大哥以一种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形式存在。 魏武挥为上海交大媒体与设计学院讲师。

在7月5日乌鲁木齐骚乱4周年之际，新疆实施了自2009年以来最严格的安保措施，中国官媒并发表社论，呼吁民众”坚决反恐”。...

7月5日，党报人民日报及北京日报均刊登评论埃及局势演变的文章，其中，人民日报的文章标题为《政治变革不能随大流更不能瞎折腾》，北京日报则为《西方“万应灵丹”治不了埃及的病》，两篇文章均强调埃及民主化进程...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本周的报道，中国政府正在调查那些为中国消费者生产婴幼儿奶粉的外国公司，以期查明可能存在的操纵价格行为。 此次调查的目标包括瑞士雀巢(Nestlé)、法国达能(Danone)、美国美赞臣(Mead Johnson Nutrition)等一些规模最大的外国生产商。周二，达能的一名代表在一封邮件中表示，达能正在配合调查，其他公司的代表也已向各个新闻机构承认，公司正在接受调查。 中国国家新闻机构新华社周二报道称，外国公司正在接受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调查，该机构的职责是帮助制定并执行经济政策。新华社称，外国公司“据信操纵并抬高了中国市场中婴幼儿配方奶粉的价格”。 报道称，这些公司涉嫌报复那些拒绝提价的中国销售商。新华社报道称，报复行为包括罚款、停止供货及扣除返利。 在中国内地，进口婴儿奶粉的售价远高于国产配方奶粉，还可能会比同一品牌在西方国家的售价高一倍多。到香港或国外旅游的中国人经常会购买奶粉。这种情况导致香港政府对游客可以带走的奶粉的数量加以限制。外国的一些商店则实行了限额销售的政策。 2008年，中国爆发丑闻，掺有有毒化学物质三聚氰胺的国产配方奶粉致使至少六名婴儿死亡，30万名儿童患病。之后，进口奶粉在中国广受欢迎。实际上，中国所有的主要奶粉制造商都被发现有产品掺假的行为。 中国共产党党报《人民日报》在周三的评论文章中说，自从2008年以来，一些外国奶粉公司把他们在中国市场的价格提高了30%左右。评论称，外国奶粉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已超过60%，而2008年之前仅为30%。 据《京华时报》周三报道，大约有12家公司正在接受调查，其中还包括一些中国公司。该报援引一名国家发改委工作人员的话说，“目的之一是把价格降下来”。 自2008年8月实施反垄断法以来，中国政府机构一直在大张旗鼓地对外国公司提起反垄断诉讼。著名案例之一就是2009年拒绝可口可乐(Coca-Cola)收购中国汇源果汁集团一事。当时，中国商务部发表声明称，如果收购完成，可口可乐就会获得“国内市场的统治地位”。 今年1月，中国监管机构对韩国公司LG和三星(Samsung)和四家台湾公司课以罚金，因为这些公司操纵了出售给中国制造商的平板屏幕的价格。相关部门责令这些公司向中国客户支付相当于2700万美元（约合1.66亿元人民币）的损害赔偿，此外还得缴纳总额为2280万美元的罚款。 一些外国企业主提出了质疑，中国机构是否是在利用反垄断法来保护中国公司免受外来竞争的伤害。 《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称，中国公司应该利用此次调查，专心生产“优质低价的产品”。 文章说，“实际上，国产奶企通过提高国产商品质量，重塑消费者信心，进而取代进口商品，甚至走出国门打败同行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黄安伟 (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David Barboza自上海对本文有报道贡献、Shi Da自北京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许欣、陈柳